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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和白齊文都是美國人，而英國人對美國人一直掌管“常勝軍”非常不滿，為了掌管“常勝軍”，英國人很早就有意在其中安插自己人。所以，白齊文解職之後，兵權落入英國人手中。
這當然不是李鴻章希望看到的局面，為收回兵權，李鴻章在撤掉白齊文十幾天後，與英國駐華陸軍司令士迪佛立進行了一番艱難談判。經過多次交涉，李鴻章已“舌敝唇焦”之後，雙方終於同意“常勝軍”由中英各派員會同接管，並簽訂了《統帶常勝軍協議》。
此協議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在兵權歸屬問題上，英國放棄了獨攬大權的要求，協議規定管帶均應歸中國撫台節制調遣，中、英兩國都派正規軍官會同管帶，根據協議，英國派軍官戈登出任管帶，中國派李恆嵩會同管帶。
第二，兵額問題，李鴻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滅太平軍，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數過多，既費銀太多影響淮軍費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留下隱患，最後商定以三千為度，若以後兵餉緊張可視情況繼續裁減。
第三，軍費後勤方面規定其軍餉在海關銀號按月支取。
第四，“常勝軍”駐紮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預地方事務。
第五，懲處兵勇須聽中國會帶官意見。
李鴻章在上朝廷的《整飭常勝軍片》中說，通過這些條款可以“漸收兵柄”，“以後辦理稍有頭緒”。“常勝軍”在鎮壓太平軍過程中顯示出強大戰鬥力，但又“日益驕蹇，漸成尾大不掉之勢”，所以才“籌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關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輕於發難”， “於調停籠絡之中，仍寓裁製控馭之道”。
通觀李鴻章處理此事的前前後後，利用“常勝軍”的戰鬥力，但又對其加以控制，如此一來，既讓自己如虎添翼，又不至於被反噬。這樣就讓自己處於有利而安全的態勢了。
4.靈活權變，才能繞過官場上的坎兒
李鴻章不是一個較真的人。
在晚清那樣一個時代大變革的年代，如果較真，很多事情就根本沒法進行。這讓李鴻章所做的事情看起來不成系統，但讓李鴻章繞過很多障礙。
中國是一個非常講究禮儀的國家，皇家禮儀尤其嚴謹，在這場大變革中，東西方禮儀出現碰撞是必然的。
其實，早在乾隆時期，東西方就在禮儀方面發生過不愉快。
乾隆五十八年（1793），馬戛爾尼率領七百餘人從英國來到中國。馬戛爾尼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想實現兩個目的：一是希望清政府開放市場，擴大與英國的貿易；二是在中國首都設立常駐外交機構，建立經常性的外交關係。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這對東西方兩個大國都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但這次交流最終卻因一場禮儀之爭而破產。
馬戛爾尼要見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諭旨曰：“此不過該通事仿效天朝稱呼，自尊其使之詞。無論該國正副使臣，總稱為貢使，以符體制。”也就是要按照“天朝”體制向皇帝雙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禮。
馬戛爾尼不幹了，提出只有對上帝才雙膝下跪，對英王也只行單膝下跪吻手禮，所以堅決不同意向中國皇帝行雙膝跪拜禮。由於中方一再堅持，馬氏提出或者按“平等對待”原則，如果要他向中國皇帝行雙膝跪拜之禮，中國官員也應向英國女王像行此禮，否則他只以向英王所行之僅屈一膝的吻手禮向乾隆行禮。此為中國官員嚴拒。雖然“天朝”寬大為懷，免去這幾個“生番”的跪拜之禮，但對駐使、通商這兩項要求，乾隆皇帝則斷然拒絕。
當時大清正值盛世，大多數人對此並不十分在意。無人料到幾十年後這一問題重新擺在了面前，不過這次，當年的“生番”已經“鳥槍換炮”，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締約談判中，清政府對英法侵略者割地賠款諸條照單全收，但對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親遞國書的要求卻嚴加拒絕。
1873年2月，同治帝親政，西方使節再次提出覲見皇帝的要求。對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覲見，必行跪拜之禮，但又為外國駐華使節嚴拒，於是雙方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有關禮儀的激烈爭執。
不少官員堅決表示絕不能允許不行跪拜之禮，但他們又知理由不足，所以提出“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即“中國出使之臣，在外國則行外國之禮”，外國駐華使節“在中國則行中國之禮”。由於外國不行跪禮所以中國“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國國君、元首行跪禮，而外國使節在中國必須向中國皇帝行跪禮。
如此重大的原則性問題，當然要徵求李鴻章的意見。
早在1868年中英修約之前，李鴻章與左宗棠、曾國藩等就對此發表過意見，都認為不必也不可能以中國禮法苛求，甚至提出西方諸國與中國遠隔重洋，本非中國屬國，現在自不可能向中國行屬國的跪拜之禮。
但李鴻章知道，這件事事關重大，必須要有理有據。
對於當時的局勢，李鴻章是明白的。現在，李鴻章自然明白中國早已失去“天朝上國”的地位，傳統的禮節不可能不改。
這當然不是李鴻章希望看到的局面，為收回兵權，李鴻章在撤掉白齊文十幾天後，與英國駐華陸軍司令士迪佛立進行了一番艱難談判。經過多次交涉，李鴻章已“舌敝唇焦”之後，雙方終於同意“常勝軍”由中英各派員會同接管，並簽訂了《統帶常勝軍協議》。
此協議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在兵權歸屬問題上，英國放棄了獨攬大權的要求，協議規定管帶均應歸中國撫台節制調遣，中、英兩國都派正規軍官會同管帶，根據協議，英國派軍官戈登出任管帶，中國派李恆嵩會同管帶。
第二，兵額問題，李鴻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滅太平軍，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數過多，既費銀太多影響淮軍費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留下隱患，最後商定以三千為度，若以後兵餉緊張可視情況繼續裁減。
第三，軍費後勤方面規定其軍餉在海關銀號按月支取。
第四，“常勝軍”駐紮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預地方事務。
第五，懲處兵勇須聽中國會帶官意見。
李鴻章在上朝廷的《整飭常勝軍片》中說，通過這些條款可以“漸收兵柄”，“以後辦理稍有頭緒”。“常勝軍”在鎮壓太平軍過程中顯示出強大戰鬥力，但又“日益驕蹇，漸成尾大不掉之勢”，所以才“籌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關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輕於發難”， “於調停籠絡之中，仍寓裁製控馭之道”。
通觀李鴻章處理此事的前前後後，利用“常勝軍”的戰鬥力，但又對其加以控制，如此一來，既讓自己如虎添翼，又不至於被反噬。這樣就讓自己處於有利而安全的態勢了。
4.靈活權變，才能繞過官場上的坎兒
李鴻章不是一個較真的人。
在晚清那樣一個時代大變革的年代，如果較真，很多事情就根本沒法進行。這讓李鴻章所做的事情看起來不成系統，但讓李鴻章繞過很多障礙。
中國是一個非常講究禮儀的國家，皇家禮儀尤其嚴謹，在這場大變革中，東西方禮儀出現碰撞是必然的。
其實，早在乾隆時期，東西方就在禮儀方面發生過不愉快。
乾隆五十八年（1793），馬戛爾尼率領七百餘人從英國來到中國。馬戛爾尼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想實現兩個目的：一是希望清政府開放市場，擴大與英國的貿易；二是在中國首都設立常駐外交機構，建立經常性的外交關係。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這對東西方兩個大國都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但這次交流最終卻因一場禮儀之爭而破產。
馬戛爾尼要見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諭旨曰：“此不過該通事仿效天朝稱呼，自尊其使之詞。無論該國正副使臣，總稱為貢使，以符體制。”也就是要按照“天朝”體制向皇帝雙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禮。
馬戛爾尼不幹了，提出只有對上帝才雙膝下跪，對英王也只行單膝下跪吻手禮，所以堅決不同意向中國皇帝行雙膝跪拜禮。由於中方一再堅持，馬氏提出或者按“平等對待”原則，如果要他向中國皇帝行雙膝跪拜之禮，中國官員也應向英國女王像行此禮，否則他只以向英王所行之僅屈一膝的吻手禮向乾隆行禮。此為中國官員嚴拒。雖然“天朝”寬大為懷，免去這幾個“生番”的跪拜之禮，但對駐使、通商這兩項要求，乾隆皇帝則斷然拒絕。
當時大清正值盛世，大多數人對此並不十分在意。無人料到幾十年後這一問題重新擺在了面前，不過這次，當年的“生番”已經“鳥槍換炮”，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締約談判中，清政府對英法侵略者割地賠款諸條照單全收，但對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親遞國書的要求卻嚴加拒絕。
1873年2月，同治帝親政，西方使節再次提出覲見皇帝的要求。對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覲見，必行跪拜之禮，但又為外國駐華使節嚴拒，於是雙方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有關禮儀的激烈爭執。
不少官員堅決表示絕不能允許不行跪拜之禮，但他們又知理由不足，所以提出“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即“中國出使之臣，在外國則行外國之禮”，外國駐華使節“在中國則行中國之禮”。由於外國不行跪禮所以中國“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國國君、元首行跪禮，而外國使節在中國必須向中國皇帝行跪禮。
如此重大的原則性問題，當然要徵求李鴻章的意見。
早在1868年中英修約之前，李鴻章與左宗棠、曾國藩等就對此發表過意見，都認為不必也不可能以中國禮法苛求，甚至提出西方諸國與中國遠隔重洋，本非中國屬國，現在自不可能向中國行屬國的跪拜之禮。
但李鴻章知道，這件事事關重大，必須要有理有據。
對於當時的局勢，李鴻章是明白的。現在，李鴻章自然明白中國早已失去“天朝上國”的地位，傳統的禮節不可能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