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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一些人認為美國是這次襲擊的幕後主使，並得到很多人的附和，但卻沒有過硬的證據能夠證實外國勢力插手了這場戰爭。相反，數百萬頁的文件、錄音以及2003年從巴格達總統府發現的資料充分表明，薩達姆是單獨行動的。他選擇了一個合適的時機乘虛而入，想要奪回在5年前兩伊領土協議中失去的地盤。這些資料顯示，在巴格達決定突然入侵伊朗前的幾個月，伊拉克的情報部門為此擴大了情報搜集的範圍。
驅使薩達姆發動戰爭的是強烈的不安全感和狂妄自大。以色列的存在，以及阿拉伯世界無力擊敗這個“英美勢力代言人”的事實，都讓薩達姆坐立不安。同時他還抱怨，任何針對以色列的攻擊都會招致西方對伊拉克的報復。他提醒伊拉克的高官們：“如果我們攻擊以色列，美國人會向我們扔原子彈。”他指出，西方攻擊的“首要目標將是巴格達，而不是大馬士革或安曼”。所以，薩達姆的想法是，如果攻擊以色列會讓伊拉克面臨亡國的危險，那麼不如在此之前先將伊朗拉作墊背。
薩達姆和他的伊拉克高官們不斷聲稱以色列和伊朗存在勾結，伊拉克應當承擔起領導所有阿拉伯人的責任。為了收回1975年領土協議中被“霸占”的土地，伊拉克果斷地在1980年進攻伊朗。薩達姆向其高官們斷言，這一行動將鼓舞所有被趕出家園的人們站起來，要回理應屬於他們的東西——這無疑是說給巴勒斯坦人聽的。薩達姆相信，入侵伊朗將有利於其他地區的阿拉伯人。鑑於這一奇怪的邏輯，難怪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會將伊拉克形容為“可能是除卡扎菲之外最不可理喻的阿拉伯政權”。
伊朗的革命也激怒了薩達姆。他認為，伊朗國王的倒台以及霍梅尼的上台“完全是美國的決定”。他聲稱，目前的動盪是一個更龐大計劃的開始，該計劃將利用穆斯林阿訇“嚇唬波斯灣人民，使得美國人可以插上一腳並隨心所欲地左右本地區的局勢”。當然，除了想像力，薩達姆還擁有敏銳的洞察力。例如，伊拉克領導人立即意識到蘇聯出兵阿富汗的意義，以及這將給伊拉克帶來什麼影響。蘇聯會不會有一天在伊拉克如法炮製？它會不會以提供援助為藉口在伊拉克扶植傀儡政府？這都是薩達姆所擔心的問題。他質問莫斯科：“這就是你們對待未來朋友的方式？”
當蘇聯試圖利用伊朗的反美情緒接近霍梅尼和他身邊的人時，薩達姆更加不安了。薩達姆意識到情況不妙，莫斯科有可能為了討好伊朗而拋棄伊拉克。他在1980年對約旦外交官說道：“應該遏制蘇聯在本地區的滲透。”由於感覺到和蘇聯漸走漸遠，薩達姆準備背棄曾經在70年代力挺他掌權的蘇聯人。因此直至攻擊發動前一天，薩達姆才通知蘇聯，而莫斯科對此反應冷淡。另一方面，據伊拉克情報部門的報告，此時伊朗正在經受“嚴重的經濟危機”，並且無力“進行大規模防禦”，這無疑是個不容錯過的絕佳機會。
伊朗國王的下台引發了一系列混亂。至1980年底，整個中亞地區都在暗潮湧動。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命運撲朔迷離，取決於它們各自領導人的選擇以及外部勢力的干預。想要拋開該地區的整體形勢而去猜測單個國家的未來走向，幾乎是不可能的。對於美國而言，他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儘管在20世紀早些時候，該地區就已經埋下了反美情緒的種子，但完全不至於發展成純粹的仇恨。然而美國近20年來的策略，使得這片位於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之間的地區對美國的態度不斷惡化。
很顯然， 80年代初的美國陷入了困境。一開始，美國的政策制訂者還將伊拉克的進攻看作是一個福音，薩達姆・海珊的侵略行為被認為是開啟與德黑蘭談判的機會。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毫不掩飾地聲稱，伊拉克的進攻是個積極的信號，將迫使伊朗釋放人質”。華盛頓認為，為了應對伊拉克的侵略，霍梅尼非常需要曾經購自美國的武器零件，這將給伊朗人帶來談判壓力。伊朗人被告知，如果人質得到釋放，華盛頓可能會考慮放行價值數億美元的相關物資。這一方案已經得到了總統本人的許可，但是德黑蘭對此卻不予理睬。伊朗人再次棋高一著：他們的路子很廣，成功地從其他地方買到了急需的零件，包括像越南這樣在戰爭期間繳獲了大量美軍裝備的國家。
伊朗還從以色列那裡獲得了大量的裝備，而這是薩達姆・海珊無論如何都要阻止的。鑑於霍梅尼一向的反猶立場，伊朗人和以色列人想和對方做生意的意圖從許多方面來講都是出人意料的。霍梅尼曾在70年代寫道：“伊斯蘭國家和穆斯林的第一個敵人就是猶太人，他們是所有反伊斯蘭陰謀的源頭。”如今，多虧了薩達姆・海珊的入侵，伊朗和以色列親密得好似一家人。
這也是80年代初霍梅尼在提到少數派和其他宗教時言辭變得溫和的一個原因，他認為猶太教是“一個在普通人中興起的、可敬的宗教”。但是他將猶太教與猶太復國主義區別對待，至少在他看來，後者是一場政治（以及剝削性）運動，在本質上是反宗教的。這種態度的轉變非常明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甚至發行了帶有耶穌基督形象和亞美尼亞語《古蘭經》箴言的郵票。
驅使薩達姆發動戰爭的是強烈的不安全感和狂妄自大。以色列的存在，以及阿拉伯世界無力擊敗這個“英美勢力代言人”的事實，都讓薩達姆坐立不安。同時他還抱怨，任何針對以色列的攻擊都會招致西方對伊拉克的報復。他提醒伊拉克的高官們：“如果我們攻擊以色列，美國人會向我們扔原子彈。”他指出，西方攻擊的“首要目標將是巴格達，而不是大馬士革或安曼”。所以，薩達姆的想法是，如果攻擊以色列會讓伊拉克面臨亡國的危險，那麼不如在此之前先將伊朗拉作墊背。
薩達姆和他的伊拉克高官們不斷聲稱以色列和伊朗存在勾結，伊拉克應當承擔起領導所有阿拉伯人的責任。為了收回1975年領土協議中被“霸占”的土地，伊拉克果斷地在1980年進攻伊朗。薩達姆向其高官們斷言，這一行動將鼓舞所有被趕出家園的人們站起來，要回理應屬於他們的東西——這無疑是說給巴勒斯坦人聽的。薩達姆相信，入侵伊朗將有利於其他地區的阿拉伯人。鑑於這一奇怪的邏輯，難怪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會將伊拉克形容為“可能是除卡扎菲之外最不可理喻的阿拉伯政權”。
伊朗的革命也激怒了薩達姆。他認為，伊朗國王的倒台以及霍梅尼的上台“完全是美國的決定”。他聲稱，目前的動盪是一個更龐大計劃的開始，該計劃將利用穆斯林阿訇“嚇唬波斯灣人民，使得美國人可以插上一腳並隨心所欲地左右本地區的局勢”。當然，除了想像力，薩達姆還擁有敏銳的洞察力。例如，伊拉克領導人立即意識到蘇聯出兵阿富汗的意義，以及這將給伊拉克帶來什麼影響。蘇聯會不會有一天在伊拉克如法炮製？它會不會以提供援助為藉口在伊拉克扶植傀儡政府？這都是薩達姆所擔心的問題。他質問莫斯科：“這就是你們對待未來朋友的方式？”
當蘇聯試圖利用伊朗的反美情緒接近霍梅尼和他身邊的人時，薩達姆更加不安了。薩達姆意識到情況不妙，莫斯科有可能為了討好伊朗而拋棄伊拉克。他在1980年對約旦外交官說道：“應該遏制蘇聯在本地區的滲透。”由於感覺到和蘇聯漸走漸遠，薩達姆準備背棄曾經在70年代力挺他掌權的蘇聯人。因此直至攻擊發動前一天，薩達姆才通知蘇聯，而莫斯科對此反應冷淡。另一方面，據伊拉克情報部門的報告，此時伊朗正在經受“嚴重的經濟危機”，並且無力“進行大規模防禦”，這無疑是個不容錯過的絕佳機會。
伊朗國王的下台引發了一系列混亂。至1980年底，整個中亞地區都在暗潮湧動。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命運撲朔迷離，取決於它們各自領導人的選擇以及外部勢力的干預。想要拋開該地區的整體形勢而去猜測單個國家的未來走向，幾乎是不可能的。對於美國而言，他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儘管在20世紀早些時候，該地區就已經埋下了反美情緒的種子，但完全不至於發展成純粹的仇恨。然而美國近20年來的策略，使得這片位於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之間的地區對美國的態度不斷惡化。
很顯然， 80年代初的美國陷入了困境。一開始，美國的政策制訂者還將伊拉克的進攻看作是一個福音，薩達姆・海珊的侵略行為被認為是開啟與德黑蘭談判的機會。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毫不掩飾地聲稱，伊拉克的進攻是個積極的信號，將迫使伊朗釋放人質”。華盛頓認為，為了應對伊拉克的侵略，霍梅尼非常需要曾經購自美國的武器零件，這將給伊朗人帶來談判壓力。伊朗人被告知，如果人質得到釋放，華盛頓可能會考慮放行價值數億美元的相關物資。這一方案已經得到了總統本人的許可，但是德黑蘭對此卻不予理睬。伊朗人再次棋高一著：他們的路子很廣，成功地從其他地方買到了急需的零件，包括像越南這樣在戰爭期間繳獲了大量美軍裝備的國家。
伊朗還從以色列那裡獲得了大量的裝備，而這是薩達姆・海珊無論如何都要阻止的。鑑於霍梅尼一向的反猶立場，伊朗人和以色列人想和對方做生意的意圖從許多方面來講都是出人意料的。霍梅尼曾在70年代寫道：“伊斯蘭國家和穆斯林的第一個敵人就是猶太人，他們是所有反伊斯蘭陰謀的源頭。”如今，多虧了薩達姆・海珊的入侵，伊朗和以色列親密得好似一家人。
這也是80年代初霍梅尼在提到少數派和其他宗教時言辭變得溫和的一個原因，他認為猶太教是“一個在普通人中興起的、可敬的宗教”。但是他將猶太教與猶太復國主義區別對待，至少在他看來，後者是一場政治（以及剝削性）運動，在本質上是反宗教的。這種態度的轉變非常明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甚至發行了帶有耶穌基督形象和亞美尼亞語《古蘭經》箴言的郵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