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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很久以後，最近我才想到：這種思想在本質上是不是改變了呢？怕是未必。農業學大寨，開山造地，各地退經還糧（特別是在廣東、福建），恐怕仍然是“擴大糧食耕作面積”，仍然是一種“開荒”。
如果早讀一點清史，讀一點康熙、乾隆的諭旨（那些個所謂“錯話”），是不是會好一點呢？我就不知道了……
三、老大難的多種經營
下一步面臨的問題就是，如果說耕地已經開發殆盡，將如何謀求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遠不足以解釋農業總量的提高，又應從哪些方面去尋求這些方法和原因？這是中國歷代沒遇到過的重大挑戰。
如果說“三百年為一個歷史”，我們也可以說，在近幾十年裡，這一直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最初的口號是“以糧為綱”，但與它的後半句“全面發展”，就不免成為“悖論”。所以後來胡耀邦稱之為“以糧為綱，全面砍光”。這裡面原因很多，我們只能集中探討它的“技術方面”，而且仍是從清史出發。
清代新的探索始於康熙，期望農民不再“狃於種地”，開展畜牧等他種經營（康熙五十五年上諭）；繼之以雍正，於土地增墾、“竭力耕耘”外，提倡“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狗彘之畜”，展寬農業經營方向（雍正二年上諭），而完成於乾隆，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
這一經濟發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於土地的開墾，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別重視五穀以外的作物種植，及農耕以外的各種經營。其含義已不止於“精耕細作”（據許倬雲研究，中國漢代農業已進入這一層次），而在於經濟作物等“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工業和商業的廣泛增長。遂為中國經濟指明了一條極具可行性的發展道路。
後來有估計說，中國農民經營“副業”的收入，一般占農副業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農民中約有五分之一以上專門依靠副業過活。如果加上“工業”部分，相信清代數字還要高出許多。
總而言之，清代的經濟增長，可以說全與“貿易”及“交換”有關（儘管只涉及商業交易的一小部分，清朝關稅在乾隆年間仍增長了四倍）。它成為土地開墾之外，對清代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一個因素，也是清代經濟發展的最大成就。這雖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卻不可小覷。
這一切都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利好”消息：有材料表明，佃戶改種高產值經濟作物，依舊交納稻穀田租（如我在廣東所見之買稅）；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導致畝產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於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參見拙作《租佃關係新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
反觀當代，一般認為，土地改革以後有一個“黃金時代”，其實大可商榷。根據統計數字，到1952年，中國糧食總產恢復到戰前水平，人均產量卻有所下降；經濟作物的下降更是明顯，如油料、菸草、茶葉、絲繭的產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後很久，這部分生產都未能恢復起來。
到1956年，集體化以後的第一年，問題就充分暴露出來。1956年中，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5月6日：“一五”計劃前三年烤菸生產的計劃都沒有完成，原因在於指導錯誤以及價格政策等；9日：越來越尖銳地感覺到油料供應不足；10日：農村副業、手工業生產大大下降，是造成當前農村市場不活躍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區農村副業大大衰落；6月6日：由於領導機關重視不夠和長期以來收購價格偏低，江浙兩省桑園面積和產繭量，目前只相當於戰前的54％和35％；據農業部統計，今年花生、黃麻、甘蔗播種面積都在減少，許多地區副業生產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別是養豬減少；7月：中央農工部副部長王觀瀾報告，浙江副業嚴重下降，江蘇長江兩岸地區副業產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澤東為此專門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糧食以外的農產物占產值百分之七十一，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數目字。其他各省情形與此有些不同，但糧食以外作物及副業的產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否則就是一個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嚴重錯誤。
生豬的出欄頭數從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為6157萬頭，比1954年減少20％左右。1956年出現了全國大牲畜數量的首次下降，從此開始了一個持續下降的過程（1957年、1958年分別減少390萬頭和610萬頭）。
而且，極力強調糧食生產，糧食問題並沒有解決。在集體化的前十年（1956～1966年）糧食生產是零增長，後十年（1967～1977年），僅僅是總量增長，人均並無增加。在大饑荒時還能依靠四川、黑龍江，改革前夕則幾乎沒有一個省份還可調出糧食（不要說防災，以後的“工業化”、“城市化”皆失去依託）。
當年“以糧為綱”的做法，不但沒有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反而害苦了那些先進地區。類似的問題，在歷史上就存在過，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評廣東和福建的“捨本逐末”。繼1982年福建之後，1983年、1984年我兩次赴廣東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開”之後，地方經濟將向何方“自由”發展（我在那裡也遇到老人懇切陳情，希望上頭放寬糧食政策）。
如果早讀一點清史，讀一點康熙、乾隆的諭旨（那些個所謂“錯話”），是不是會好一點呢？我就不知道了……
三、老大難的多種經營
下一步面臨的問題就是，如果說耕地已經開發殆盡，將如何謀求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遠不足以解釋農業總量的提高，又應從哪些方面去尋求這些方法和原因？這是中國歷代沒遇到過的重大挑戰。
如果說“三百年為一個歷史”，我們也可以說，在近幾十年裡，這一直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最初的口號是“以糧為綱”，但與它的後半句“全面發展”，就不免成為“悖論”。所以後來胡耀邦稱之為“以糧為綱，全面砍光”。這裡面原因很多，我們只能集中探討它的“技術方面”，而且仍是從清史出發。
清代新的探索始於康熙，期望農民不再“狃於種地”，開展畜牧等他種經營（康熙五十五年上諭）；繼之以雍正，於土地增墾、“竭力耕耘”外，提倡“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狗彘之畜”，展寬農業經營方向（雍正二年上諭），而完成於乾隆，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
這一經濟發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於土地的開墾，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別重視五穀以外的作物種植，及農耕以外的各種經營。其含義已不止於“精耕細作”（據許倬雲研究，中國漢代農業已進入這一層次），而在於經濟作物等“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工業和商業的廣泛增長。遂為中國經濟指明了一條極具可行性的發展道路。
後來有估計說，中國農民經營“副業”的收入，一般占農副業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農民中約有五分之一以上專門依靠副業過活。如果加上“工業”部分，相信清代數字還要高出許多。
總而言之，清代的經濟增長，可以說全與“貿易”及“交換”有關（儘管只涉及商業交易的一小部分，清朝關稅在乾隆年間仍增長了四倍）。它成為土地開墾之外，對清代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一個因素，也是清代經濟發展的最大成就。這雖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卻不可小覷。
這一切都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利好”消息：有材料表明，佃戶改種高產值經濟作物，依舊交納稻穀田租（如我在廣東所見之買稅）；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導致畝產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於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參見拙作《租佃關係新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
反觀當代，一般認為，土地改革以後有一個“黃金時代”，其實大可商榷。根據統計數字，到1952年，中國糧食總產恢復到戰前水平，人均產量卻有所下降；經濟作物的下降更是明顯，如油料、菸草、茶葉、絲繭的產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後很久，這部分生產都未能恢復起來。
到1956年，集體化以後的第一年，問題就充分暴露出來。1956年中，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5月6日：“一五”計劃前三年烤菸生產的計劃都沒有完成，原因在於指導錯誤以及價格政策等；9日：越來越尖銳地感覺到油料供應不足；10日：農村副業、手工業生產大大下降，是造成當前農村市場不活躍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區農村副業大大衰落；6月6日：由於領導機關重視不夠和長期以來收購價格偏低，江浙兩省桑園面積和產繭量，目前只相當於戰前的54％和35％；據農業部統計，今年花生、黃麻、甘蔗播種面積都在減少，許多地區副業生產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別是養豬減少；7月：中央農工部副部長王觀瀾報告，浙江副業嚴重下降，江蘇長江兩岸地區副業產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澤東為此專門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糧食以外的農產物占產值百分之七十一，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數目字。其他各省情形與此有些不同，但糧食以外作物及副業的產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否則就是一個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嚴重錯誤。
生豬的出欄頭數從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為6157萬頭，比1954年減少20％左右。1956年出現了全國大牲畜數量的首次下降，從此開始了一個持續下降的過程（1957年、1958年分別減少390萬頭和610萬頭）。
而且，極力強調糧食生產，糧食問題並沒有解決。在集體化的前十年（1956～1966年）糧食生產是零增長，後十年（1967～1977年），僅僅是總量增長，人均並無增加。在大饑荒時還能依靠四川、黑龍江，改革前夕則幾乎沒有一個省份還可調出糧食（不要說防災，以後的“工業化”、“城市化”皆失去依託）。
當年“以糧為綱”的做法，不但沒有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反而害苦了那些先進地區。類似的問題，在歷史上就存在過，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評廣東和福建的“捨本逐末”。繼1982年福建之後，1983年、1984年我兩次赴廣東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開”之後，地方經濟將向何方“自由”發展（我在那裡也遇到老人懇切陳情，希望上頭放寬糧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