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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與伊拉克的關係，華盛頓甚至準備放棄追究薩達姆使用化學武器的罪責——儘管曾有一份報告指出，薩達姆“幾乎天天”都在使用化學武器。盡力阻止伊拉克的這種行為當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要在私下勸阻，以“避免在公開場合使伊拉克感到難堪”。還有人指出，如果公開指責伊拉克使用《日內瓦議定書》中明文禁止的化學武器，就會被伊朗輿論所利用，而且無助於局勢的緩和。於是美國只好儘量杜絕那些可以被用來製造芥子毒氣的化學品進入伊拉克，並努力遊說其他國家向伊拉克施壓，讓它不要再在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特別是在伊朗於1983年10月將此事提交到聯合國之後。
不過，即便伊拉克人在1985年針對伊朗的“巴德爾進攻”（Badr offensive）中明顯了使用毒氣，他們仍然沒有受到公開的指責。美國只是發表一份措辭溫和的聲明，表明自己強烈反對使用化學武器。畢竟，正如美國的一位高級官員所指明的，伊拉克的化學武器的製造商“主要是來自於西方的企業，可能還包括一家美國在海外的子公司”，這一事實令人十分尷尬。因此不少人懷疑，在薩達姆獲得甚至使用化學武器的過程中，一定存在同謀。
到了後來，美國人連那些無關痛癢的、公開或私下懇求伊拉克高層不要使用化學武器的聲音也懶得發了。80年代中期，當聯合國的報告認定伊拉克對其本國公民使用了化學武器時，美國選擇了沉默。面對薩達姆對伊拉克庫德人採取的殘暴而持續的鎮壓，沒有人站出來指責，僅僅是在美國的軍事報告中提了一句，伊拉克針對平民大規模地使用了“化學藥劑”。對於美國來說，伊拉克要比國際法重要得多，更別說那些受害平民了。
同樣的，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提高了巴基斯坦的戰略意義，因此無人理會該國的核計劃。縱觀全球，人權問題遠不及美國的利益重要。美國並沒有從伊朗革命中吸取教訓：美國人本身並不贊同惡行，但是由於他們支持的都是一些獨裁者、一些虐待本國人民或一心要挑釁鄰國的人，因此美國會不可避免地背負罵名，並為此付出代價。
援助阿富汗叛軍的行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些人因反抗蘇聯的侵略而被西方媒體稱為“聖戰戰士”（Mujahidin）。實際上，他們的成分很複雜，有民族主義者、前軍官、宗教狂熱分子、部落首領、機會主義者和僱傭兵。他們之間偶爾還會互相爭奪兵員、資金和武器，包括中情局從80年代初開始提供的數千架半自動步槍和RPG-7火箭筒，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從巴基斯坦運來的。
儘管組織鬆散，但這些抵抗勢力對蘇軍進行了持續的騷擾，有效打擊了後者的士氣。在主要城市及薩朗（Salang）公路沿線，恐怖襲擊已經司空見慣；從烏茲別克斯坦向南到赫拉特和坎大哈這一蘇聯向阿富汗運送軍隊和裝備的主要線路上也是如此。前線在發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指出，愈發頻繁的敵對行動令人擔憂，而且很難確認兇手是誰，叛軍往往混在當地居民中間以躲避搜查。
阿富汗叛軍不斷取得令人驚訝的戰果。例如在1983年，賈拉魯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發動了一次突襲，成功繳獲了兩台T-55坦克，以及高射炮、火箭筒和榴彈炮等武器。他把它們藏在靠近巴基斯坦邊境的霍斯特（Khost）附近的隧道里。現在，這些武器被用來攻擊暴露在公路上的車隊，從而向當地居民證明，強大的蘇聯被他們打得頭破血流。
諸如此類的勝利使得蘇軍士氣低落，後者對此發起了兇猛的還擊。在目睹了同志和戰友的傷亡後，復仇和嗜血的欲望再難以遏制。報復行動是殘忍的：兒童被殺害，婦女被強姦，每個人都被懷疑是聖戰戰士。這導致了一個惡性循環，支持叛亂的阿富汗人越來越多。一些蘇聯指揮官冷靜地意識到，紅軍的鐵錘無法砸開行蹤詭秘、各自為戰的敵人的外殼。
叛軍的力量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開始不僅僅滿足於遏制蘇聯在阿富汗的擴張。1985年早些時候，人們已經在談論如何打敗蘇聯並將他們徹底趕出阿富汗。里根總統在三月份簽署了第166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稱“（美國）政策的終極目標是清除阿富汗的蘇聯軍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有必要“改善阿富汗抵抗力量的軍事能力”。換句話說，就是大幅增加對叛軍的武器供應。這一決議引發了關於武器供應是否要包括毒刺（Stinger）飛彈的漫長爭論——這種飛彈比當時的其他飛彈精準得多，能夠在3英里外擊落飛機。
像賈拉魯丁・哈卡尼這樣的人，是該新政策的受益者。其抗擊蘇聯的成果和宗教熱情使得美國眾議員查理・威爾遜（插rlie Wilson，好萊塢大片《查理・威爾遜的戰爭》的原型）相信，他是“正義的化身”。在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武器裝備之後，哈卡尼開始在阿富汗南部建立起自己的地盤；1985年之後美國提供的大批武器更讓他戰無不勝，從而鞏固了他的強硬路線。但這並不表示他對美國抱有任何忠心，事實上，他在後來讓美國人非常頭疼：九一一之後，他被列為阿富汗第三號通緝犯。
美國大約支持了50名這樣的指揮官，每月根據戰果和形勢支付2萬到10萬美元不等的行動經費。出於對伊斯蘭國家的支持，以及對那些受壓迫的穆斯林的同情，沙烏地阿拉伯也提供了大筆資金用於支援聖戰戰士。那些志願來阿富汗參與戰鬥的沙特人受到了高度的讚揚。出身名門、能言善辯、風度迷人的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便是其中之一，他獲得了大筆來自沙特資助者的資金。毫無疑問，這些資金會反過來讓他們成為聖戰組織中的重要人物。直到後來人們才認識到這一事實。
不過，即便伊拉克人在1985年針對伊朗的“巴德爾進攻”（Badr offensive）中明顯了使用毒氣，他們仍然沒有受到公開的指責。美國只是發表一份措辭溫和的聲明，表明自己強烈反對使用化學武器。畢竟，正如美國的一位高級官員所指明的，伊拉克的化學武器的製造商“主要是來自於西方的企業，可能還包括一家美國在海外的子公司”，這一事實令人十分尷尬。因此不少人懷疑，在薩達姆獲得甚至使用化學武器的過程中，一定存在同謀。
到了後來，美國人連那些無關痛癢的、公開或私下懇求伊拉克高層不要使用化學武器的聲音也懶得發了。80年代中期，當聯合國的報告認定伊拉克對其本國公民使用了化學武器時，美國選擇了沉默。面對薩達姆對伊拉克庫德人採取的殘暴而持續的鎮壓，沒有人站出來指責，僅僅是在美國的軍事報告中提了一句，伊拉克針對平民大規模地使用了“化學藥劑”。對於美國來說，伊拉克要比國際法重要得多，更別說那些受害平民了。
同樣的，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提高了巴基斯坦的戰略意義，因此無人理會該國的核計劃。縱觀全球，人權問題遠不及美國的利益重要。美國並沒有從伊朗革命中吸取教訓：美國人本身並不贊同惡行，但是由於他們支持的都是一些獨裁者、一些虐待本國人民或一心要挑釁鄰國的人，因此美國會不可避免地背負罵名，並為此付出代價。
援助阿富汗叛軍的行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些人因反抗蘇聯的侵略而被西方媒體稱為“聖戰戰士”（Mujahidin）。實際上，他們的成分很複雜，有民族主義者、前軍官、宗教狂熱分子、部落首領、機會主義者和僱傭兵。他們之間偶爾還會互相爭奪兵員、資金和武器，包括中情局從80年代初開始提供的數千架半自動步槍和RPG-7火箭筒，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從巴基斯坦運來的。
儘管組織鬆散，但這些抵抗勢力對蘇軍進行了持續的騷擾，有效打擊了後者的士氣。在主要城市及薩朗（Salang）公路沿線，恐怖襲擊已經司空見慣；從烏茲別克斯坦向南到赫拉特和坎大哈這一蘇聯向阿富汗運送軍隊和裝備的主要線路上也是如此。前線在發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指出，愈發頻繁的敵對行動令人擔憂，而且很難確認兇手是誰，叛軍往往混在當地居民中間以躲避搜查。
阿富汗叛軍不斷取得令人驚訝的戰果。例如在1983年，賈拉魯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發動了一次突襲，成功繳獲了兩台T-55坦克，以及高射炮、火箭筒和榴彈炮等武器。他把它們藏在靠近巴基斯坦邊境的霍斯特（Khost）附近的隧道里。現在，這些武器被用來攻擊暴露在公路上的車隊，從而向當地居民證明，強大的蘇聯被他們打得頭破血流。
諸如此類的勝利使得蘇軍士氣低落，後者對此發起了兇猛的還擊。在目睹了同志和戰友的傷亡後，復仇和嗜血的欲望再難以遏制。報復行動是殘忍的：兒童被殺害，婦女被強姦，每個人都被懷疑是聖戰戰士。這導致了一個惡性循環，支持叛亂的阿富汗人越來越多。一些蘇聯指揮官冷靜地意識到，紅軍的鐵錘無法砸開行蹤詭秘、各自為戰的敵人的外殼。
叛軍的力量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開始不僅僅滿足於遏制蘇聯在阿富汗的擴張。1985年早些時候，人們已經在談論如何打敗蘇聯並將他們徹底趕出阿富汗。里根總統在三月份簽署了第166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稱“（美國）政策的終極目標是清除阿富汗的蘇聯軍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有必要“改善阿富汗抵抗力量的軍事能力”。換句話說，就是大幅增加對叛軍的武器供應。這一決議引發了關於武器供應是否要包括毒刺（Stinger）飛彈的漫長爭論——這種飛彈比當時的其他飛彈精準得多，能夠在3英里外擊落飛機。
像賈拉魯丁・哈卡尼這樣的人，是該新政策的受益者。其抗擊蘇聯的成果和宗教熱情使得美國眾議員查理・威爾遜（插rlie Wilson，好萊塢大片《查理・威爾遜的戰爭》的原型）相信，他是“正義的化身”。在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武器裝備之後，哈卡尼開始在阿富汗南部建立起自己的地盤；1985年之後美國提供的大批武器更讓他戰無不勝，從而鞏固了他的強硬路線。但這並不表示他對美國抱有任何忠心，事實上，他在後來讓美國人非常頭疼：九一一之後，他被列為阿富汗第三號通緝犯。
美國大約支持了50名這樣的指揮官，每月根據戰果和形勢支付2萬到10萬美元不等的行動經費。出於對伊斯蘭國家的支持，以及對那些受壓迫的穆斯林的同情，沙烏地阿拉伯也提供了大筆資金用於支援聖戰戰士。那些志願來阿富汗參與戰鬥的沙特人受到了高度的讚揚。出身名門、能言善辯、風度迷人的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便是其中之一，他獲得了大筆來自沙特資助者的資金。毫無疑問，這些資金會反過來讓他們成為聖戰組織中的重要人物。直到後來人們才認識到這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