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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易讀書：那你現在就回不去了，現在大家崇拜的是權力和金錢，沒有這個習慣，你回不去怎麼辦？
高王凌：今天我們倆討論不是怎麼樣過這關是吧，而且我認為你要想過這關，靠民主、靠選票絕對無戲，對不對？
網易讀書：那您說靠什麼吧，回到傳統，我們呼喚一個鐵腕君王嗎？
高王凌：外國有學者研究西方的政治，他們就成天講反抗，他們不承認有“反行為”，說“反行為”就是“反抗”，我認為“反行為”不是“反抗”，他就說在蘇聯解體之前有多少多少反抗，我認為這是胡說八道，蘇聯不是被老百姓推翻的，對不對？
不知道怎麼垮的，我們不能探討那些問題，一個國家怎麼建立的和一個國家怎麼才能垮台，最近出的政治學書籍里都研究這個，抗爭政治，然後什麼情況下抗爭政治和反抗能夠成功，什麼情況不能，我認為這都是偽學術，這不叫學術，是胡鬧，象牙塔騙人，西方人玩他的象牙塔，把我們中國人糊弄得也跟在後頭研究這個。
網易讀書：我們還是需要一個肯定性的結論，您剛才講中國不是專制，民主不行，這個解決不了問題，那怎麼辦吧，您講回歸傳統，再建道統，我們總得落實一個東西。
高王凌：這個東西現在無法落實，我只是自個兒在那兒想，表示自己的一些政治態度和生活態度，我自己打算什麼樣的，我的選擇，如果將來有一個什麼樣的可能性，我會表示我喜歡的是這樣一個選擇。我今天說的就是這個。
網易讀書：問題是您講了這個“再建道統”，我們總得落實到一個東西，一個具體的內涵，是吧，這是個什麼呢？
高王凌：你這只能等到“黃四郎”之後。你才能談到這個問題，沒有這一步什麼談不到，對不對？這完全是前瞻性的。
最關鍵的是什麼？就是沒有你，就是等沒有你了之後，這一切就可能變成一種選擇……
從清史對當代農村改革的一個解讀
本篇是吳思先生點題，我才起念而寫的。說來，這些東西擱在腦子裡很久了，但只是到一定時候，才忽然鮮活起來，以前並不能夠說得這麼清楚，如此通貫。
“回歸傳統”，是我“財經網站”的標籤，一般人多難以接受。如果說讓大家回歸到乾隆朝的“物質生活”，自然有點兒“匪夷所思”。但問題的關鍵之一，是“傳統”還有沒有“價值”，或者說，還有沒有“現代價值”？這裡是從經濟史的角度，作出的一個解讀；也表示了我過去作為一個“經世學者”的所作所為。
本篇寫於2011年，發表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文字或有出入。
在歷史學界，近三百年歷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段兼修的學者很少。像我這樣只修一頭一尾的，也不多見（致為某些學者所譏）。比較多的，是從清代進入民國，或由民國轉入當代。
至於學術的重心，在我經歷所及，三十年間，也發生了由清入民（國），再入當代，熱點迭次轉移的過程。而我初到美國，當代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還不算做“歷史”的範圍（這與國內情形不同）。
我的“一擔挑式”選擇，表面上看，“全神貫注”於前面一頭（在美國我只讀清史不及其他），而內心關切卻在後頭。它也成就了我的一個觀點，即當代（今天歷史）的“昨天”，不在民國，而在清代（特別是十八世紀）。當然，這主要是就經濟史而言。
至於當代農村變革，又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經營制度，即與“包產到戶”有關土地制度、經營體制等問題；一是關於農業經濟發展的方向，帶有很強的技術性。
本篇文字，不管是使用什麼方法，是“以古貫今”，或“自今返古”，或以“三百年為一個歷史”做出發點，事後看來，並不由人。俗話說：“冥冥中自有天意”，即表明個人選擇的成分很少。
一、同樣遇到“人口問題”
三十年前，我讀研究生時的論文題目，是關於四川的“場市”（農村集市）。“場市”也許並不重要，為這篇論文，我卻讀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於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農村調查”。這為以後的學業打下了一塊基石，通過它，獲得一部分“史感”，也與我在農村生活的經驗可以互相驗證。
這篇論文在學術上也有一點價值，它觸及了一個理論上的問題，即中國傳統經濟的“自給自足說”。這一下非同小可，答辯時不能不講究策略：農村經濟的基本單元，不是農戶或者村落，而是圍繞著場市展開的“場市區域”。更深入的話就不好多說。慢慢我才發現，過去中國歷史的許多“結論”，多是產生於“調查研究”之先，而非其後的。
畢業以後，我需要選擇一個題目，作為將來自己的“專業方向”。對每一個有著相同經歷的人來說，恐怕都是必過的一“關”。
我採取的是一個“笨”方法，就是閱讀清朝的基本史料（《實錄》等）。慢慢不知怎麼就有了一念：寫“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那時發展組經常有小規模的學術交流，記得那次還是在沈志華家。
高王凌：今天我們倆討論不是怎麼樣過這關是吧，而且我認為你要想過這關，靠民主、靠選票絕對無戲，對不對？
網易讀書：那您說靠什麼吧，回到傳統，我們呼喚一個鐵腕君王嗎？
高王凌：外國有學者研究西方的政治，他們就成天講反抗，他們不承認有“反行為”，說“反行為”就是“反抗”，我認為“反行為”不是“反抗”，他就說在蘇聯解體之前有多少多少反抗，我認為這是胡說八道，蘇聯不是被老百姓推翻的，對不對？
不知道怎麼垮的，我們不能探討那些問題，一個國家怎麼建立的和一個國家怎麼才能垮台，最近出的政治學書籍里都研究這個，抗爭政治，然後什麼情況下抗爭政治和反抗能夠成功，什麼情況不能，我認為這都是偽學術，這不叫學術，是胡鬧，象牙塔騙人，西方人玩他的象牙塔，把我們中國人糊弄得也跟在後頭研究這個。
網易讀書：我們還是需要一個肯定性的結論，您剛才講中國不是專制，民主不行，這個解決不了問題，那怎麼辦吧，您講回歸傳統，再建道統，我們總得落實一個東西。
高王凌：這個東西現在無法落實，我只是自個兒在那兒想，表示自己的一些政治態度和生活態度，我自己打算什麼樣的，我的選擇，如果將來有一個什麼樣的可能性，我會表示我喜歡的是這樣一個選擇。我今天說的就是這個。
網易讀書：問題是您講了這個“再建道統”，我們總得落實到一個東西，一個具體的內涵，是吧，這是個什麼呢？
高王凌：你這只能等到“黃四郎”之後。你才能談到這個問題，沒有這一步什麼談不到，對不對？這完全是前瞻性的。
最關鍵的是什麼？就是沒有你，就是等沒有你了之後，這一切就可能變成一種選擇……
從清史對當代農村改革的一個解讀
本篇是吳思先生點題，我才起念而寫的。說來，這些東西擱在腦子裡很久了，但只是到一定時候，才忽然鮮活起來，以前並不能夠說得這麼清楚，如此通貫。
“回歸傳統”，是我“財經網站”的標籤，一般人多難以接受。如果說讓大家回歸到乾隆朝的“物質生活”，自然有點兒“匪夷所思”。但問題的關鍵之一，是“傳統”還有沒有“價值”，或者說，還有沒有“現代價值”？這裡是從經濟史的角度，作出的一個解讀；也表示了我過去作為一個“經世學者”的所作所為。
本篇寫於2011年，發表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文字或有出入。
在歷史學界，近三百年歷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段兼修的學者很少。像我這樣只修一頭一尾的，也不多見（致為某些學者所譏）。比較多的，是從清代進入民國，或由民國轉入當代。
至於學術的重心，在我經歷所及，三十年間，也發生了由清入民（國），再入當代，熱點迭次轉移的過程。而我初到美國，當代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還不算做“歷史”的範圍（這與國內情形不同）。
我的“一擔挑式”選擇，表面上看，“全神貫注”於前面一頭（在美國我只讀清史不及其他），而內心關切卻在後頭。它也成就了我的一個觀點，即當代（今天歷史）的“昨天”，不在民國，而在清代（特別是十八世紀）。當然，這主要是就經濟史而言。
至於當代農村變革，又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經營制度，即與“包產到戶”有關土地制度、經營體制等問題；一是關於農業經濟發展的方向，帶有很強的技術性。
本篇文字，不管是使用什麼方法，是“以古貫今”，或“自今返古”，或以“三百年為一個歷史”做出發點，事後看來，並不由人。俗話說：“冥冥中自有天意”，即表明個人選擇的成分很少。
一、同樣遇到“人口問題”
三十年前，我讀研究生時的論文題目，是關於四川的“場市”（農村集市）。“場市”也許並不重要，為這篇論文，我卻讀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於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農村調查”。這為以後的學業打下了一塊基石，通過它，獲得一部分“史感”，也與我在農村生活的經驗可以互相驗證。
這篇論文在學術上也有一點價值，它觸及了一個理論上的問題，即中國傳統經濟的“自給自足說”。這一下非同小可，答辯時不能不講究策略：農村經濟的基本單元，不是農戶或者村落，而是圍繞著場市展開的“場市區域”。更深入的話就不好多說。慢慢我才發現，過去中國歷史的許多“結論”，多是產生於“調查研究”之先，而非其後的。
畢業以後，我需要選擇一個題目，作為將來自己的“專業方向”。對每一個有著相同經歷的人來說，恐怕都是必過的一“關”。
我採取的是一個“笨”方法，就是閱讀清朝的基本史料（《實錄》等）。慢慢不知怎麼就有了一念：寫“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那時發展組經常有小規模的學術交流，記得那次還是在沈志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