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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美國在不遺餘力地搜尋本・拉登、摧毀“基地”組織，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事。華盛頓的注意力很快就轉向更大的目標：徹底控制中亞地區。權威人士強調，必須全面改造這片土地上的國家，這樣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和安全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在與魔鬼擲骰子。數十年來，亞洲的心臟地區一直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亞洲心臟地區已經和美國的國家安全密切相關。處於東西方之間的地理位置使亞洲在超級大國的競爭中占據了重要的戰略意義，同時這裡的自然資源——首先是石油和天然氣——也使得海灣地區及其周邊國家的任何舉動都影響著美國的國家安全。
九一一事件爆發三周之後的2001年9月30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向總統提出了他的戰略構想，主要是關於在未來的戰爭中，美國能夠和應該去爭取哪些利益。“一些針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空中打擊已計劃妥當”，這標誌著戰爭的打響，必須“說服或迫使一些國家停止對恐怖主義的支持”。然而他接下來的表述則流露出令人震驚的野心：“如果戰爭不能明顯改變世界的政治格局，美國就沒有達成目的。”這意味著，“（美國政府）想要實現目標，就必須在阿富汗及另一個（或兩個）關鍵國家建立新政權”。這兩個關鍵國家不需要他專門指出，很明顯就是伊朗和伊拉克。
可以看出，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改變了美國應對世界的戰略方式。美國的未來取決於它在亞洲屋脊的地位。布希總統在2002年1月特別強調了這種觀點。此時，針對塔利班的“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已經進行了數周，密集的空襲和大量部署的地面部隊將塔利班趕出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包括喀布爾。儘管本・拉登仍然在逃，但布希總統在其國情咨文中已經開始闡述美國為何要將目光放在更高的目標上面：很多對美國抱有敵意的國家“在九一一之後變得相當老實，但是我們了解它們的本性”，比較無賴的朝鮮就是其中之一；但美國真正需要關注的是來自伊朗和伊拉克的威脅，這兩個國家連同朝鮮，一起“構成了邪惡軸心，並且威脅著全世界的安全”；清除該邪惡軸心至關重要，“我們的反恐戰爭開局不錯，但這僅僅還只是個開始”。
美國及其盟國的首要目標是取得控制權，廢除該地區現存的動盪、危險的政權。因此他們只需克服眼下的困難，暫不考慮接下來可能或應該會發生什麼。解決短期危機遠比長遠設想更為重要。這一點在2001年9月針對阿富汗制訂的計劃中就體現得十分明顯。“美國政府不應該為塔利班之後的事情操心”，空戰開始後的一份文件這樣宣稱。擊敗“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是關鍵所在，至於之後會發生什麼，可以留到以後再考慮。
伊拉克戰爭是美國短視行動的典型案例。當時，推翻薩達姆政權是重中之重，美國根本不考慮日後伊拉克將會怎樣。布希政府執政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要清除薩達姆，新上任的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在布希就職典禮後不到72小時就明確提出要“更替伊拉克的政權”——當時離九一一襲擊事件爆發還有幾個月。恐怖襲擊發生後，美國的注意力幾乎立即轉移到了薩達姆・海珊身上。當美軍牢牢控制了阿富汗之後，國防部開始全力部署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動。正如拉姆斯菲爾德與中央司令部司令湯米・弗蘭克斯（Tommy Franks）將軍的會議記錄所表明的，現在的問題很簡單：“什麼時候動手？”
美國設想了三種可能，每種可能都能讓它有足夠的理由採取軍事行動：薩達姆可能會“向北部的庫德人採取行動”，2001年11月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這樣懷疑；或是證明薩達姆“與九一一襲擊或炭疽襲擊（2001年9月，含有炭疽桿菌的信件被寄給數個新聞媒體機構以及兩名美國參議員）有關”；或者調查指控伊拉克“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似乎是條行得通的理由，正如底下的一條批示所說的：“現在可以想想怎樣進行殺傷性武器調查。”
2002年全年一直到2003年初，隨著生化武器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調查進入關鍵階段，伊拉克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美國當然不肯罷休。一份報告指出，由於缺少巴格達與九一一事件有關的確鑿證據，只有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可能支持開戰，而且他要為此付出“相當大的政治代價”。而另外一份報告則強調了如下事實：“許多，甚至是大多數與美國結盟或親近的國家（特別是在歐洲）對在伊拉克全面開戰頗有顧慮。”由於估計到聯合國不會明確授權採取行動，美國開始為發動全面戰爭尋找合法外衣。
關鍵在於要確認伊拉克不僅計劃生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且正在偷偷摸摸這麼做著，同時還給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工作設置障礙。某些時候，這給核查人員本身也造成了麻煩，他們不得不誇大事實、尋求妥協，否則就會有危險。例如，2002年春，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總幹事、巴西人何塞・布斯塔尼（José Bustani）在一次特別的閉門會議後遭到罷免，這是重要國際組織的負責人首次被強制解除職務。美國極盡所能地捕風捉影，決意將針對伊拉克和薩達姆的指控做到滴水不漏。2003年2月5日，科林・鮑威爾在聯合國會議上說道：“我今天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有確鑿的證據支撐。沒有一句是推斷。我們給出的都是基於可靠情報的事實和結論。”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在與魔鬼擲骰子。數十年來，亞洲的心臟地區一直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亞洲心臟地區已經和美國的國家安全密切相關。處於東西方之間的地理位置使亞洲在超級大國的競爭中占據了重要的戰略意義，同時這裡的自然資源——首先是石油和天然氣——也使得海灣地區及其周邊國家的任何舉動都影響著美國的國家安全。
九一一事件爆發三周之後的2001年9月30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向總統提出了他的戰略構想，主要是關於在未來的戰爭中，美國能夠和應該去爭取哪些利益。“一些針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空中打擊已計劃妥當”，這標誌著戰爭的打響，必須“說服或迫使一些國家停止對恐怖主義的支持”。然而他接下來的表述則流露出令人震驚的野心：“如果戰爭不能明顯改變世界的政治格局，美國就沒有達成目的。”這意味著，“（美國政府）想要實現目標，就必須在阿富汗及另一個（或兩個）關鍵國家建立新政權”。這兩個關鍵國家不需要他專門指出，很明顯就是伊朗和伊拉克。
可以看出，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改變了美國應對世界的戰略方式。美國的未來取決於它在亞洲屋脊的地位。布希總統在2002年1月特別強調了這種觀點。此時，針對塔利班的“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已經進行了數周，密集的空襲和大量部署的地面部隊將塔利班趕出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包括喀布爾。儘管本・拉登仍然在逃，但布希總統在其國情咨文中已經開始闡述美國為何要將目光放在更高的目標上面：很多對美國抱有敵意的國家“在九一一之後變得相當老實，但是我們了解它們的本性”，比較無賴的朝鮮就是其中之一；但美國真正需要關注的是來自伊朗和伊拉克的威脅，這兩個國家連同朝鮮，一起“構成了邪惡軸心，並且威脅著全世界的安全”；清除該邪惡軸心至關重要，“我們的反恐戰爭開局不錯，但這僅僅還只是個開始”。
美國及其盟國的首要目標是取得控制權，廢除該地區現存的動盪、危險的政權。因此他們只需克服眼下的困難，暫不考慮接下來可能或應該會發生什麼。解決短期危機遠比長遠設想更為重要。這一點在2001年9月針對阿富汗制訂的計劃中就體現得十分明顯。“美國政府不應該為塔利班之後的事情操心”，空戰開始後的一份文件這樣宣稱。擊敗“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是關鍵所在，至於之後會發生什麼，可以留到以後再考慮。
伊拉克戰爭是美國短視行動的典型案例。當時，推翻薩達姆政權是重中之重，美國根本不考慮日後伊拉克將會怎樣。布希政府執政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要清除薩達姆，新上任的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在布希就職典禮後不到72小時就明確提出要“更替伊拉克的政權”——當時離九一一襲擊事件爆發還有幾個月。恐怖襲擊發生後，美國的注意力幾乎立即轉移到了薩達姆・海珊身上。當美軍牢牢控制了阿富汗之後，國防部開始全力部署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動。正如拉姆斯菲爾德與中央司令部司令湯米・弗蘭克斯（Tommy Franks）將軍的會議記錄所表明的，現在的問題很簡單：“什麼時候動手？”
美國設想了三種可能，每種可能都能讓它有足夠的理由採取軍事行動：薩達姆可能會“向北部的庫德人採取行動”，2001年11月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這樣懷疑；或是證明薩達姆“與九一一襲擊或炭疽襲擊（2001年9月，含有炭疽桿菌的信件被寄給數個新聞媒體機構以及兩名美國參議員）有關”；或者調查指控伊拉克“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似乎是條行得通的理由，正如底下的一條批示所說的：“現在可以想想怎樣進行殺傷性武器調查。”
2002年全年一直到2003年初，隨著生化武器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調查進入關鍵階段，伊拉克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美國當然不肯罷休。一份報告指出，由於缺少巴格達與九一一事件有關的確鑿證據，只有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可能支持開戰，而且他要為此付出“相當大的政治代價”。而另外一份報告則強調了如下事實：“許多，甚至是大多數與美國結盟或親近的國家（特別是在歐洲）對在伊拉克全面開戰頗有顧慮。”由於估計到聯合國不會明確授權採取行動，美國開始為發動全面戰爭尋找合法外衣。
關鍵在於要確認伊拉克不僅計劃生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且正在偷偷摸摸這麼做著，同時還給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工作設置障礙。某些時候，這給核查人員本身也造成了麻煩，他們不得不誇大事實、尋求妥協，否則就會有危險。例如，2002年春，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總幹事、巴西人何塞・布斯塔尼（José Bustani）在一次特別的閉門會議後遭到罷免，這是重要國際組織的負責人首次被強制解除職務。美國極盡所能地捕風捉影，決意將針對伊拉克和薩達姆的指控做到滴水不漏。2003年2月5日，科林・鮑威爾在聯合國會議上說道：“我今天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有確鑿的證據支撐。沒有一句是推斷。我們給出的都是基於可靠情報的事實和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