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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關議和，面纏繃帶、血染袍服的李鴻章顯得慘烈，而《辛丑條約》的談判，一邊談判一邊吐血的李鴻章，則顯得悲壯了。
1900年6月12日，為收拾八國聯軍之役的殘局，清廷再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連續電催其北上。李鴻章乘輪船至滬後，以身體不適為由遷延觀望，部下及親屬也都勸其以馬關為前車之鑑，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實在無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電催李鴻章北上。一個月後，李鴻章抵京收拾殘局，向八國聯軍求和。
十一月初，聯軍照會李鴻章和慶親王，提出議和談判的六項原則：懲辦禍首；禁止軍火輸入中國；索取賠款；使館駐紮衛兵；拆毀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間駐紮洋兵，保障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交通安全自由。這六項嚴重侮辱大清國國家主權的“原則”，令李鴻章說出了列強猶如“虎狼群”的話，他終於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結束大清國的厄運。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黃塵烈風中天天盼著李鴻章的“好”消息，“望電報如饑渴”。雖然大清國於1900年夏天發生的巨禍是由慈禧一手釀成的，但李鴻章必須在聯軍的追究面前維護住慈禧的權力。
李鴻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沉不住氣了，占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於出籠。
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議和大綱”上“畫押”。李鴻章對“不明敵情”卻“局外論事”的張之洞十分惱火，李鴻章表示，假如堅持不“畫押”，談判即刻便會破裂，結果只能是將大清國拖入無休止的戰亂——聯軍在京城屯兵數萬，有隨時擴大戰爭的能力；敵我雙方實力懸殊，根本不可能打贏戰爭。內外皆危之際，高談闊論哪裡能解燃眉之急呢？一切都必須當機立斷。李鴻章給張之洞傳話說，電報每個字四角銀元實在太貴，要他不要再發“空論長電”，凡事可以摘要發出，以節省經費。
接下來就是賠款問題的談判了。此時的李鴻章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後時間裡，李鴻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揮著下級官員把損失降到最低點——從一開始提出的十億兩白銀降到四億五千萬兩，是對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所定的數字，“人均一兩，以示欺侮”。李鴻章接受了這個欺侮。
1901年9月7日，李鴻章代表大清國與十一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聞名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悲慟欲絕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後，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
國人聲討又起：“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後來，晚清名士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庚子事變八國聯軍進駐北京，朝廷公布由李鴻章全權擔任議和大使並從廣州趕赴北京時，整個北京城都在盼望著李鴻章的到來。的確也是這樣，當整個清國陷入了最大的災難，京城淪陷，清國的官員們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訥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時，只有李鴻章，算是挺身而出，走著一條與眾不同的路，那就是，以個人的屈辱和犧牲換取最大限度的時局緩和。
“李鴻章當然知道這樣的行為本身極易被釘在民族和國家的恥辱柱上，極易在歷史被簡單化以及別有用心中充當犧牲品，但他無法躲避，也無法逃脫，只好走上前台。也可能李鴻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這樣的舉動，避免了進一步的生靈塗炭，而他一輩子服侍的清國朝廷，也終於可以回到京城了。”
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劇，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在清末的大臣中，李鴻章是最理智的。他在精確地為這個王朝算計著得失。他既像一個商人，又像一個賭徒。在一場一定會輸的賭局中，李鴻章沒有像有些人那樣破罐子破摔，也沒有像有些人只會做衝冠之怒，而是一直在想辦法把損失降到最小。因為他有這個能力，也只有他有這個能力。
所以，儘管所有的人都在罵他，但所有的人還是希望他不要倒下去。因為有他在，就有辦法。
第八章 處變不驚，沉穩的人才不容易倒
1.做事執著，才能不被困難壓倒
對於做官，曾國藩曾不無批評地評價李鴻章：“少荃拼命做官。”
《馬關條約》簽訂後，此時的李鴻章，國人皆曰殺，朝廷也不用他，他仍不肯走，住在京城賢良寺中，等待機會。有人譏笑他“熱衷”做官，他也樂於承認，並為之解說：“今人多諱言‘熱衷’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衷。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
先不說李鴻章熱衷做官的對錯，如果僅從追求的層面上講，李鴻章是沒錯的。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目標，隱忍且執著，這應該也是李鴻章官場不倒的一個重要原因。
1896年11月19日，《紐約時報》發布了一條消息：李鴻章可能會辭職！報導說：“自從清國北洋大臣李鴻章出洋訪問回國後，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已對此深表厭惡。因此，他已經打定主意，決定向皇帝陛下請辭，退休去過安靜的生活。”
1900年6月12日，為收拾八國聯軍之役的殘局，清廷再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連續電催其北上。李鴻章乘輪船至滬後，以身體不適為由遷延觀望，部下及親屬也都勸其以馬關為前車之鑑，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實在無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電催李鴻章北上。一個月後，李鴻章抵京收拾殘局，向八國聯軍求和。
十一月初，聯軍照會李鴻章和慶親王，提出議和談判的六項原則：懲辦禍首；禁止軍火輸入中國；索取賠款；使館駐紮衛兵；拆毀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間駐紮洋兵，保障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交通安全自由。這六項嚴重侮辱大清國國家主權的“原則”，令李鴻章說出了列強猶如“虎狼群”的話，他終於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結束大清國的厄運。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黃塵烈風中天天盼著李鴻章的“好”消息，“望電報如饑渴”。雖然大清國於1900年夏天發生的巨禍是由慈禧一手釀成的，但李鴻章必須在聯軍的追究面前維護住慈禧的權力。
李鴻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沉不住氣了，占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於出籠。
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議和大綱”上“畫押”。李鴻章對“不明敵情”卻“局外論事”的張之洞十分惱火，李鴻章表示，假如堅持不“畫押”，談判即刻便會破裂，結果只能是將大清國拖入無休止的戰亂——聯軍在京城屯兵數萬，有隨時擴大戰爭的能力；敵我雙方實力懸殊，根本不可能打贏戰爭。內外皆危之際，高談闊論哪裡能解燃眉之急呢？一切都必須當機立斷。李鴻章給張之洞傳話說，電報每個字四角銀元實在太貴，要他不要再發“空論長電”，凡事可以摘要發出，以節省經費。
接下來就是賠款問題的談判了。此時的李鴻章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後時間裡，李鴻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揮著下級官員把損失降到最低點——從一開始提出的十億兩白銀降到四億五千萬兩，是對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所定的數字，“人均一兩，以示欺侮”。李鴻章接受了這個欺侮。
1901年9月7日，李鴻章代表大清國與十一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聞名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悲慟欲絕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後，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
國人聲討又起：“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後來，晚清名士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庚子事變八國聯軍進駐北京，朝廷公布由李鴻章全權擔任議和大使並從廣州趕赴北京時，整個北京城都在盼望著李鴻章的到來。的確也是這樣，當整個清國陷入了最大的災難，京城淪陷，清國的官員們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訥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時，只有李鴻章，算是挺身而出，走著一條與眾不同的路，那就是，以個人的屈辱和犧牲換取最大限度的時局緩和。
“李鴻章當然知道這樣的行為本身極易被釘在民族和國家的恥辱柱上，極易在歷史被簡單化以及別有用心中充當犧牲品，但他無法躲避，也無法逃脫，只好走上前台。也可能李鴻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這樣的舉動，避免了進一步的生靈塗炭，而他一輩子服侍的清國朝廷，也終於可以回到京城了。”
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劇，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在清末的大臣中，李鴻章是最理智的。他在精確地為這個王朝算計著得失。他既像一個商人，又像一個賭徒。在一場一定會輸的賭局中，李鴻章沒有像有些人那樣破罐子破摔，也沒有像有些人只會做衝冠之怒，而是一直在想辦法把損失降到最小。因為他有這個能力，也只有他有這個能力。
所以，儘管所有的人都在罵他，但所有的人還是希望他不要倒下去。因為有他在，就有辦法。
第八章 處變不驚，沉穩的人才不容易倒
1.做事執著，才能不被困難壓倒
對於做官，曾國藩曾不無批評地評價李鴻章：“少荃拼命做官。”
《馬關條約》簽訂後，此時的李鴻章，國人皆曰殺，朝廷也不用他，他仍不肯走，住在京城賢良寺中，等待機會。有人譏笑他“熱衷”做官，他也樂於承認，並為之解說：“今人多諱言‘熱衷’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衷。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
先不說李鴻章熱衷做官的對錯，如果僅從追求的層面上講，李鴻章是沒錯的。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目標，隱忍且執著，這應該也是李鴻章官場不倒的一個重要原因。
1896年11月19日，《紐約時報》發布了一條消息：李鴻章可能會辭職！報導說：“自從清國北洋大臣李鴻章出洋訪問回國後，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已對此深表厭惡。因此，他已經打定主意，決定向皇帝陛下請辭，退休去過安靜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