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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國已經在該地區掀起了一場電信革命。他們大量鋪設、安置固定電話電纜和數據發送器，從而帶來了全世界最快的下載速度。這些工程大多由華為和中興等通信公司完成，它們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關係密切。工程能夠得到國家開發銀行提供的軟貸款，有時也會以政府間援助的形式進行。這些工程使得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有能力建造一些高精尖的設備——為了地區穩定以及最重要的礦產資源，中國致力於與這些國家構建長遠的未來。對這些通信公司的擔心促使美國國會召開聽證會，並得出結論：由於它們深受中國“政府的影響從而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因此華為和中興是“不可信的”。荒謬的是，美國國家安全局隨後還發起了一項名為“狙擊巨人”（Operation Shotgiant）的行動，秘密潛入並攻擊了華為的伺服器。
中國正在建設一張全新的、遍布世界的網絡，這自然會讓西方對中國的偏見越來越深。直至20世紀中葉，從南安普頓、倫敦或利物浦啟航的船隻，仍可以在不離開大不列顛領土的情況下前往世界的另一頭：經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地中海，經塞得港來到馬爾他，然而從那裡前往亞丁、孟買和科倫坡，在馬來半島稍作停留，最終抵達香港。今天，中國人也能夠做到類似的事情：2004至2009年間，中國對加勒比海地區的投資增長了4倍多；在太平洋地區，公路、體育館和宏偉的政府大樓，在中國的援助、軟貸款或是直接投資的幫助下拔地而起；在非洲同樣可以見到中國人活躍的身影，他們修建了一系列的據點，以便在業已展開的一系列新的“大博弈”中搶得先機，為中國在能源、礦產、糧食和政治影響力等競爭中布下重要棋子。
西方國家也處在十字路口上——如果它們的時代還沒結束的話。在2012年美國國防部工作回顧會議的開場白中，總統歐巴馬的第一句話就直截了當地指出他對未來的看法：“我國正處於過渡期。世界在我們眼前改變……”總統接著說道，有些事情“需要我們的領導。（因此）美利堅合眾國將保持最強大的軍力，以維護世界人民的自由和安全”。事實上，正像該回顧報告所表明的，美國的政策將再次被重新定位。報告闡述道：“我們迫切需要針對亞太地區作出調整”。儘管未來十年的國防開支被削減了5000億美元並且還可能會進一步減少，歐巴馬總統仍然竭力強調“我們不會放棄這一重要地區（亞太）”。該報告或許可以被無情地理解為：100年來，美國一直十分重視其與西歐國家之間的特殊關係，但現在是時候看看別的地方了。
英國國防部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英國承認世界正處於混亂和過渡期。該報告的作者以一種英國官員特有的輕描淡寫的態度說道：2040年之前“都是轉型期”。該報告聲稱，未來數十年要面對的挑戰包括：“氣候變化、人口的快速增長、資源短缺、意識形態復甦，以及權力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
隨著這一世界中心地區的發展初具規模，一些旨在規範本地區各種關係的機構和組織也紛紛成立。其中就包括以促進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與中國之間政治、經濟和軍事合作為目標的上海合作組織（SCO）。儘管有些人指責該組織是“侵犯人權的工具”，強調該組織成員不尊重《聯合國反酷刑公約》，公然踐踏少數民族權益；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隨著白俄羅斯和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作為觀察員國參加該組織會議，這種情況必然會發生。但不可否認，上合組織的影響力正日益增加，並有可能超越歐盟的地位。土耳其就哭著喊著要求成為該組織的正式成員，同時遠離歐洲。正如該國總理在2013年的一次電視訪談中所說的那樣，土耳其有可能放棄加入歐盟，而將目光投向東方。他認為上海合作組織“更出色、更強大，而且我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
不過，我們不能單純地從字面意義上來看待土耳其總理的這番表態，畢竟這塊土地上的各個國家從古至今都一直奉行著兩面策略，以便在利益衝突中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好處。然而，當說到正在形成的世界新秩序時，華盛頓、北京和莫斯科等地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這可不是巧合。美國國務卿在2011年時說道，是時候讓我們把目光放在新絲綢之路上了，它將帶來該地區的整體繁榮。
這同樣也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目標。2013年秋，訪問中亞國家的他在阿斯塔納發言時說道：兩千多年來，生活在這片連接著東西方的土地上的人們，不論其種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可以合作共存、共同發展。他接著指出：“中國高度重視發展同中亞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將其視為外交優先方向。”現在正是加強經濟聯繫、道路聯通、貿易暢通和貨幣流通的良機，同時也是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大好時機——換句話說，即打造一條新的絲綢之路。
我們周圍的世界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當我們進入到一個西方的統治地位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各方面都遇到壓力的時代，對未來的不確定的確會令人不安。“阿拉伯之春”曾向人們許諾自由和民主，但最終證明那只不過是一縷虛幻的曙光，反而帶來了該地區的偏見、痛苦和恐慌：“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及其支持者要控制這片地域的所有領土、所有石油以及所有受害者的思想觀念。幾乎所有人都相信，突發性危機一定會出現，尤其是當國際原油價格的急劇下跌給伊朗、阿拉伯半島和中亞各國帶來重創之後。這些國家幾代人都靠著石油和天然氣過著富裕的生活，如今卻苦苦掙扎於財政預算，不得不過起節衣縮食的生活。面對經濟緊縮和政局動盪的雙重壓力，人們很難輕鬆快速地找到一個解決方案。
中國正在建設一張全新的、遍布世界的網絡，這自然會讓西方對中國的偏見越來越深。直至20世紀中葉，從南安普頓、倫敦或利物浦啟航的船隻，仍可以在不離開大不列顛領土的情況下前往世界的另一頭：經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地中海，經塞得港來到馬爾他，然而從那裡前往亞丁、孟買和科倫坡，在馬來半島稍作停留，最終抵達香港。今天，中國人也能夠做到類似的事情：2004至2009年間，中國對加勒比海地區的投資增長了4倍多；在太平洋地區，公路、體育館和宏偉的政府大樓，在中國的援助、軟貸款或是直接投資的幫助下拔地而起；在非洲同樣可以見到中國人活躍的身影，他們修建了一系列的據點，以便在業已展開的一系列新的“大博弈”中搶得先機，為中國在能源、礦產、糧食和政治影響力等競爭中布下重要棋子。
西方國家也處在十字路口上——如果它們的時代還沒結束的話。在2012年美國國防部工作回顧會議的開場白中，總統歐巴馬的第一句話就直截了當地指出他對未來的看法：“我國正處於過渡期。世界在我們眼前改變……”總統接著說道，有些事情“需要我們的領導。（因此）美利堅合眾國將保持最強大的軍力，以維護世界人民的自由和安全”。事實上，正像該回顧報告所表明的，美國的政策將再次被重新定位。報告闡述道：“我們迫切需要針對亞太地區作出調整”。儘管未來十年的國防開支被削減了5000億美元並且還可能會進一步減少，歐巴馬總統仍然竭力強調“我們不會放棄這一重要地區（亞太）”。該報告或許可以被無情地理解為：100年來，美國一直十分重視其與西歐國家之間的特殊關係，但現在是時候看看別的地方了。
英國國防部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英國承認世界正處於混亂和過渡期。該報告的作者以一種英國官員特有的輕描淡寫的態度說道：2040年之前“都是轉型期”。該報告聲稱，未來數十年要面對的挑戰包括：“氣候變化、人口的快速增長、資源短缺、意識形態復甦，以及權力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
隨著這一世界中心地區的發展初具規模，一些旨在規範本地區各種關係的機構和組織也紛紛成立。其中就包括以促進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與中國之間政治、經濟和軍事合作為目標的上海合作組織（SCO）。儘管有些人指責該組織是“侵犯人權的工具”，強調該組織成員不尊重《聯合國反酷刑公約》，公然踐踏少數民族權益；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隨著白俄羅斯和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作為觀察員國參加該組織會議，這種情況必然會發生。但不可否認，上合組織的影響力正日益增加，並有可能超越歐盟的地位。土耳其就哭著喊著要求成為該組織的正式成員，同時遠離歐洲。正如該國總理在2013年的一次電視訪談中所說的那樣，土耳其有可能放棄加入歐盟，而將目光投向東方。他認為上海合作組織“更出色、更強大，而且我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
不過，我們不能單純地從字面意義上來看待土耳其總理的這番表態，畢竟這塊土地上的各個國家從古至今都一直奉行著兩面策略，以便在利益衝突中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好處。然而，當說到正在形成的世界新秩序時，華盛頓、北京和莫斯科等地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這可不是巧合。美國國務卿在2011年時說道，是時候讓我們把目光放在新絲綢之路上了，它將帶來該地區的整體繁榮。
這同樣也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目標。2013年秋，訪問中亞國家的他在阿斯塔納發言時說道：兩千多年來，生活在這片連接著東西方的土地上的人們，不論其種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可以合作共存、共同發展。他接著指出：“中國高度重視發展同中亞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將其視為外交優先方向。”現在正是加強經濟聯繫、道路聯通、貿易暢通和貨幣流通的良機，同時也是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大好時機——換句話說，即打造一條新的絲綢之路。
我們周圍的世界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當我們進入到一個西方的統治地位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各方面都遇到壓力的時代，對未來的不確定的確會令人不安。“阿拉伯之春”曾向人們許諾自由和民主，但最終證明那只不過是一縷虛幻的曙光，反而帶來了該地區的偏見、痛苦和恐慌：“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及其支持者要控制這片地域的所有領土、所有石油以及所有受害者的思想觀念。幾乎所有人都相信，突發性危機一定會出現，尤其是當國際原油價格的急劇下跌給伊朗、阿拉伯半島和中亞各國帶來重創之後。這些國家幾代人都靠著石油和天然氣過著富裕的生活，如今卻苦苦掙扎於財政預算，不得不過起節衣縮食的生活。面對經濟緊縮和政局動盪的雙重壓力，人們很難輕鬆快速地找到一個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