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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和伊朗不僅僅是在武器交易方面進行合作，在軍事行動上也承諾彼此配合。關乎雙方共同利益的一個打擊目標，是伊拉克的奧西拉克核反應堆。按照一名情報人員的說法，甚至在薩達姆發動攻擊之前，伊朗和以色列的代表們就已經在巴黎的秘密會談中討論了對該設施進行打擊的計劃。在伊拉克入侵僅僅一周後，4架伊朗F-4幽靈戰鬥機大膽地突襲了該反應堆的實驗室和控制大樓。8個月後的1981年6月，以色列的戰鬥機飛行員更是在關鍵時刻摧毀了該反應堆。
伊拉克人的目標是取得一場迅速的完勝。因此即便伊朗空襲了奧西拉克，他們仍對戰局充滿希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局面開始對伊拉克愈發不利。為了懲戒伊拉克的單方面行動，蘇聯取消了對它的武器供應並暫停運輸相關裝備，這讓伊拉克的領導人捉襟見肘、倍感沮喪。薩達姆像往常一樣召集心腹，坦率地承認戰爭不像想像中那樣順利，並且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抱怨那些捕風捉影的國際陰謀，將它們視作是伊拉克遭受挫折的原因。不過最重要的是，伊拉克越來越發現自己的確技不如人且裝備落後。薩達姆曾經在1981年中時無助地問將軍們：“要不試試從黑市上買些武器吧，我們能找到和伊朗人一樣的路子嗎？”
事實證明，伊朗人的確足智多謀，他們日益強大、野心勃勃。到了1982年夏天，伊朗軍隊不僅成功迫使伊拉克人撤出了伊朗土地，並且還攻入了伊拉克的領土。美國國家安全局在當年6月的一份特別情報中明確指出：“伊拉克基本上已經輸掉了和伊朗的戰爭……即便聯合其他阿拉伯國家，伊拉克也很難扭轉戰局了。”在此大好局面下，伊朗人試圖將伊斯蘭革命思想傳播到別的國家。他們向黎巴嫩激進的什葉派武裝力量——如真主黨（Hezbollah）——提供了資金和後勤上的支持，同時還在麥加煽動暴亂，並資助巴林的政變。198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曾說道：“毫無疑問，伊朗人威脅到了中東地區的其他國家。伊朗正被一夥瘋子掌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薩達姆・海珊的失敗卻給美國人帶來了天賜良機。儘管隨著一項幕後協議的達成，德黑蘭終於釋放了被關押了一年多的美國大使館人質，但這並不代表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僵局有所改善。相反，正如中情局所警告的，蘇聯一直在向霍梅尼示好。蘇聯人在阿富汗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他們占領了多座城市並保障了交通線的安全，看起來即將掌控局面。向蘇聯施加的外交壓力——包括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收效甚微。在華盛頓看來，情況不容樂觀，除非政策制訂者們能夠接受一個決策上的轉變：支持伊拉克。
正如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後來所指出的，如果伊拉克繼續後撤，該國將很快崩潰，而這將是“美國的戰略性災難”。這除了會引發波斯灣和整個中東地區的騷亂外，還會讓德黑蘭搶占到國際石油市場上的強勢地位。於是，一項新的政策終於應運而生：美國決定在伊拉克身上投下重注，這是華盛頓最有可能影響中亞地區局勢的地方。只有支持薩達姆，美國人才能繼續留在這裡，才能遏制伊朗和蘇聯的前進腳步。
支持的形式有好幾種。美國先是將伊拉克從恐怖主義支持者名單中除名，然後開始幫助伊拉克進行經濟建設：增加了農業財政貸款，並允許薩達姆購買非軍事裝備以及“軍民兩用”技術，例如能夠將裝備運往前線的重型卡車。歐洲的西方國家政府也受到鼓勵，向伊拉克出售武器；而美國外交官們則拼命地勸說本地區的其他國家，如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幫忙分擔伊拉克的軍費開支。美國人還會將搜集到的情報傳達給巴格達，通常是通過約旦的海珊國王這個可以信任的中間人。為了應對因兩伊戰爭而導致的波斯灣運輸問題，美國還鼓勵、促進通往沙特和約旦的石油管線建設。此外，里根政府還幫助伊拉克擴大石油出口，以便增加後者的財政收入。這一措施的目的是“矯正伊朗與伊拉克石油出口的失衡”，換句話說，即拉平雙方的競爭力。
另外，從1983年底開始，美國制訂出了一項“堅定行動”（Operation Staunch），採取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削減對伊朗的武器和零部件銷售，以遏制伊朗在戰場上的優勢。美國外交官們接到指令，請求所在國家“考慮停止與伊朗之間現有的任何渠道的軍事裝備交易”，直到雙方同意停火。外交官們還強調，戰爭將“威脅到我們所有人的利益”，必須“削弱伊朗打持久戰的能力”。
這些措施都旨在贏得伊拉克人和薩達姆的信任。即便美國採取了所有這些行動，他們仍然對美國及其動機抱有戒心。因此，里根總統在1983年底將他的特使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派往巴格達，目的是與薩達姆・海珊“開啟對話並建立私人友誼”。拉姆斯菲爾德在工作報告中寫道，他試圖讓伊拉克的領導人相信，美國“將把任何伊拉克的挫折視作西方的戰略失敗”。美國人和伊拉克人都認為，拉姆斯菲爾德此行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而且，在同樣擔心霍梅尼向中東地區輸出什葉派伊斯蘭教義的沙特看來，這次會談是“了不起的進展”。
伊拉克人的目標是取得一場迅速的完勝。因此即便伊朗空襲了奧西拉克，他們仍對戰局充滿希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局面開始對伊拉克愈發不利。為了懲戒伊拉克的單方面行動，蘇聯取消了對它的武器供應並暫停運輸相關裝備，這讓伊拉克的領導人捉襟見肘、倍感沮喪。薩達姆像往常一樣召集心腹，坦率地承認戰爭不像想像中那樣順利，並且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抱怨那些捕風捉影的國際陰謀，將它們視作是伊拉克遭受挫折的原因。不過最重要的是，伊拉克越來越發現自己的確技不如人且裝備落後。薩達姆曾經在1981年中時無助地問將軍們：“要不試試從黑市上買些武器吧，我們能找到和伊朗人一樣的路子嗎？”
事實證明，伊朗人的確足智多謀，他們日益強大、野心勃勃。到了1982年夏天，伊朗軍隊不僅成功迫使伊拉克人撤出了伊朗土地，並且還攻入了伊拉克的領土。美國國家安全局在當年6月的一份特別情報中明確指出：“伊拉克基本上已經輸掉了和伊朗的戰爭……即便聯合其他阿拉伯國家，伊拉克也很難扭轉戰局了。”在此大好局面下，伊朗人試圖將伊斯蘭革命思想傳播到別的國家。他們向黎巴嫩激進的什葉派武裝力量——如真主黨（Hezbollah）——提供了資金和後勤上的支持，同時還在麥加煽動暴亂，並資助巴林的政變。198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曾說道：“毫無疑問，伊朗人威脅到了中東地區的其他國家。伊朗正被一夥瘋子掌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薩達姆・海珊的失敗卻給美國人帶來了天賜良機。儘管隨著一項幕後協議的達成，德黑蘭終於釋放了被關押了一年多的美國大使館人質，但這並不代表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僵局有所改善。相反，正如中情局所警告的，蘇聯一直在向霍梅尼示好。蘇聯人在阿富汗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他們占領了多座城市並保障了交通線的安全，看起來即將掌控局面。向蘇聯施加的外交壓力——包括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收效甚微。在華盛頓看來，情況不容樂觀，除非政策制訂者們能夠接受一個決策上的轉變：支持伊拉克。
正如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後來所指出的，如果伊拉克繼續後撤，該國將很快崩潰，而這將是“美國的戰略性災難”。這除了會引發波斯灣和整個中東地區的騷亂外，還會讓德黑蘭搶占到國際石油市場上的強勢地位。於是，一項新的政策終於應運而生：美國決定在伊拉克身上投下重注，這是華盛頓最有可能影響中亞地區局勢的地方。只有支持薩達姆，美國人才能繼續留在這裡，才能遏制伊朗和蘇聯的前進腳步。
支持的形式有好幾種。美國先是將伊拉克從恐怖主義支持者名單中除名，然後開始幫助伊拉克進行經濟建設：增加了農業財政貸款，並允許薩達姆購買非軍事裝備以及“軍民兩用”技術，例如能夠將裝備運往前線的重型卡車。歐洲的西方國家政府也受到鼓勵，向伊拉克出售武器；而美國外交官們則拼命地勸說本地區的其他國家，如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幫忙分擔伊拉克的軍費開支。美國人還會將搜集到的情報傳達給巴格達，通常是通過約旦的海珊國王這個可以信任的中間人。為了應對因兩伊戰爭而導致的波斯灣運輸問題，美國還鼓勵、促進通往沙特和約旦的石油管線建設。此外，里根政府還幫助伊拉克擴大石油出口，以便增加後者的財政收入。這一措施的目的是“矯正伊朗與伊拉克石油出口的失衡”，換句話說，即拉平雙方的競爭力。
另外，從1983年底開始，美國制訂出了一項“堅定行動”（Operation Staunch），採取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削減對伊朗的武器和零部件銷售，以遏制伊朗在戰場上的優勢。美國外交官們接到指令，請求所在國家“考慮停止與伊朗之間現有的任何渠道的軍事裝備交易”，直到雙方同意停火。外交官們還強調，戰爭將“威脅到我們所有人的利益”，必須“削弱伊朗打持久戰的能力”。
這些措施都旨在贏得伊拉克人和薩達姆的信任。即便美國採取了所有這些行動，他們仍然對美國及其動機抱有戒心。因此，里根總統在1983年底將他的特使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派往巴格達，目的是與薩達姆・海珊“開啟對話並建立私人友誼”。拉姆斯菲爾德在工作報告中寫道，他試圖讓伊拉克的領導人相信，美國“將把任何伊拉克的挫折視作西方的戰略失敗”。美國人和伊拉克人都認為，拉姆斯菲爾德此行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而且，在同樣擔心霍梅尼向中東地區輸出什葉派伊斯蘭教義的沙特看來，這次會談是“了不起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