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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夏至1986年秋，伊朗從美國得到了好幾批武器，其中包括2000枚陶式飛彈、18枚“鷹式”防空飛彈，以及兩批鷹式飛彈系統零件。這些武器並不都是經由以色列之手運送，美國人很快就開始直接交付給伊朗了。而當其中部分軍售的所得資金被轉交給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時候，世界局勢變得更加渾濁了。自從古巴飛彈危機之後，華盛頓就對美國家門口的共產主義威脅提心弔膽，開始熱衷於資助那些能夠有效充當抵抗左翼言論和政策堡壘的活躍力量。尼加拉瓜反政府游擊隊（實際上是一支組織鬆散的叛軍集團，而且內部經常發生激烈鬥爭）便是美國反共產主義教條和盲目外交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正如在中東那些言行不一的做法一樣，美國也向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裝提供援助，儘管法律嚴格禁止它這麼做。
1986年底，當一系列泄密的文件揭發了這一切，事情最終變得一發不可收拾。11月13日，里根總統在黃金時段發表了關於這一“外交政策中極端敏感而且影響深遠的事件”的全國性電視演說。成敗在此一舉，他需要使出渾身解數。總統不希望自己的演說被認為是在道歉或是辯護，他只是在作出解釋。他詳細地闡述了該地區國家的意義，聲稱美國需要不計代價地擁有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他告訴目瞪口呆的觀眾：“伊朗占據著一些世界上最關鍵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蘇聯前往印度洋暖流的通道之上。地理原因解釋了為什麼蘇聯要出兵阿富汗以控制該國，並且有可能的話，還想控制伊朗和巴基斯坦。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得敵人能夠利用它干預波斯灣周邊國家石油的出口。除了地理之外，伊朗的石油儲量也是維持世界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他說道：“因此，向伊朗運送少量的防禦性武器和零件”是完全合理的。里根總統沒有明確地說明交付給德黑蘭的武器種類，他只是說“一架運輸機就能夠輕易裝下所有這些貨物”。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結束伊朗與伊拉克之間“長達6年的血腥戰爭”“消滅有政府支持的恐怖組織”並“確保所有人質安全獲釋”。
不過，這樣的表述還是在華盛頓引起了軒然大波，輿論認為這是赤裸裸的交易，以向伊朗出售武器來換取美國人質的獲釋。後來當人們得知那些“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等醜聞”的密切參與者正在銷毀能夠證明里根總統本人批准了這些秘密而非法行動的文件時，事情變得更加不妙。里根本人向一個受命調查此事的委員會辯稱，他的記憶力不是很好，無法回想起他是否曾經同意賣給伊朗武器。1987年3月，他在另一場電視講話中表達了對“那些沒有經過我同意的擅自行動”的憤怒——正如後來里根自己承認的，這番言論是站不住腳的。“幾個月前，我對美國人民說，我沒有以武器換人質。我的內心和良知仍然告訴我這是真的，但是事實和證據卻給出了另外的答案”。
這次醜聞深深動搖了里根政府，眾多政府高官隨後被指控串謀作偽證或者扣留證據。他們中間包括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Robert McFarlane）及其繼任者約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負責美國國內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以及一幫中情局高官，如行動處負責人克萊爾・喬治（Clair George）。這份顯赫的名單顯示出美國為確保其在世界心臟地區的地位下了多大的決心。
當然，對於相關人員的指控也不過是裝裝樣子。所有的高級官員後來都得到了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George H. W. Bush）總統的赦免，或者在1992年聖誕節前夜撤銷了對他們的有罪判決。“無論他們是對是錯，他們共同的動機是——”赦免書上寫道，“愛國主義。”總統接著說，他們在個人財產、事業和家庭上所受到的打擊“與他們的罪行或錯誤是非常不相稱的”。在這些獲得赦免的人中，大多都曾被宣判犯有偽證罪或向國會隱瞞信息，只有對溫伯格的審訊要拖延到兩周之後才開始。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典型的避重就輕的、充滿彈性的司法案例，其影響範圍遠遠超出了華盛頓特區。
當美國與伊朗勾結在一起的消息爆出後，薩達姆・海珊頓時怒不可遏，因為直到這之前，伊拉克還相信美國是支持自己與這個鄰國兼敵人作戰的。在1986年11月里根的第一次電視講話後，薩達姆立即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討論美國總統都說了些什麼。薩達姆怒斥此次軍售是無恥的“背後放槍”，美國的做法刷新了“惡劣及不道德行為”的新低。他推斷，美國想讓（伊拉克人）流更多的血，而其他人也同意，目前被揭露出來的可能只是陰謀的冰山一角。幾周後，伊拉克的一位高級官員稱，美國一定會繼續其針對伊拉克的陰謀；副總理塔里克・阿齊茲（Tariq Aziz）附和道，這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慣用伎倆。遭到背叛的憤怒讓伊拉克人刻骨銘心。“不要相信美國人！美國人是騙子！不要相信美國人！”20多年後，從巴格達找到的一卷錄音帶中還可以聽到這樣的勸告。
伊朗門醜聞不僅導致了華盛頓的大換血，它還在80年代中期從根本上造就了伊拉克人的受害心理。如今，由於美國的背叛，薩達姆及其政府官員覺得到處都是陰謀。伊拉克領導人開始關注間諜，並聲稱如果被他找到，他將切斷他們的喉嚨。其他與伊朗或美國距離太近的阿拉伯國家也受到了嚴重的懷疑。後來美國的一份高級別報告指出，薩達姆在伊朗門事件之後堅信“華盛頓不值得被信任，甚至打算抓住他本人”。
1986年底，當一系列泄密的文件揭發了這一切，事情最終變得一發不可收拾。11月13日，里根總統在黃金時段發表了關於這一“外交政策中極端敏感而且影響深遠的事件”的全國性電視演說。成敗在此一舉，他需要使出渾身解數。總統不希望自己的演說被認為是在道歉或是辯護，他只是在作出解釋。他詳細地闡述了該地區國家的意義，聲稱美國需要不計代價地擁有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他告訴目瞪口呆的觀眾：“伊朗占據著一些世界上最關鍵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蘇聯前往印度洋暖流的通道之上。地理原因解釋了為什麼蘇聯要出兵阿富汗以控制該國，並且有可能的話，還想控制伊朗和巴基斯坦。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得敵人能夠利用它干預波斯灣周邊國家石油的出口。除了地理之外，伊朗的石油儲量也是維持世界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他說道：“因此，向伊朗運送少量的防禦性武器和零件”是完全合理的。里根總統沒有明確地說明交付給德黑蘭的武器種類，他只是說“一架運輸機就能夠輕易裝下所有這些貨物”。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結束伊朗與伊拉克之間“長達6年的血腥戰爭”“消滅有政府支持的恐怖組織”並“確保所有人質安全獲釋”。
不過，這樣的表述還是在華盛頓引起了軒然大波，輿論認為這是赤裸裸的交易，以向伊朗出售武器來換取美國人質的獲釋。後來當人們得知那些“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等醜聞”的密切參與者正在銷毀能夠證明里根總統本人批准了這些秘密而非法行動的文件時，事情變得更加不妙。里根本人向一個受命調查此事的委員會辯稱，他的記憶力不是很好，無法回想起他是否曾經同意賣給伊朗武器。1987年3月，他在另一場電視講話中表達了對“那些沒有經過我同意的擅自行動”的憤怒——正如後來里根自己承認的，這番言論是站不住腳的。“幾個月前，我對美國人民說，我沒有以武器換人質。我的內心和良知仍然告訴我這是真的，但是事實和證據卻給出了另外的答案”。
這次醜聞深深動搖了里根政府，眾多政府高官隨後被指控串謀作偽證或者扣留證據。他們中間包括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Robert McFarlane）及其繼任者約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負責美國國內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以及一幫中情局高官，如行動處負責人克萊爾・喬治（Clair George）。這份顯赫的名單顯示出美國為確保其在世界心臟地區的地位下了多大的決心。
當然，對於相關人員的指控也不過是裝裝樣子。所有的高級官員後來都得到了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George H. W. Bush）總統的赦免，或者在1992年聖誕節前夜撤銷了對他們的有罪判決。“無論他們是對是錯，他們共同的動機是——”赦免書上寫道，“愛國主義。”總統接著說，他們在個人財產、事業和家庭上所受到的打擊“與他們的罪行或錯誤是非常不相稱的”。在這些獲得赦免的人中，大多都曾被宣判犯有偽證罪或向國會隱瞞信息，只有對溫伯格的審訊要拖延到兩周之後才開始。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典型的避重就輕的、充滿彈性的司法案例，其影響範圍遠遠超出了華盛頓特區。
當美國與伊朗勾結在一起的消息爆出後，薩達姆・海珊頓時怒不可遏，因為直到這之前，伊拉克還相信美國是支持自己與這個鄰國兼敵人作戰的。在1986年11月里根的第一次電視講話後，薩達姆立即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討論美國總統都說了些什麼。薩達姆怒斥此次軍售是無恥的“背後放槍”，美國的做法刷新了“惡劣及不道德行為”的新低。他推斷，美國想讓（伊拉克人）流更多的血，而其他人也同意，目前被揭露出來的可能只是陰謀的冰山一角。幾周後，伊拉克的一位高級官員稱，美國一定會繼續其針對伊拉克的陰謀；副總理塔里克・阿齊茲（Tariq Aziz）附和道，這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慣用伎倆。遭到背叛的憤怒讓伊拉克人刻骨銘心。“不要相信美國人！美國人是騙子！不要相信美國人！”20多年後，從巴格達找到的一卷錄音帶中還可以聽到這樣的勸告。
伊朗門醜聞不僅導致了華盛頓的大換血，它還在80年代中期從根本上造就了伊拉克人的受害心理。如今，由於美國的背叛，薩達姆及其政府官員覺得到處都是陰謀。伊拉克領導人開始關注間諜，並聲稱如果被他找到，他將切斷他們的喉嚨。其他與伊朗或美國距離太近的阿拉伯國家也受到了嚴重的懷疑。後來美國的一份高級別報告指出，薩達姆在伊朗門事件之後堅信“華盛頓不值得被信任，甚至打算抓住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