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頁
朝廷竟然公開承認大清王朝此時的生死存亡全賴李某一人，想來也是萬般無奈。此時，李鴻章才認為北上議和時機成熟，於九月十五日離開上海北上，開始為挽救已經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做最後的努力。
李鴻章於九月十八日先到天津與各方接觸，於十月十一日才到北京。由於列強提出朝廷要首先懲辦支持義和團的官員作為“禍首”，並以此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李鴻章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袁世凱於九月十四日聯名上《請查辦拳匪首禍王大臣折》，提出對載勛、剛毅、載漪、趙舒翹等“先行分別革職撤差，聽候查辦，明降諭旨歸罪於該王大臣等，以謝天下”。“歸罪於該王大臣”，是此折中的關鍵。
從1900年1月中旬李鴻章東山再起任兩廣總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八個月間，政壇風雲劇變，充滿驚濤駭浪。李鴻章身處政治的風口浪尖，集種種無比尖銳的矛盾於一身，稍有差池則大禍臨頭。而李鴻章處在旋渦的中心，淡定而從容，有驚無險地走到了終點。
6.學會隱忍，才不會輕易倒下
如果想要知道李鴻章隱忍的能力，那就首先看一下他在馬關談判時跟伊藤博文的對話。
馬關談判第四輪，雙方寒暄一段時間之後，轉入正題。伊藤的口氣顯得很冷酷，李鴻章剛坐下來，伊藤就無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兩句話。”
李鴻章：“難道不准分辯？”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減少。”
李：“既知我國為難情形，則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為。”（進行實質性話題）
……
伊：“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巨矣。”
李：“賠款如此，固不能給，更巨，更不能給。還請少減。”
伊：“萬難再減。此乃戰後之事，不能不如此。”
中堂大人跟街邊的小販一樣，在跟人討價還價。李鴻章已沒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時此地，李鴻章的精、氣、神盡失，剩下的，只有無邊的悔意和懊惱，然後，仿佛一個小販一樣，不斷地討價還價，甚至連據理力爭的資格都沒有。在伊藤這樣的小字輩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悲壯而可憐。
外交方面，李鴻章有著“如果我死了對國家有好處，那麼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鴻章有著會隱忍的性格；有著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決定權不在於參與者，而在綜合國力，因此建立在搖搖欲墜之大清帝國上的李鴻章，外交生涯實際上是一個失敗的生涯。李鴻章之於外交，主要在於《天津條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滿洲條約》，其實前兩者實在處於被動，姑且只能說他是憑藉自己的個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強討價還價而已；後兩者則是以他為代表主動爭取的，即犧牲北方大面積領土、鐵路修建等權利與俄羅斯聯合（這裡所謂的聯合不是大國間傳統意義上的聯合，而是達成一種臨時的共識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他國侵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這是李鴻章做官的原則。李鴻章這個原則師承的不是曾國藩，而是湘軍的另一個領袖。
曾國藩是李鴻章的老師，人所共知，其實，李鴻章在權術上的造化，則是學習了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於臣”，曾國藩在奏摺里這麼說。湘軍將領李續宜對曾國藩說，“胡公待人，不能無權術”；曾國藩以為然。胡林翼死後，門生為其編訂遺集，曾國藩特地致函編者，“吾輩愛人以德，要貴精選，不貴多取”；言外之意，即謂胡林翼生前多用“權術”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遺集，免得引發物議。鴻章運用“權術”，不僅在湘、淮兩派的爭鬥中屢屢得分，在“帝黨”、“後黨”之外能獨闢蹊徑，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無斬獲，較諸胡林翼，或有青勝於藍之處。
李鴻章晚年，與人談舊事，讚不絕口的固然是“先師曾文正公”，但“前輩胡文忠公”這句話，他也經常掛在口邊。
胡林翼玩弄權術最經典的是跟官文的關係。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手握重兵，朝廷很不放心，所以特委派官文總督湖廣，暗暗監視胡林翼。督撫同駐武昌城。當時胡林翼的朋友們都不禁為老胡捏了一把汗。
不過胡林翼這個人很聰明，對官文執禮甚恭，每月給總督府送上非常豐厚的銀兩，按《清史稿？官文傳》的暗示，是“歲糜十萬金供之”，每月差不多一萬兩銀子。這是第一步，“走前門”盡禮數，與總督搞好人情；第二步，走後門拉關係，與官文的寵妾結成乾親，從而與總督府建立起非比尋常的擬血緣關係。
既然與總督結上了乾親，事情就好辦了。凡湖北吏事、軍事上官文有可能會從中作梗之處，胡林翼就預先告訴官文的寵妾，小妾則在官文面前終日絮絮不休，說：“胡大哥才識勝你千萬倍，凡事讓他去辦理，決無貽誤，你自己落得享清閒。”官文是個有名的“面瓜男”，當然對寵妾之言唯命是從。
自此，在湖北官場上，事無巨細均取決於胡林翼，胡林翼建一議，出一策，官文從無異詞。這些，全有賴於那位小妾的三寸不爛舌之力也。
李鴻章於九月十八日先到天津與各方接觸，於十月十一日才到北京。由於列強提出朝廷要首先懲辦支持義和團的官員作為“禍首”，並以此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李鴻章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袁世凱於九月十四日聯名上《請查辦拳匪首禍王大臣折》，提出對載勛、剛毅、載漪、趙舒翹等“先行分別革職撤差，聽候查辦，明降諭旨歸罪於該王大臣等，以謝天下”。“歸罪於該王大臣”，是此折中的關鍵。
從1900年1月中旬李鴻章東山再起任兩廣總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八個月間，政壇風雲劇變，充滿驚濤駭浪。李鴻章身處政治的風口浪尖，集種種無比尖銳的矛盾於一身，稍有差池則大禍臨頭。而李鴻章處在旋渦的中心，淡定而從容，有驚無險地走到了終點。
6.學會隱忍，才不會輕易倒下
如果想要知道李鴻章隱忍的能力，那就首先看一下他在馬關談判時跟伊藤博文的對話。
馬關談判第四輪，雙方寒暄一段時間之後，轉入正題。伊藤的口氣顯得很冷酷，李鴻章剛坐下來，伊藤就無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兩句話。”
李鴻章：“難道不准分辯？”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減少。”
李：“既知我國為難情形，則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為。”（進行實質性話題）
……
伊：“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巨矣。”
李：“賠款如此，固不能給，更巨，更不能給。還請少減。”
伊：“萬難再減。此乃戰後之事，不能不如此。”
中堂大人跟街邊的小販一樣，在跟人討價還價。李鴻章已沒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時此地，李鴻章的精、氣、神盡失，剩下的，只有無邊的悔意和懊惱，然後，仿佛一個小販一樣，不斷地討價還價，甚至連據理力爭的資格都沒有。在伊藤這樣的小字輩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悲壯而可憐。
外交方面，李鴻章有著“如果我死了對國家有好處，那麼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鴻章有著會隱忍的性格；有著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決定權不在於參與者，而在綜合國力，因此建立在搖搖欲墜之大清帝國上的李鴻章，外交生涯實際上是一個失敗的生涯。李鴻章之於外交，主要在於《天津條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滿洲條約》，其實前兩者實在處於被動，姑且只能說他是憑藉自己的個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強討價還價而已；後兩者則是以他為代表主動爭取的，即犧牲北方大面積領土、鐵路修建等權利與俄羅斯聯合（這裡所謂的聯合不是大國間傳統意義上的聯合，而是達成一種臨時的共識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他國侵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這是李鴻章做官的原則。李鴻章這個原則師承的不是曾國藩，而是湘軍的另一個領袖。
曾國藩是李鴻章的老師，人所共知，其實，李鴻章在權術上的造化，則是學習了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於臣”，曾國藩在奏摺里這麼說。湘軍將領李續宜對曾國藩說，“胡公待人，不能無權術”；曾國藩以為然。胡林翼死後，門生為其編訂遺集，曾國藩特地致函編者，“吾輩愛人以德，要貴精選，不貴多取”；言外之意，即謂胡林翼生前多用“權術”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遺集，免得引發物議。鴻章運用“權術”，不僅在湘、淮兩派的爭鬥中屢屢得分，在“帝黨”、“後黨”之外能獨闢蹊徑，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無斬獲，較諸胡林翼，或有青勝於藍之處。
李鴻章晚年，與人談舊事，讚不絕口的固然是“先師曾文正公”，但“前輩胡文忠公”這句話，他也經常掛在口邊。
胡林翼玩弄權術最經典的是跟官文的關係。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手握重兵，朝廷很不放心，所以特委派官文總督湖廣，暗暗監視胡林翼。督撫同駐武昌城。當時胡林翼的朋友們都不禁為老胡捏了一把汗。
不過胡林翼這個人很聰明，對官文執禮甚恭，每月給總督府送上非常豐厚的銀兩，按《清史稿？官文傳》的暗示，是“歲糜十萬金供之”，每月差不多一萬兩銀子。這是第一步，“走前門”盡禮數，與總督搞好人情；第二步，走後門拉關係，與官文的寵妾結成乾親，從而與總督府建立起非比尋常的擬血緣關係。
既然與總督結上了乾親，事情就好辦了。凡湖北吏事、軍事上官文有可能會從中作梗之處，胡林翼就預先告訴官文的寵妾，小妾則在官文面前終日絮絮不休，說：“胡大哥才識勝你千萬倍，凡事讓他去辦理，決無貽誤，你自己落得享清閒。”官文是個有名的“面瓜男”，當然對寵妾之言唯命是從。
自此，在湖北官場上，事無巨細均取決於胡林翼，胡林翼建一議，出一策，官文從無異詞。這些，全有賴於那位小妾的三寸不爛舌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