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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清廷於六月十五日命令李鴻章“迅速來京”，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滿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進京，卻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職到底是什麼意思？
李鴻章更了解，此時朝政為強硬的主戰派把持，一些溫和的主和派官員性命難保。
李鴻章對當時的局勢有清醒的認識，他知道義和團運動會導致的後果，他本人曾多次冒死電奏朝廷，反對慈禧和頑固派的“聯拳滅洋”政策，這讓頑固派官員和義和團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義和團明確提出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所謂“一龍”為光緒皇帝，“二虎”為李鴻章和慶親王奕劻，“三百羊”為開明官紳；義和團還提出要將亡命海外的“亂黨”、從事維新改良的康有為及梁啓超等統統捉拿歸案……李鴻章明白，在此種局面下自己貿然北上，不僅無法改變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殺身之禍。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卻想方設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七月十七日，李鴻章乘招商局的輪船離開廣州。開船之前，南海縣令裴景福前來送行，李鴻章對他縱論時勢，大發感慨。此時八國聯軍剛剛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進發，裴景福問李鴻章萬一以後京城被攻破，結果將如何。李鴻章回答說列強必會做以下三點：一是剿滅“拳匪”以示威，二是懲辦首禍官員以發泄憤怒，三就是索要兵費賠款。裴氏接著問兵費賠款大約會是多少，李鴻章大為傷感，一邊流淚一邊回答：
兵費賠款之數目多寡，此時尚不能預料，唯有極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幾年。總之，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鍾。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
此時的李鴻章已經官復原職，但對朝局仍不樂觀，因此決定還是按以前計劃先到上海，等待局勢進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時此刻必須慎之再慎，走錯一步將滿盤皆輸，很可能難保性命，所以七月二十一日到達上海後他便以健康為由，要慈禧賞假二十日。
其實，慈禧一方面利用義和團打洋人，另一方面早在七月三日就向俄、英、日三國發出國書乞和。隨著戰場慘敗，慈禧求和之心越來越急切，要與洋人求和，仍不能不倚重李鴻章，於是不斷電召李鴻章北上，為了讓李儘快北上，朝廷又下詔任命已七十有七的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在國難之中，李鴻章終於再任“總督之首”，重掌北洋大權。
當同僚對他正式被任命為議和全權大臣表示祝賀時，他卻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講究的是實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變，慈禧態度無根本性變化，自己其實只有全權之名而並無實權。此時，他不顧“龍顏”有可能“大怒”，多次遞折要求慈禧徹底改變態度，一再向慈禧施壓，要求一定要將外國駐華使節平安送出京城並且剿滅義和團，他還斗膽要朝廷下“罪己詔”。
當然，他絲毫沒有反對慈禧之念，當有外國外交官對他透露各國公使有讓慈禧歸政光緒的打算時，他斷然反對，並為慈禧開脫辯護：“太后訓政兩朝，削平大難，臣民愛戴，此次拳匪發難，只恐禍起腋肘，不得已徐圖挽救。”
當時義和團仍在高潮，頑固派大臣對所有新派人物、大臣仍恨得咬牙切齒，他生怕此時進京自己會身首異處。這時，慈禧太后明顯亂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鴻章前來與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極端主戰的頑固派大臣，態度似乎更趨強硬。
七月二十八日她將反對與列強盲目開戰的大臣許景澄、袁昶處死，八月七日卻正式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負責與各國外交部電商“停戰”，八月十一日又將反對開戰的大臣徐用儀、立山、聯元處死。五大臣被處死，中外震驚，李鴻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嘆“成何世界”！很可能，他為自己沒有貿然北上感到慶幸，此時更明確表示哪怕被朝廷“嚴譴”，也不能北行。他在給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對朝政、對自己有可能被義和團和政敵打殺的擔憂：
每讀詔書，則國是未定，認賊作子，則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無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闕，道途險阻，徒為亂臣賊子作菹醢之資，是以小作盤桓。
此時慈禧自顧不暇，所以李鴻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盤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變化。八月十五日，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倉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罪己詔”；朝廷的電報繼續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李鴻章北上與攻打京城的洋人議和。與此同時，各地請求李鴻章北上“主持局面”的電報也如雪片一樣飛來，一律聲稱只有他才能穩定大局。朝廷下詔，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為大清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紙任命是：“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
九月七日朝廷發布剿滅義和團的諭旨，稱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非痛加剷除不可”；九月八日朝廷電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幾乎是央求李鴻章“即日進京，會商各使，迅速開議”，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鴻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勉為其難，所厚望焉”。
李鴻章更了解，此時朝政為強硬的主戰派把持，一些溫和的主和派官員性命難保。
李鴻章對當時的局勢有清醒的認識，他知道義和團運動會導致的後果，他本人曾多次冒死電奏朝廷，反對慈禧和頑固派的“聯拳滅洋”政策，這讓頑固派官員和義和團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義和團明確提出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所謂“一龍”為光緒皇帝，“二虎”為李鴻章和慶親王奕劻，“三百羊”為開明官紳；義和團還提出要將亡命海外的“亂黨”、從事維新改良的康有為及梁啓超等統統捉拿歸案……李鴻章明白，在此種局面下自己貿然北上，不僅無法改變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殺身之禍。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卻想方設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七月十七日，李鴻章乘招商局的輪船離開廣州。開船之前，南海縣令裴景福前來送行，李鴻章對他縱論時勢，大發感慨。此時八國聯軍剛剛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進發，裴景福問李鴻章萬一以後京城被攻破，結果將如何。李鴻章回答說列強必會做以下三點：一是剿滅“拳匪”以示威，二是懲辦首禍官員以發泄憤怒，三就是索要兵費賠款。裴氏接著問兵費賠款大約會是多少，李鴻章大為傷感，一邊流淚一邊回答：
兵費賠款之數目多寡，此時尚不能預料，唯有極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幾年。總之，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鍾。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
此時的李鴻章已經官復原職，但對朝局仍不樂觀，因此決定還是按以前計劃先到上海，等待局勢進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時此刻必須慎之再慎，走錯一步將滿盤皆輸，很可能難保性命，所以七月二十一日到達上海後他便以健康為由，要慈禧賞假二十日。
其實，慈禧一方面利用義和團打洋人，另一方面早在七月三日就向俄、英、日三國發出國書乞和。隨著戰場慘敗，慈禧求和之心越來越急切，要與洋人求和，仍不能不倚重李鴻章，於是不斷電召李鴻章北上，為了讓李儘快北上，朝廷又下詔任命已七十有七的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在國難之中，李鴻章終於再任“總督之首”，重掌北洋大權。
當同僚對他正式被任命為議和全權大臣表示祝賀時，他卻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講究的是實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變，慈禧態度無根本性變化，自己其實只有全權之名而並無實權。此時，他不顧“龍顏”有可能“大怒”，多次遞折要求慈禧徹底改變態度，一再向慈禧施壓，要求一定要將外國駐華使節平安送出京城並且剿滅義和團，他還斗膽要朝廷下“罪己詔”。
當然，他絲毫沒有反對慈禧之念，當有外國外交官對他透露各國公使有讓慈禧歸政光緒的打算時，他斷然反對，並為慈禧開脫辯護：“太后訓政兩朝，削平大難，臣民愛戴，此次拳匪發難，只恐禍起腋肘，不得已徐圖挽救。”
當時義和團仍在高潮，頑固派大臣對所有新派人物、大臣仍恨得咬牙切齒，他生怕此時進京自己會身首異處。這時，慈禧太后明顯亂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鴻章前來與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極端主戰的頑固派大臣，態度似乎更趨強硬。
七月二十八日她將反對與列強盲目開戰的大臣許景澄、袁昶處死，八月七日卻正式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負責與各國外交部電商“停戰”，八月十一日又將反對開戰的大臣徐用儀、立山、聯元處死。五大臣被處死，中外震驚，李鴻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嘆“成何世界”！很可能，他為自己沒有貿然北上感到慶幸，此時更明確表示哪怕被朝廷“嚴譴”，也不能北行。他在給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對朝政、對自己有可能被義和團和政敵打殺的擔憂：
每讀詔書，則國是未定，認賊作子，則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無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闕，道途險阻，徒為亂臣賊子作菹醢之資，是以小作盤桓。
此時慈禧自顧不暇，所以李鴻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盤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變化。八月十五日，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倉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罪己詔”；朝廷的電報繼續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李鴻章北上與攻打京城的洋人議和。與此同時，各地請求李鴻章北上“主持局面”的電報也如雪片一樣飛來，一律聲稱只有他才能穩定大局。朝廷下詔，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為大清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紙任命是：“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
九月七日朝廷發布剿滅義和團的諭旨，稱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非痛加剷除不可”；九月八日朝廷電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幾乎是央求李鴻章“即日進京，會商各使，迅速開議”，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鴻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勉為其難，所厚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