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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觀察，在清代十八世紀，“我們”遇到了什麼問題？第一個，恐怕就非人口問題莫屬了。這種情況，在四川我就發現了。
公元十八世紀之初（康熙四十年代），清聖祖（康熙皇帝）發現，國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預籌安養之策”。這就展開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頁，集中表現在十八世紀頭五十年中，政府連續給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時期，中國“人丁”只有兩千數百餘萬，到乾隆初年初次統計“大小男婦”，就發現已有一億三四千萬“口”（那還是國內清史研究的起步階段，尚需經過一番考訂，才知道“丁”非是“口”；因昧於“丁”與“口”乃兩條“非平行線”，時興“以丁折口”；對人口問題的發現，仍歸之於乾隆晚年之洪亮吉，不知兩者差了八九十年，中間還有一大段故事；稱洪氏為“中國的馬爾薩斯”，也表明國人在學術上之崇拜外人及好拾牙慧）。至乾隆五十八年，全國人口達到三億之眾。
中國在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這麼多的人口（漢代、宋代、明代的最高數額不過六千餘萬），也沒有這麼大幅度和快速的人口增長。重要的是，它竟與後幾百年連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幾億之眾。各位也許不會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國從彼時即已開始試行“現代化”（參見拙文，《史林》2006年第5期），但不難發現，“當日”問題與“今日”已十分接近。
還有一節不能不說，就是中國人口思想的主流（可以聖祖皇帝為代表），是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力求用經濟發展來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長）。它自然要帶來一個巨大的需求和農業產出，並帶動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問題的開墾政策
要發展經濟，首先便是開墾土地，當日朝堂上稱為“墾政”。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對農業生產來說，第一步即開墾土地，舍此並無其他。至於灌溉、施肥，以至複種、多種經營，一步步提高耕地利用水平……都是以後的事。歷代都把土地開墾，作為“恢復時期”的主要政策，一向也卓有成效（如明代初年）。
從官方統計數字來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國的耕地面積，已有7億多畝，到民國初年，達到14億畝。其間約7億畝是為清代開闢，占據一半（數據中的問題存而不論）。換句話說，清朝三百年土地開墾，與以前三千年所墾約略相當，成就極為可觀。
從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證，清代出現了“全域性開墾”，勢頭及於歷史上從未開闢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開發地區有西南、中南及東北等地，相對於明代經濟重心偏於東部運河一線，已形成極大反差。
經過清初“恢復時期”的持續開墾，到雍正年間（1723～1735），中國造報耕地數字達到9億畝。估計民國初年造報的14億畝耕地中，可能有12億畝，是為乾隆年間（1736～1796）已經開墾。
可是當康熙年間（1661～1722），中國還有大片的荒蕪土地有待開墾，聖祖皇帝卻持相反觀點，表示：“內地實無閒處”，“此外更有何應墾之田”？
聖祖之後，世宗皇帝重新強調土地開墾，史稱：“雍正間督各省開墾，頗用以厲民”（特別是在中州河南等地）。引致朝野不滿。
因此高宗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聲稱：內地開墾一說，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一面減稅免稅，甚至對耕地面積的統計都不復關心。“長時段”歷史不好解釋短時段“事件史”，這是一個例證。三十年內，政策在三個皇帝手裡來回變動，由什麼“客觀原因”可以解讀？
清朝皇帝是不是“錯了”，也有學者於此“斤斤計較”，卻忽略了作為一位“當事人”、“口述史作者”，是沒有所謂“對錯”的。對傳統的“寬政”缺乏了解，也不免帶入現代的“先入之見”。
所以到乾隆初年，中國的耕地數字就固定下來。中國傳統的經濟政策出現了歷代沒有過的大轉向。今人對此可能覺得沒什麼了不起，事實上卻非同小可。
儘管這些都屬於經世派的學問（參見《皇朝經世文編》），可惜的是，清人對自己這些東西，從沒有好好總結過。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後……中間還走了一段大彎路。
為什麼要這樣說？事情還要追述到半個世紀以前。據史料記載，1950年1月訪問蘇聯期間，毛澤東曾說，“中國人吃飯難是個普遍的大問題。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發展農業，擴大糧食耕作面積”（《汪東興日記》）。同期陳雲也認為：“農業增產有三個辦法：開荒，修水利，合作化。這些辦法都要採用”（《陳雲文選》）。在毛澤東編輯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也認為土地開墾還大有潛力可挖。……這種情況，直到很久以後才有所改變：1970年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才承認中國沒有什麼土地可以開墾（其間也不是“一無所獲”，但開墾的都是邊際土地，成本較高，而且所得不及每年城市化的“消耗”，因此中國耕地面積仍停留在以前的數額）。
公元十八世紀之初（康熙四十年代），清聖祖（康熙皇帝）發現，國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預籌安養之策”。這就展開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頁，集中表現在十八世紀頭五十年中，政府連續給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時期，中國“人丁”只有兩千數百餘萬，到乾隆初年初次統計“大小男婦”，就發現已有一億三四千萬“口”（那還是國內清史研究的起步階段，尚需經過一番考訂，才知道“丁”非是“口”；因昧於“丁”與“口”乃兩條“非平行線”，時興“以丁折口”；對人口問題的發現，仍歸之於乾隆晚年之洪亮吉，不知兩者差了八九十年，中間還有一大段故事；稱洪氏為“中國的馬爾薩斯”，也表明國人在學術上之崇拜外人及好拾牙慧）。至乾隆五十八年，全國人口達到三億之眾。
中國在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這麼多的人口（漢代、宋代、明代的最高數額不過六千餘萬），也沒有這麼大幅度和快速的人口增長。重要的是，它竟與後幾百年連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幾億之眾。各位也許不會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國從彼時即已開始試行“現代化”（參見拙文，《史林》2006年第5期），但不難發現，“當日”問題與“今日”已十分接近。
還有一節不能不說，就是中國人口思想的主流（可以聖祖皇帝為代表），是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力求用經濟發展來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長）。它自然要帶來一個巨大的需求和農業產出，並帶動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問題的開墾政策
要發展經濟，首先便是開墾土地，當日朝堂上稱為“墾政”。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對農業生產來說，第一步即開墾土地，舍此並無其他。至於灌溉、施肥，以至複種、多種經營，一步步提高耕地利用水平……都是以後的事。歷代都把土地開墾，作為“恢復時期”的主要政策，一向也卓有成效（如明代初年）。
從官方統計數字來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國的耕地面積，已有7億多畝，到民國初年，達到14億畝。其間約7億畝是為清代開闢，占據一半（數據中的問題存而不論）。換句話說，清朝三百年土地開墾，與以前三千年所墾約略相當，成就極為可觀。
從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證，清代出現了“全域性開墾”，勢頭及於歷史上從未開闢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開發地區有西南、中南及東北等地，相對於明代經濟重心偏於東部運河一線，已形成極大反差。
經過清初“恢復時期”的持續開墾，到雍正年間（1723～1735），中國造報耕地數字達到9億畝。估計民國初年造報的14億畝耕地中，可能有12億畝，是為乾隆年間（1736～1796）已經開墾。
可是當康熙年間（1661～1722），中國還有大片的荒蕪土地有待開墾，聖祖皇帝卻持相反觀點，表示：“內地實無閒處”，“此外更有何應墾之田”？
聖祖之後，世宗皇帝重新強調土地開墾，史稱：“雍正間督各省開墾，頗用以厲民”（特別是在中州河南等地）。引致朝野不滿。
因此高宗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聲稱：內地開墾一說，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一面減稅免稅，甚至對耕地面積的統計都不復關心。“長時段”歷史不好解釋短時段“事件史”，這是一個例證。三十年內，政策在三個皇帝手裡來回變動，由什麼“客觀原因”可以解讀？
清朝皇帝是不是“錯了”，也有學者於此“斤斤計較”，卻忽略了作為一位“當事人”、“口述史作者”，是沒有所謂“對錯”的。對傳統的“寬政”缺乏了解，也不免帶入現代的“先入之見”。
所以到乾隆初年，中國的耕地數字就固定下來。中國傳統的經濟政策出現了歷代沒有過的大轉向。今人對此可能覺得沒什麼了不起，事實上卻非同小可。
儘管這些都屬於經世派的學問（參見《皇朝經世文編》），可惜的是，清人對自己這些東西，從沒有好好總結過。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後……中間還走了一段大彎路。
為什麼要這樣說？事情還要追述到半個世紀以前。據史料記載，1950年1月訪問蘇聯期間，毛澤東曾說，“中國人吃飯難是個普遍的大問題。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發展農業，擴大糧食耕作面積”（《汪東興日記》）。同期陳雲也認為：“農業增產有三個辦法：開荒，修水利，合作化。這些辦法都要採用”（《陳雲文選》）。在毛澤東編輯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也認為土地開墾還大有潛力可挖。……這種情況，直到很久以後才有所改變：1970年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才承認中國沒有什麼土地可以開墾（其間也不是“一無所獲”，但開墾的都是邊際土地，成本較高，而且所得不及每年城市化的“消耗”，因此中國耕地面積仍停留在以前的數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