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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僅僅在一周以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一份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找到伊拉克試圖恢復其20世紀90年代核武器計劃的證據。但這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核實。”2003年1月27日，聯合國監核會主席漢斯・布利克斯（Hans Blix）表示，儘管核查人員不時會面臨騷擾，但“到目前為止，伊拉克對核查人員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還是非常配合的”。
最終，美國沒有找到薩達姆・海珊與2001年“基地”組織襲擊直接有關的證據。事實上，2003年3月19日美軍在入侵巴格達後所發現的數百萬頁的文件中，幾乎沒有找到提及恐怖主義的字眼。相反，與伊拉克情報機構相關的文件顯示，伊拉克還曾經力勸巴勒斯坦解放陣線首腦阿布・阿巴斯（Abu Abbas）等人不要採取任何過激行為——該陣線曾在20世紀80年代策划過一系列令人震驚的襲擊行動。這些文件表明，伊拉克無論如何都不會對美國發動攻擊，除非美國入侵伊拉克。
同樣，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些在腦中構想出伊拉克擁有龐大而複雜的核武器計劃、從而威脅到地區和世界和平的人，也根本沒有事實依據。那些被科林・鮑威爾認為是生物武器設施、而且“藏在棕櫚樹叢里……每個月至少轉移一次以躲避探測”的拖車，後來被證明是氣象氣球，正如伊拉克當初所解釋的那樣。
美國不計一切代價地清除薩達姆，導致它在長遠規劃上出現了嚴重失誤。戰爭期間，各種文件和書籍描繪的都是解放伊拉克後的美好未來。一項重要的研究資料樂觀地指出，伊拉克的石油是一筆“驚人的財富”，它能“惠及該國的每一個公民”，無論他們屬於哪個民族、哪個宗教。人們幻想著財富將會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對未來充滿不切實際的期望。車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也是無處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一樣，它是一個相當富裕的國家。”2003年2月，白宮發言人阿里・弗萊舍（Ari Fleischer）在一次簡報會上說，“伊拉克人民有著巨大財富，他們（將輕而易舉地）承擔起重建國家的大部分重任。”在2003年3月，即美國入侵伊拉克8天後舉行的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聽證會上，施瓦茨科普夫將軍的副手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表達了幾乎完全相同的觀點。他堅信，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有充足財力去重建自身的國家，這一進程不會花費太長時間”。他輕鬆地預言，石油將在未來兩三年內為伊拉克帶來500億到1000億美元的收入。
除掉薩達姆將使伊拉克變成一塊流淌著牛奶和蜜糖的土地，這種觀點無疑是一廂情願。當軍隊進入阿富汗，政策制訂者曾嚴肅地指出，美國“不應與塔利班之後的阿富汗有任何軍事上的牽扯，因為美國將大力投入到全球範圍內的反恐鬥爭中”。在伊拉克也是如此：根據美國中央司令部的計劃，入侵伊拉克需要27萬名軍人，但是三年半之後只需一支不超過5000人的地面部隊。在放映幻燈片時，人們只想看自己願意看到的東西，所以這一規劃看上去很合理。換句話說，這些戰爭都是能夠速戰速決，並且能為整個亞洲中心地區建立全新平衡秩序的輕型戰爭。
然而，在這兩個地方，戰爭最終都變得漫長無期且耗資巨大。巴格達政府倒台後，內戰和大規模暴動席捲了伊拉克全國。同時，阿富汗對美國的干預也在做著堅定而多變的抵抗，正如在20世紀80年代他們反抗蘇聯人那樣，巴基斯坦也再次為這些不屈不撓的阿富汗戰士提供著關鍵的支持。數千名軍人付出了生命，超過15萬退伍老兵受到了七級以上程度的傷殘。軍事行動還造成了數十萬阿富汗平民傷亡。這些平民或者是因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交火地點，或者遭遇無人機和汽車炸彈的襲擊，而美國將這些都稱為“間接傷害”。
戰爭耗資的增長速度同樣讓人吃驚。據估算，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動的成本高達6萬億美元。如果將長期醫療護理和傷殘補償金也算進的話，相當於每個美國家庭要負擔75，000美元。這也意味著美國的政府債務在2001至2002年間上漲了大約20%。
甚至，連軍事干涉本身的效果都大大低於預期，而且還讓許多事情變得更糟。到了2011年，據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他在當年3月的白宮會議上認為前景暗淡）稱，歐巴馬總統幾乎已經準備放棄阿富汗了：“總統不信任他的司令彼得雷烏斯（Petraeus）將軍，不能忍受卡爾扎伊（Karzai，阿富汗總統），對他自己的戰略方針沒有信心，也不認為這是一場他自己的戰爭。他一心想的就是怎麼撤出來。”這一表述惹惱了卡爾扎伊總統（在很多人看來，是西方扶植了他、支持著他並且餵飽了他）。他告訴作家威廉・達爾林普爾（William Dalrymple），因為美國的政策，阿富汗人受到了巨大的傷害，美國人“不是在打擊恐怖主義，他們（恐怖分子）從未被消滅，美國人是在不斷地傷害著阿富汗和她的人民”。他說道：毫無疑問，“這是背叛”。
同時在伊拉克，人們只能看到人員的傷亡、高昂的代價和破滅的希望。在薩達姆・海珊倒台十年後，該國的民主狀況依然令人擔憂。在人權記錄、媒體自由、少數民族權益、腐敗行為和言論自由方面，現在的伊拉克並沒有比薩達姆時期表現得更好，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差。少數民族遭受著荒唐的暴力行徑，動盪和騷亂使得這個國家陷入了癱瘓，前途一片暗淡。
最終，美國沒有找到薩達姆・海珊與2001年“基地”組織襲擊直接有關的證據。事實上，2003年3月19日美軍在入侵巴格達後所發現的數百萬頁的文件中，幾乎沒有找到提及恐怖主義的字眼。相反，與伊拉克情報機構相關的文件顯示，伊拉克還曾經力勸巴勒斯坦解放陣線首腦阿布・阿巴斯（Abu Abbas）等人不要採取任何過激行為——該陣線曾在20世紀80年代策划過一系列令人震驚的襲擊行動。這些文件表明，伊拉克無論如何都不會對美國發動攻擊，除非美國入侵伊拉克。
同樣，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些在腦中構想出伊拉克擁有龐大而複雜的核武器計劃、從而威脅到地區和世界和平的人，也根本沒有事實依據。那些被科林・鮑威爾認為是生物武器設施、而且“藏在棕櫚樹叢里……每個月至少轉移一次以躲避探測”的拖車，後來被證明是氣象氣球，正如伊拉克當初所解釋的那樣。
美國不計一切代價地清除薩達姆，導致它在長遠規劃上出現了嚴重失誤。戰爭期間，各種文件和書籍描繪的都是解放伊拉克後的美好未來。一項重要的研究資料樂觀地指出，伊拉克的石油是一筆“驚人的財富”，它能“惠及該國的每一個公民”，無論他們屬於哪個民族、哪個宗教。人們幻想著財富將會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對未來充滿不切實際的期望。車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也是無處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一樣，它是一個相當富裕的國家。”2003年2月，白宮發言人阿里・弗萊舍（Ari Fleischer）在一次簡報會上說，“伊拉克人民有著巨大財富，他們（將輕而易舉地）承擔起重建國家的大部分重任。”在2003年3月，即美國入侵伊拉克8天後舉行的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聽證會上，施瓦茨科普夫將軍的副手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表達了幾乎完全相同的觀點。他堅信，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有充足財力去重建自身的國家，這一進程不會花費太長時間”。他輕鬆地預言，石油將在未來兩三年內為伊拉克帶來500億到1000億美元的收入。
除掉薩達姆將使伊拉克變成一塊流淌著牛奶和蜜糖的土地，這種觀點無疑是一廂情願。當軍隊進入阿富汗，政策制訂者曾嚴肅地指出，美國“不應與塔利班之後的阿富汗有任何軍事上的牽扯，因為美國將大力投入到全球範圍內的反恐鬥爭中”。在伊拉克也是如此：根據美國中央司令部的計劃，入侵伊拉克需要27萬名軍人，但是三年半之後只需一支不超過5000人的地面部隊。在放映幻燈片時，人們只想看自己願意看到的東西，所以這一規劃看上去很合理。換句話說，這些戰爭都是能夠速戰速決，並且能為整個亞洲中心地區建立全新平衡秩序的輕型戰爭。
然而，在這兩個地方，戰爭最終都變得漫長無期且耗資巨大。巴格達政府倒台後，內戰和大規模暴動席捲了伊拉克全國。同時，阿富汗對美國的干預也在做著堅定而多變的抵抗，正如在20世紀80年代他們反抗蘇聯人那樣，巴基斯坦也再次為這些不屈不撓的阿富汗戰士提供著關鍵的支持。數千名軍人付出了生命，超過15萬退伍老兵受到了七級以上程度的傷殘。軍事行動還造成了數十萬阿富汗平民傷亡。這些平民或者是因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交火地點，或者遭遇無人機和汽車炸彈的襲擊，而美國將這些都稱為“間接傷害”。
戰爭耗資的增長速度同樣讓人吃驚。據估算，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動的成本高達6萬億美元。如果將長期醫療護理和傷殘補償金也算進的話，相當於每個美國家庭要負擔75，000美元。這也意味著美國的政府債務在2001至2002年間上漲了大約20%。
甚至，連軍事干涉本身的效果都大大低於預期，而且還讓許多事情變得更糟。到了2011年，據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他在當年3月的白宮會議上認為前景暗淡）稱，歐巴馬總統幾乎已經準備放棄阿富汗了：“總統不信任他的司令彼得雷烏斯（Petraeus）將軍，不能忍受卡爾扎伊（Karzai，阿富汗總統），對他自己的戰略方針沒有信心，也不認為這是一場他自己的戰爭。他一心想的就是怎麼撤出來。”這一表述惹惱了卡爾扎伊總統（在很多人看來，是西方扶植了他、支持著他並且餵飽了他）。他告訴作家威廉・達爾林普爾（William Dalrymple），因為美國的政策，阿富汗人受到了巨大的傷害，美國人“不是在打擊恐怖主義，他們（恐怖分子）從未被消滅，美國人是在不斷地傷害著阿富汗和她的人民”。他說道：毫無疑問，“這是背叛”。
同時在伊拉克，人們只能看到人員的傷亡、高昂的代價和破滅的希望。在薩達姆・海珊倒台十年後，該國的民主狀況依然令人擔憂。在人權記錄、媒體自由、少數民族權益、腐敗行為和言論自由方面，現在的伊拉克並沒有比薩達姆時期表現得更好，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差。少數民族遭受著荒唐的暴力行徑，動盪和騷亂使得這個國家陷入了癱瘓，前途一片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