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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在中國這一農業古國，自發展的早期階段，糧食生產都是豐富而有餘裕的，曾幾何時，一些地方改而經營其他經濟作物，因此不得不進口糧食（如廣東、江蘇、福建等），這是一種進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強令其“自給自足”，結果將會放棄其領先地位，即使獲得一時成功，卻最終無法解決該地區的發展問題。
“以糧為綱”的問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決，《杜潤生自述》中說：1981年中央批轉了國家農委《關於積極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報告》（13號文件），它關係到健全農業生產結構，和農業生產的戰略方向等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一生產結構問題和責任制問題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兩項政策，一條是包產到戶，一條是多種經營，從此把農業推進新的體制和新的生產結構。
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存在著很大的誤解。好像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都主張重農輕商，就只種糧食，不搞多種經營。實際上“多種經營”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還很發達，——《自述》在這裡即引述了高王凌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給發展組。當時小組正準備下鄉調查，題目是“包產到戶以後”的政策走向。“帶頭大哥”宋江看好它，來信說：“不僅文章對現實有借鑑意義，而且對改變史學界的學風有一定價值”，並決定列印若干份，送中央書記處。多年以後，據友人唐曉峰迴憶，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顯擺。
當然，這一問題的解決還須分兩步走，沒有八十年代中在糧食問題上的“放手”（所謂農村改革的“第二步”），則還不成（參見廣東和江蘇的例子）。
說到這裡應該聲明，我決無意指陳中國當代改革是受清代影響，不，農村改革是從實際出發，並非受書本和前人影響。但也不可否認，這裡面存在有一種“關聯”，而且可以“互相說明”。
所以我曾提出這樣的學術口號：“正面觀察，貫通古今”。不但來回觀察，必要時還須反覆貫通。
四、一以貫之的農村工業問題
有關經濟發展的第三個方面，是農村工業問題。
有人以為，農村工業是“大躍進”以後才有的，這並不對。也有朋友問我，蘇南的鄉村工業為什麼這樣發達（白南生；為此1988年我們曾一同去無錫作了一次調查）？對我來說，這問題卻是“不言自明”的。在地區研究中，除四川、廣東外，我曾專門研究過江南。過去由於“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遮蔽，這些地區發展的本格意義都被忽視和歪曲了。
我的研究表明，在清代長江三角洲，曾存在一個“農村工業區”。當然，這裡說的不是現代工業，而是傳統工業（與今人的誤解不同，傳統工業也是工業，而且二者的轉化在江南也沒遇到什麼“實質性”的障礙）。在那裡，農家出產主要是工業品——手工紡織產品（棉布、絲織品等），基本是以貨幣結算（出售棉花，買米自食及交納漕糧）。不但如此，如果進一步細作區分，可以發現，其最終產品組成中“工業所得”占據大半，“農業所得”不過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為當時人口密度最高、經濟最為富庶的地區。
與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對農家工業採取支持態度，好些個省份，如河南、四川、陝西等地的“勸農”中，也都把江蘇當作了經濟發展的楷模。相應的，乾隆時期政府還開放了礦禁。
“農村工業區”？其他經濟史學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說法。當然，在經濟史研究中不可避免會缺乏一些“現代統計”。但這不能成為藉口。曾國藩說：做學問要有“膽識”。有些問題需要“考據”，有些則須用別的方法，如章學誠說的“性靈”和“神解精識”，所謂“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一味考據，恐怕就會落入學問的“下乘”，並可能迷失研究的方向。
《杜潤生自述》里說：初到國家農委上任，正是1979年年初，發現江蘇一枝獨秀，發展了一批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在蘇南早一步得到發展，也和近代早期的傳統基礎有關。
他又引述高王凌的研究，說：據中國有的學者研究，在清代這裡就形成了一個“傳統工業區”，家庭手工業非常發達，已成為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二十世紀很快就轉成現代工業，並形成當地的經濟中心，但新中國成立後逐漸趨於凋落。縱觀歷史，農業向工業生產發展的衝動，在中國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難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農村形勢時，杜潤生提出，當時農村已形成了三類地區，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種是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一種是處於中間狀態的，一種是較差的“三靠隊”。所謂“三靠”，即是“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這一類生產隊大多在落後地區，顯得問題最大。
但是人們往往忽視了，第一類地區即所謂先進地區，問題也很大，只是性質不大一樣罷了。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寬政策和解放勞動力，把經濟導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梯。然而，受到宏觀經濟的制約，這種需要很難滿足。集體經濟體制既解決不了三靠隊的“脫貧”問題，也滿足不了先進社隊的“致富”要求。它幾乎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以糧為綱”的問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決，《杜潤生自述》中說：1981年中央批轉了國家農委《關於積極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報告》（13號文件），它關係到健全農業生產結構，和農業生產的戰略方向等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一生產結構問題和責任制問題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兩項政策，一條是包產到戶，一條是多種經營，從此把農業推進新的體制和新的生產結構。
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存在著很大的誤解。好像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都主張重農輕商，就只種糧食，不搞多種經營。實際上“多種經營”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還很發達，——《自述》在這裡即引述了高王凌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給發展組。當時小組正準備下鄉調查，題目是“包產到戶以後”的政策走向。“帶頭大哥”宋江看好它，來信說：“不僅文章對現實有借鑑意義，而且對改變史學界的學風有一定價值”，並決定列印若干份，送中央書記處。多年以後，據友人唐曉峰迴憶，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顯擺。
當然，這一問題的解決還須分兩步走，沒有八十年代中在糧食問題上的“放手”（所謂農村改革的“第二步”），則還不成（參見廣東和江蘇的例子）。
說到這裡應該聲明，我決無意指陳中國當代改革是受清代影響，不，農村改革是從實際出發，並非受書本和前人影響。但也不可否認，這裡面存在有一種“關聯”，而且可以“互相說明”。
所以我曾提出這樣的學術口號：“正面觀察，貫通古今”。不但來回觀察，必要時還須反覆貫通。
四、一以貫之的農村工業問題
有關經濟發展的第三個方面，是農村工業問題。
有人以為，農村工業是“大躍進”以後才有的，這並不對。也有朋友問我，蘇南的鄉村工業為什麼這樣發達（白南生；為此1988年我們曾一同去無錫作了一次調查）？對我來說，這問題卻是“不言自明”的。在地區研究中，除四川、廣東外，我曾專門研究過江南。過去由於“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遮蔽，這些地區發展的本格意義都被忽視和歪曲了。
我的研究表明，在清代長江三角洲，曾存在一個“農村工業區”。當然，這裡說的不是現代工業，而是傳統工業（與今人的誤解不同，傳統工業也是工業，而且二者的轉化在江南也沒遇到什麼“實質性”的障礙）。在那裡，農家出產主要是工業品——手工紡織產品（棉布、絲織品等），基本是以貨幣結算（出售棉花，買米自食及交納漕糧）。不但如此，如果進一步細作區分，可以發現，其最終產品組成中“工業所得”占據大半，“農業所得”不過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為當時人口密度最高、經濟最為富庶的地區。
與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對農家工業採取支持態度，好些個省份，如河南、四川、陝西等地的“勸農”中，也都把江蘇當作了經濟發展的楷模。相應的，乾隆時期政府還開放了礦禁。
“農村工業區”？其他經濟史學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說法。當然，在經濟史研究中不可避免會缺乏一些“現代統計”。但這不能成為藉口。曾國藩說：做學問要有“膽識”。有些問題需要“考據”，有些則須用別的方法，如章學誠說的“性靈”和“神解精識”，所謂“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一味考據，恐怕就會落入學問的“下乘”，並可能迷失研究的方向。
《杜潤生自述》里說：初到國家農委上任，正是1979年年初，發現江蘇一枝獨秀，發展了一批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在蘇南早一步得到發展，也和近代早期的傳統基礎有關。
他又引述高王凌的研究，說：據中國有的學者研究，在清代這裡就形成了一個“傳統工業區”，家庭手工業非常發達，已成為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二十世紀很快就轉成現代工業，並形成當地的經濟中心，但新中國成立後逐漸趨於凋落。縱觀歷史，農業向工業生產發展的衝動，在中國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難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農村形勢時，杜潤生提出，當時農村已形成了三類地區，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種是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一種是處於中間狀態的，一種是較差的“三靠隊”。所謂“三靠”，即是“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這一類生產隊大多在落後地區，顯得問題最大。
但是人們往往忽視了，第一類地區即所謂先進地區，問題也很大，只是性質不大一樣罷了。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寬政策和解放勞動力，把經濟導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梯。然而，受到宏觀經濟的制約，這種需要很難滿足。集體經濟體制既解決不了三靠隊的“脫貧”問題，也滿足不了先進社隊的“致富”要求。它幾乎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