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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人普遍相信美國善於兩頭下注並出賣朋友。美國人曾經和伊朗國王交朋友，而現在他們卻試圖鞏固與霍梅尼之間的關係。大量的軍事及經濟援助被送給阿富汗的烏合之眾，僅僅是為了對抗美國的長期敵人蘇聯。當薩達姆符合華盛頓政策制訂者的利益時，他們就會幫助他東山再起；而當他不再有用時，就被犧牲掉。美國人這種利益至上的做法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關鍵是他們必須在實行帝國主義式外交政策的時候更加小心翼翼，對後果更加深思熟慮。20世紀下半葉，為了爭奪絲綢之路沿道國家的控制權，美國每次都是只顧眼前不計後果，有時還會給今後埋下一些更加棘手的問題。將蘇聯趕出阿富汗的目標的確實現了，但幾乎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美國在伊拉克顯然面臨著嚴峻的形勢。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所指出的，臉上無光的美國官員在伊朗門醜聞後竭力“挽回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信用”。他們為伊拉克償還數額巨大的透支信用、制訂促進貿易的政策（包括放寬對軍民兩用和其他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並資助那裡落後的農業。這些舉措都是為了重新贏得薩達姆的信任。然而事實上，巴格達方面對此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儘管伊拉克領導人接受了這些提議，但他認為這一定是另一個陷阱——也許是在為軍事入侵作準備，也許是企圖給正在為償還兩伊戰爭的債務而焦頭爛額的伊拉克人火上澆油。
據美國駐巴格達大使稱，伊拉克人“堅信美國的目標是伊拉克。他們每時每刻都對此表示抗議……而我認為薩達姆・海珊對此也深信不疑”。1989年底，一則關於美國正在策劃反對薩達姆政變的小道消息開始在伊拉克領導層不脛而走。塔里克・阿齊茲直截了當地告訴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伊拉克已經掌握了美國圖謀推翻薩達姆政權的證據。這種危機感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嚴重的妄想症，無論美國做什麼，都很容易被誤解。
伊拉克的不安並不難理解，特別是當華盛頓突然在1990年7月取消了白宮曾經批准的貸款擔保之後，原因是這項為巴格達提供財政援助的議案遭到了國會的阻撓。更糟糕的是，除了撤回了7億美元的資金，美國還開始因伊拉克曾經使用毒氣而對他們施加制裁。在薩達姆看來，歷史再一次重演，美國又耍起了他們那說一套做一套的偷偷摸摸的手段。
此時，伊拉克軍隊正在該國的南部集結。“我們不會插手這件事。”1990年7月25日，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在拜會薩達姆・海珊時這樣說道。一份20世紀末最為人詬病的文件詳細記錄了此次會談的內容：大使告訴薩達姆，“她接到了布希總統關於改善美伊關係的直接指示”，並讚賞薩達姆“為重建國家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格拉斯皮還對這位伊拉克領導人說：“我們知道你需要資金。”
後來，另外一份同樣被公開的備忘錄顯示，薩達姆在會見過程中顯得“很誠懇、理智，甚至充滿熱情”。他承認，伊拉克正在經歷一段艱難的時期。薩達姆說道，天然氣的鑽取、長期的邊境爭端、低迷的石油價格，當然還有兩伊戰爭所帶來的債務，都是目前伊拉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為此他提出了一個可行的方案：如果伊拉克能夠控制與科威特存在長期爭端的阿拉伯河水道，目前這些問題就都可能被解決。他問道：“美國對此是什麼態度？”
“我們認為伊拉克與科威特的爭端屬於你們阿拉伯世界的內部衝突，對此我們不持任何立場。”大使回答道。她進一步解釋道：“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指示我再次強調美國曾經在60年代對伊拉克所作的表態，即科威特問題與美國無關。”於是，得到美國許可的薩達姆在一周之後放心地入侵了科威特。
一場災難從天而降。在接下來的30年中，發生在這些亞洲屋脊國家的事件將左右全球的局勢。為了控制和影響這些國家，戰爭、叛亂和國際恐怖主義層出不窮。但與此同時，機遇和希望也開始在一個廣闊的地區生根發芽：不僅局限於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還有黑海以東的那些國家，從敘利亞到烏克蘭，從哈薩克斯坦到吉爾吉斯斯坦，從土庫曼斯坦到亞塞拜然，以及從俄羅斯到中國。這一地區從來都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每一事件都與新絲綢之路的出現有關。
第二十五章
悲劇之路
1990年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改寫了整個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人類歷史。薩達姆曾經留給英國人的印象是一個“帶著迷人微笑的漂亮年輕人”，絲毫沒有自己同僚的那種“虛偽的友善”，說話“從不拐彎抹角”。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認為，薩達姆“是條漢子，只要你多了解他一些，就有可能和他共事”。法國人將薩達姆視作“阿拉伯的戴高樂”，他的“民族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精神”曾受到席哈克總統的高度讚賞。20世紀80年代早期，美國還曾經打算支持薩達姆，以提升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所謂的“美國在該地區的立場”。
薩達姆・海珊在1990年12月告訴他的心腹顧問，進攻科威特是伊朗門事件後的自衛手段，以及對美國兩面三刀行為的報復。但其他國家可不這麼看。入侵爆發之後，一系列經濟制裁隨即展開，聯合國也要求伊拉克立即撤軍。看到巴格達對越來越大的外交壓力視而不見，各國開始醞釀更強硬的措施來解決問題。1991年1月15日，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總統授權對伊拉克展開軍事行動，“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履行憲法賦予總統和三軍統帥的職責和權力”。批准動用“美國海陸空的常規軍事力量以及盟國部隊”的美國國家安全部第54號令一上來並未提及伊拉克的侵略行動以及它對科威特主權和國際法的侵犯，相反，布希總統的表述是這樣的：“獲取波斯灣的石油以及保護該地區重要的盟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為之後30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調。薩達姆・海珊對科威特的入侵是對美國力量和利益的直接挑戰。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美國在伊拉克顯然面臨著嚴峻的形勢。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所指出的，臉上無光的美國官員在伊朗門醜聞後竭力“挽回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信用”。他們為伊拉克償還數額巨大的透支信用、制訂促進貿易的政策（包括放寬對軍民兩用和其他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並資助那裡落後的農業。這些舉措都是為了重新贏得薩達姆的信任。然而事實上，巴格達方面對此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儘管伊拉克領導人接受了這些提議，但他認為這一定是另一個陷阱——也許是在為軍事入侵作準備，也許是企圖給正在為償還兩伊戰爭的債務而焦頭爛額的伊拉克人火上澆油。
據美國駐巴格達大使稱，伊拉克人“堅信美國的目標是伊拉克。他們每時每刻都對此表示抗議……而我認為薩達姆・海珊對此也深信不疑”。1989年底，一則關於美國正在策劃反對薩達姆政變的小道消息開始在伊拉克領導層不脛而走。塔里克・阿齊茲直截了當地告訴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伊拉克已經掌握了美國圖謀推翻薩達姆政權的證據。這種危機感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嚴重的妄想症，無論美國做什麼，都很容易被誤解。
伊拉克的不安並不難理解，特別是當華盛頓突然在1990年7月取消了白宮曾經批准的貸款擔保之後，原因是這項為巴格達提供財政援助的議案遭到了國會的阻撓。更糟糕的是，除了撤回了7億美元的資金，美國還開始因伊拉克曾經使用毒氣而對他們施加制裁。在薩達姆看來，歷史再一次重演，美國又耍起了他們那說一套做一套的偷偷摸摸的手段。
此時，伊拉克軍隊正在該國的南部集結。“我們不會插手這件事。”1990年7月25日，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在拜會薩達姆・海珊時這樣說道。一份20世紀末最為人詬病的文件詳細記錄了此次會談的內容：大使告訴薩達姆，“她接到了布希總統關於改善美伊關係的直接指示”，並讚賞薩達姆“為重建國家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格拉斯皮還對這位伊拉克領導人說：“我們知道你需要資金。”
後來，另外一份同樣被公開的備忘錄顯示，薩達姆在會見過程中顯得“很誠懇、理智，甚至充滿熱情”。他承認，伊拉克正在經歷一段艱難的時期。薩達姆說道，天然氣的鑽取、長期的邊境爭端、低迷的石油價格，當然還有兩伊戰爭所帶來的債務，都是目前伊拉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為此他提出了一個可行的方案：如果伊拉克能夠控制與科威特存在長期爭端的阿拉伯河水道，目前這些問題就都可能被解決。他問道：“美國對此是什麼態度？”
“我們認為伊拉克與科威特的爭端屬於你們阿拉伯世界的內部衝突，對此我們不持任何立場。”大使回答道。她進一步解釋道：“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指示我再次強調美國曾經在60年代對伊拉克所作的表態，即科威特問題與美國無關。”於是，得到美國許可的薩達姆在一周之後放心地入侵了科威特。
一場災難從天而降。在接下來的30年中，發生在這些亞洲屋脊國家的事件將左右全球的局勢。為了控制和影響這些國家，戰爭、叛亂和國際恐怖主義層出不窮。但與此同時，機遇和希望也開始在一個廣闊的地區生根發芽：不僅局限於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還有黑海以東的那些國家，從敘利亞到烏克蘭，從哈薩克斯坦到吉爾吉斯斯坦，從土庫曼斯坦到亞塞拜然，以及從俄羅斯到中國。這一地區從來都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每一事件都與新絲綢之路的出現有關。
第二十五章
悲劇之路
1990年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改寫了整個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人類歷史。薩達姆曾經留給英國人的印象是一個“帶著迷人微笑的漂亮年輕人”，絲毫沒有自己同僚的那種“虛偽的友善”，說話“從不拐彎抹角”。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認為，薩達姆“是條漢子，只要你多了解他一些，就有可能和他共事”。法國人將薩達姆視作“阿拉伯的戴高樂”，他的“民族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精神”曾受到席哈克總統的高度讚賞。20世紀80年代早期，美國還曾經打算支持薩達姆，以提升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所謂的“美國在該地區的立場”。
薩達姆・海珊在1990年12月告訴他的心腹顧問，進攻科威特是伊朗門事件後的自衛手段，以及對美國兩面三刀行為的報復。但其他國家可不這麼看。入侵爆發之後，一系列經濟制裁隨即展開，聯合國也要求伊拉克立即撤軍。看到巴格達對越來越大的外交壓力視而不見，各國開始醞釀更強硬的措施來解決問題。1991年1月15日，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總統授權對伊拉克展開軍事行動，“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履行憲法賦予總統和三軍統帥的職責和權力”。批准動用“美國海陸空的常規軍事力量以及盟國部隊”的美國國家安全部第54號令一上來並未提及伊拉克的侵略行動以及它對科威特主權和國際法的侵犯，相反，布希總統的表述是這樣的：“獲取波斯灣的石油以及保護該地區重要的盟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為之後30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調。薩達姆・海珊對科威特的入侵是對美國力量和利益的直接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