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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不是停火後針對伊拉克的唯一措施。達成停火協議後，北緯32度以北、北緯36度以南被劃出了多個禁飛區。在90年代，美國、法國和英國一共出動了20萬架次的武裝飛機進行巡視。這些禁飛區覆蓋了超過一半的伊拉克領土，名義上是為了保護北部的少數民族庫德人和南部的什葉派教眾。劃定禁飛區是盟軍的單方面行動，並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這顯示出西方勢力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意圖，只要條件允許，他們便會親自插手。
這一點在1998年再次得到了證明。柯林頓總統簽署了《伊拉克解放法》，表示美國官方“支持旨在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成立新政府的努力”。柯林頓還宣布，美國正在為“伊拉克民主派反對黨”籌集800萬美元的資金，明確表示要調和各種反對薩達姆的聲音，“使它們的行動更加有效、統一”。
為了得到它們想要的東西，美國及其盟國的動作並不僅限於伊拉克。比如，柯林頓總統就向伊朗領導層提議展開對話，以改善伊朗門醜聞及1988年伊朗客機被美軍艦文森斯號擊落事件後的美伊關係。儘管尚不明確伊朗會採取哪些全方位的報復行動，但是眾多證據表明，以美國為目標的系列恐怖襲擊已經展開，其中可能包括1988年12月泛美航空公司（Pan Am）103號航班的洛克比（Lockerbie）空難，以及1996年發生在沙烏地阿拉伯達蘭市（Dhahran）附近的美軍基地爆炸事件。
當美國調查表明後一起事件與伊朗有關之後，90年代末，柯林頓總統在一封由中間人轉交的信件中向伊朗總統塔哈米（Khatami）表示了抗議，要求伊朗為這19名士兵的死亡負責。伊朗的反應十分強硬，駁斥美國的指責是“錯誤的、無法令人接受的”。而且，伊朗強調，既然美國根本不打算指控並引渡那些容易確認的、要為10年前伊朗民用客機墜落事件負責的美國公民，美國又有什麼資格指責恐怖襲擊。不過，德黑蘭也為將來留了一些餘地。伊朗答覆道：（美國）總統可以放心，伊朗對美國人沒有惡意，“伊朗人民對偉大的美國人民不僅沒有敵意，而且是滿懷敬意的”。
同樣的策略也被用於阿富汗。1996年，通過中間人，美國與毛拉・奧馬爾（Mullah Omar）的塔利班政權建立了聯繫。初步接觸進行得十分順利。美國駐喀布爾大使在一份關於首次會談的機密報告中提到，一位塔利班的高層領導說：“塔利班很重視美國”，塔利班不會忘記在與蘇聯的聖戰中美國對塔利班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希望同美國搞好關係”。除此之外，一些當地的老朋友也表示會在今後為美國與塔利班的關係提供幫助，這讓雙方都對未來充滿期待。其中一位老朋友便是軍閥賈拉魯丁・哈卡尼，他自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一直是美國中情局的合作人。他對社會政策和婦女權利（相對而言）持有自由主義立場，在塔利班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然而，美國最擔心的還是阿富汗會成為激進分子和恐怖主義的溫床。自1996年塔利班控制喀布爾之後，鄰國愈發擔憂地區動亂、宗教激進主義的興起，以及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再次涉足該地區的可能。
這些擔憂在1996年與塔利班重要成員於坎大哈舉行的高級別會談上被提出。塔利班向美國官員保證，激進分子訓練營已經被關閉，並且會為核查人員創造核實條件。當然，美國情報人員最關心的還是奧薩馬・本・拉登。中情局認為，本・拉登與1992年索馬利亞美軍士兵被襲事件、1993年紐約世貿大樓爆炸事件有關，並參與“建立了位於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組織招募中心和窩點”。正如一位情報人員在報告中所說的，本・拉登是“全世界伊斯蘭極端主義活動最重要的贊助者之一”。不過，關於本・拉登情況，塔利班官員——包括毛拉・高斯（Mullah Ghous），阿富汗實際上的外交部長——的回答令人感到欣慰。
美國官員告訴阿富汗代表說：“我們希望塔利班能夠告訴我們他在哪兒，並保證他不會發動（恐怖）襲擊。”阿富汗官員回答道：本・拉登“是我們的客人和避難者”，而依照普什圖（Pashto）文化，我們有義務“尊重和款待客人”。他們接著說道：“塔利班不允許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土地進行恐怖活動。”本・拉登已經承諾，無論如何，他不會在阿富汗發動恐怖襲擊。後來，當塔利班懷疑他所住的賈拉拉巴德南部靠近托拉博拉（Tora Bora）的山洞，並讓他“搬出來住到正常的房子裡”時，本・拉登也表示了同意。
儘管這有一些安慰作用，但還不是美國人想要的。“這個人很危險。”美國官員向塔利班使節強調，“所有國家，即便是強大如美國，也需要朋友。阿富汗更需要朋友。”這是個警告：如果本・拉登今後捲入任何恐怖襲擊，後果會很嚴重。塔利班高層領導毛拉・拉巴尼（Mullah Rabbani）的答覆很明確，再次表達了之前的意思：“如果一個人尋求避難，那麼他就會得到庇護，這是這裡的規矩。但是如果有人要進行恐怖活動，那麼你可以把他們指出來。我們有自己的觀念，不會允許任何人進行這種骯髒的活動。”他的回答被全文發回華盛頓，並轉發給伊斯蘭瑪巴德、喀拉蚩、拉合爾和吉達的美國使館。
這一點在1998年再次得到了證明。柯林頓總統簽署了《伊拉克解放法》，表示美國官方“支持旨在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成立新政府的努力”。柯林頓還宣布，美國正在為“伊拉克民主派反對黨”籌集800萬美元的資金，明確表示要調和各種反對薩達姆的聲音，“使它們的行動更加有效、統一”。
為了得到它們想要的東西，美國及其盟國的動作並不僅限於伊拉克。比如，柯林頓總統就向伊朗領導層提議展開對話，以改善伊朗門醜聞及1988年伊朗客機被美軍艦文森斯號擊落事件後的美伊關係。儘管尚不明確伊朗會採取哪些全方位的報復行動，但是眾多證據表明，以美國為目標的系列恐怖襲擊已經展開，其中可能包括1988年12月泛美航空公司（Pan Am）103號航班的洛克比（Lockerbie）空難，以及1996年發生在沙烏地阿拉伯達蘭市（Dhahran）附近的美軍基地爆炸事件。
當美國調查表明後一起事件與伊朗有關之後，90年代末，柯林頓總統在一封由中間人轉交的信件中向伊朗總統塔哈米（Khatami）表示了抗議，要求伊朗為這19名士兵的死亡負責。伊朗的反應十分強硬，駁斥美國的指責是“錯誤的、無法令人接受的”。而且，伊朗強調，既然美國根本不打算指控並引渡那些容易確認的、要為10年前伊朗民用客機墜落事件負責的美國公民，美國又有什麼資格指責恐怖襲擊。不過，德黑蘭也為將來留了一些餘地。伊朗答覆道：（美國）總統可以放心，伊朗對美國人沒有惡意，“伊朗人民對偉大的美國人民不僅沒有敵意，而且是滿懷敬意的”。
同樣的策略也被用於阿富汗。1996年，通過中間人，美國與毛拉・奧馬爾（Mullah Omar）的塔利班政權建立了聯繫。初步接觸進行得十分順利。美國駐喀布爾大使在一份關於首次會談的機密報告中提到，一位塔利班的高層領導說：“塔利班很重視美國”，塔利班不會忘記在與蘇聯的聖戰中美國對塔利班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希望同美國搞好關係”。除此之外，一些當地的老朋友也表示會在今後為美國與塔利班的關係提供幫助，這讓雙方都對未來充滿期待。其中一位老朋友便是軍閥賈拉魯丁・哈卡尼，他自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一直是美國中情局的合作人。他對社會政策和婦女權利（相對而言）持有自由主義立場，在塔利班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然而，美國最擔心的還是阿富汗會成為激進分子和恐怖主義的溫床。自1996年塔利班控制喀布爾之後，鄰國愈發擔憂地區動亂、宗教激進主義的興起，以及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再次涉足該地區的可能。
這些擔憂在1996年與塔利班重要成員於坎大哈舉行的高級別會談上被提出。塔利班向美國官員保證，激進分子訓練營已經被關閉，並且會為核查人員創造核實條件。當然，美國情報人員最關心的還是奧薩馬・本・拉登。中情局認為，本・拉登與1992年索馬利亞美軍士兵被襲事件、1993年紐約世貿大樓爆炸事件有關，並參與“建立了位於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組織招募中心和窩點”。正如一位情報人員在報告中所說的，本・拉登是“全世界伊斯蘭極端主義活動最重要的贊助者之一”。不過，關於本・拉登情況，塔利班官員——包括毛拉・高斯（Mullah Ghous），阿富汗實際上的外交部長——的回答令人感到欣慰。
美國官員告訴阿富汗代表說：“我們希望塔利班能夠告訴我們他在哪兒，並保證他不會發動（恐怖）襲擊。”阿富汗官員回答道：本・拉登“是我們的客人和避難者”，而依照普什圖（Pashto）文化，我們有義務“尊重和款待客人”。他們接著說道：“塔利班不允許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土地進行恐怖活動。”本・拉登已經承諾，無論如何，他不會在阿富汗發動恐怖襲擊。後來，當塔利班懷疑他所住的賈拉拉巴德南部靠近托拉博拉（Tora Bora）的山洞，並讓他“搬出來住到正常的房子裡”時，本・拉登也表示了同意。
儘管這有一些安慰作用，但還不是美國人想要的。“這個人很危險。”美國官員向塔利班使節強調，“所有國家，即便是強大如美國，也需要朋友。阿富汗更需要朋友。”這是個警告：如果本・拉登今後捲入任何恐怖襲擊，後果會很嚴重。塔利班高層領導毛拉・拉巴尼（Mullah Rabbani）的答覆很明確，再次表達了之前的意思：“如果一個人尋求避難，那麼他就會得到庇護，這是這裡的規矩。但是如果有人要進行恐怖活動，那麼你可以把他們指出來。我們有自己的觀念，不會允許任何人進行這種骯髒的活動。”他的回答被全文發回華盛頓，並轉發給伊斯蘭瑪巴德、喀拉蚩、拉合爾和吉達的美國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