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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攻擊隨即展開，諾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將軍負責指揮由眾多盟軍組成的多國部隊。他的父親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盟軍的一員為保護伊朗而戰，並且參與了阿賈克斯行動（導致了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的下台）和伊朗國家安全情報組織薩瓦克的組建（該組織在1957至1979年間一直是伊朗人民的噩夢）。多國部隊空襲了伊拉克的防空力量、通信設施和軍工廠，同時地面部隊從伊拉克南部和科威特登陸。這場沙漠風暴行動規模壯觀、場面宏大，而且動作迅速。1991年1月行動開始後僅6周，布希總統即宣布停火，並在2月28日的電視講話中指出：“科威特獲得了解放，伊拉克軍隊被擊敗，我們的軍事目標已經達成。科威特再次回到了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科威特人手中。”他接著說道，“現在還不是狂歡的時候，鬥爭尚未結束。我們必須把注意力放到勝利和戰爭之後。”
布希的支持率飆升，甚至超過了杜魯門總統在1945年德國投降後的水平。其中部分原因在於此次戰爭目標明確且迅速實現，同時多國部隊的人員傷亡也很少。美國並不打算推翻薩達姆政權，除非後者使用“生化或核武器”、支持恐怖襲擊或破壞科威特的油田。布希總統表示，如果發生以上情況，“替換伊拉克現有領導層將成為美國的明確目標”。
然而，儘管伊拉克軍隊已經破壞並點燃了許多科威特的油井，美國還是做出了及早結束軍事行動的決定，並受到了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國家的廣泛支持。20世紀90年代末，布希總統在他與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合著的一本書中寫道：我們忽略了伊拉克的這些破壞行為，部分原因是進攻伊拉克首都看起來有些“畫蛇添足”。除了阿拉伯國家及其他盟國的反對之外，美國也意識到，進攻伊拉克本土並“消滅薩達姆”的代價過於高昂。
“我們決定不進入巴格達。”1992年，國防部長迪克・切尼在“發現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一次講話中說道，“因為那絕不是我們的目標。那不是美國要幹的事，也不是國會要幹的事，同樣也不是這些盟國團結在一起的初衷。”他接著說道，“而且，美國也不想陷入接管和治理伊拉克的泥潭。”推翻薩達姆是一件困難的事，他承認，“我所考慮的問題是：薩達姆還值得我們付出多少傷亡？答案是：決不能太多。”
不過，決定保留薩達姆政權僅僅是美國的公開立場，在私底下就很難說了。1991年5月，就在美國宣布停火的幾周後，布希總統批准了一項計劃，目標是“創造條件將薩達姆・海珊搞下台”。他為此劃撥了1億美元的秘密活動經費。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在積極地扶植符合其不斷膨脹的戰略利益的政權。如今再一次證明，為了將其觀念強加給這一地區，華盛頓不惜顛覆當地的政權。
在20世紀90年代初，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點燃了美國人的勃勃野心。德國的柏林圍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倒塌，而在美國擊敗伊拉克後幾個月內，蘇聯也自己解體了。1991年的聖誕節那天，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辭去了蘇聯總統職務，並宣布蘇聯解散為15個獨立的國家。這簡直是“《聖經》里才會出現的巨變”，布希總統在幾周後評論道，“上帝保佑，美國打贏了冷戰”。
在俄羅斯，巨變所引發的權力之爭最後以一起憲法危機收場：1993年，軍隊坦克炮轟了俄羅斯政府所在地莫斯科白宮，保守派勢力遭到了清洗。這一時期的中國也在經歷重大的轉型：鄧小平等人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所倡導的改革開放開始取得成效，將這個國家從一個偏遠的地區性勢力改造成為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抱負不斷提升的大國。南非嚴酷的種族隔離政策也開始終結。自由、和平與繁榮的勝利鼓聲正在敲響。
布希總統在美國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說道，世界曾一度被分為兩部分，而現在“只有唯一一個大國：美利堅合眾國”。西方勝利了。當美國用高於一切的手段將他們的標誌和禮物“民主”擴散至全世界時，他們在伊拉克的道德瑕疵也就無關緊要了。
因此，在入侵科威特事件發生後的10年間，美國所推行的政策既模稜兩可又野心勃勃。它不斷宣揚解放伊拉克的功績，並極力推廣民主的概念和實踐；但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它也時而多疑、時而粗暴地維護或擴張自己的利益，並且不惜任何代價。在海灣戰爭結束之後，聯合國通過687號決議，在保護科威特主權的同時也對伊拉克實施了制裁：禁止向伊拉克出售或提供任何非食用、藥用和衛生用的商品或產品。為的是強制裁減伊拉克的軍隊，終止生化武器計劃，同時迫使其簽訂承認科威特主權的協議。全面限制伊拉克出口和金融業的計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特別是對窮人來說。據醫學刊物《柳葉刀》（Lancet）初步估算，這些政策實施5年後，直接導致約有50萬兒童死於營養不良和疾病。1996年，萊斯利・斯塔爾（Leslie Stahl）在電視節目《六十分鐘》中採訪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時指出，伊拉克兒童的死亡人數超過了1945年的廣島。奧爾布賴特回答道：“我想，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選擇。”但是她接著說道：“我們認為這是值得的。”
布希的支持率飆升，甚至超過了杜魯門總統在1945年德國投降後的水平。其中部分原因在於此次戰爭目標明確且迅速實現，同時多國部隊的人員傷亡也很少。美國並不打算推翻薩達姆政權，除非後者使用“生化或核武器”、支持恐怖襲擊或破壞科威特的油田。布希總統表示，如果發生以上情況，“替換伊拉克現有領導層將成為美國的明確目標”。
然而，儘管伊拉克軍隊已經破壞並點燃了許多科威特的油井，美國還是做出了及早結束軍事行動的決定，並受到了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國家的廣泛支持。20世紀90年代末，布希總統在他與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合著的一本書中寫道：我們忽略了伊拉克的這些破壞行為，部分原因是進攻伊拉克首都看起來有些“畫蛇添足”。除了阿拉伯國家及其他盟國的反對之外，美國也意識到，進攻伊拉克本土並“消滅薩達姆”的代價過於高昂。
“我們決定不進入巴格達。”1992年，國防部長迪克・切尼在“發現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一次講話中說道，“因為那絕不是我們的目標。那不是美國要幹的事，也不是國會要幹的事，同樣也不是這些盟國團結在一起的初衷。”他接著說道，“而且，美國也不想陷入接管和治理伊拉克的泥潭。”推翻薩達姆是一件困難的事，他承認，“我所考慮的問題是：薩達姆還值得我們付出多少傷亡？答案是：決不能太多。”
不過，決定保留薩達姆政權僅僅是美國的公開立場，在私底下就很難說了。1991年5月，就在美國宣布停火的幾周後，布希總統批准了一項計劃，目標是“創造條件將薩達姆・海珊搞下台”。他為此劃撥了1億美元的秘密活動經費。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在積極地扶植符合其不斷膨脹的戰略利益的政權。如今再一次證明，為了將其觀念強加給這一地區，華盛頓不惜顛覆當地的政權。
在20世紀90年代初，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點燃了美國人的勃勃野心。德國的柏林圍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倒塌，而在美國擊敗伊拉克後幾個月內，蘇聯也自己解體了。1991年的聖誕節那天，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辭去了蘇聯總統職務，並宣布蘇聯解散為15個獨立的國家。這簡直是“《聖經》里才會出現的巨變”，布希總統在幾周後評論道，“上帝保佑，美國打贏了冷戰”。
在俄羅斯，巨變所引發的權力之爭最後以一起憲法危機收場：1993年，軍隊坦克炮轟了俄羅斯政府所在地莫斯科白宮，保守派勢力遭到了清洗。這一時期的中國也在經歷重大的轉型：鄧小平等人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所倡導的改革開放開始取得成效，將這個國家從一個偏遠的地區性勢力改造成為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抱負不斷提升的大國。南非嚴酷的種族隔離政策也開始終結。自由、和平與繁榮的勝利鼓聲正在敲響。
布希總統在美國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說道，世界曾一度被分為兩部分，而現在“只有唯一一個大國：美利堅合眾國”。西方勝利了。當美國用高於一切的手段將他們的標誌和禮物“民主”擴散至全世界時，他們在伊拉克的道德瑕疵也就無關緊要了。
因此，在入侵科威特事件發生後的10年間，美國所推行的政策既模稜兩可又野心勃勃。它不斷宣揚解放伊拉克的功績，並極力推廣民主的概念和實踐；但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它也時而多疑、時而粗暴地維護或擴張自己的利益，並且不惜任何代價。在海灣戰爭結束之後，聯合國通過687號決議，在保護科威特主權的同時也對伊拉克實施了制裁：禁止向伊拉克出售或提供任何非食用、藥用和衛生用的商品或產品。為的是強制裁減伊拉克的軍隊，終止生化武器計劃，同時迫使其簽訂承認科威特主權的協議。全面限制伊拉克出口和金融業的計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特別是對窮人來說。據醫學刊物《柳葉刀》（Lancet）初步估算，這些政策實施5年後，直接導致約有50萬兒童死於營養不良和疾病。1996年，萊斯利・斯塔爾（Leslie Stahl）在電視節目《六十分鐘》中採訪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時指出，伊拉克兒童的死亡人數超過了1945年的廣島。奧爾布賴特回答道：“我想，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選擇。”但是她接著說道：“我們認為這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