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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交子的出現也引發新的問題。後來宋朝一度濫發，導致交子急劇貶值，形同廢紙。這在世界紙幣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事。
宋代金融的發達，同樣體現在王安石的變法中。新法中的“青苗法”就是由政府二分利息貸款給農民，從當時實際情況看，王安石提出的二分利息並不算高，因為民間貸款的年利息往往在百分之一百以上，甚至在百分之二百以上，青苗法實施不利，主要原因在於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被地方官吏以各種名目擅自提高利息。再如“市易法”，政府設“市易務”以平抑物價，商人們也可以向市易務抵押貸款或賒貸貨物，這也是採用金融手段維持市場穩定。可以說，王安石的許多經濟思想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只是太超前了，最後一執行就變調了，比如說市易法，原本是要打破商人的壟斷，最後卻成了政府壟斷。
海上貿易的興起，是宋代經濟的又一看點。
在漢唐時代，中國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絲綢之路將商品經中亞運往西亞、歐洲。可是宋代在疆域面積上遠不如漢唐，對河西走廊、西域都沒有控制權。特別到了南宋，中原淪陷後，商品通過西北的絲綢之路運輸更難。在這種情況，對環境有極強適應力的中國人轉而開拓海上航線，海上貿易也由此而興盛起來。
宋代發達的造船業有力地支撐了海上貿易，此期為中國古代造船業大發展的時代。一方面是造船的數量很多，全國有二十幾處船場，年造船數量在三千艘以上。用於海上貿易的大海船，載重可達萬石。另一方面，造船技術有突飛猛進的進步。我們借用墨菲在《亞洲史》中的一段話：“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設計上都有了驚人進展，有些船除了貨物外還能運載六百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這些船採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艙（其他地方很久以後才知道）和同樣重要的船尾舵，後者代替了難操縱又經不起海上風浪的搖櫓。在所有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於當時西方船舶許多世紀。”除此之外，指南針的發明對海上航行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海上貿易事業的發展，對宋朝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
當時中國人的海上航線包括東南亞、南亞、西亞以及非洲東海岸。也就是說，後來鄭和下西洋時所到過的地方，宋人基本上都去過了，只是船隊規模不如鄭和的寶船隊大。對外商品貿易首先帶來巨額利潤，據史學家估算，光是朝廷從海上貿易徵收的稅，約相當於政府總收入的五分之一。與此同時，大量的中國人湧入東南亞，有的經濟史學家估計有一百萬人僑居於國外，而中國東南沿海的港口也迅速繁榮起來。
宋朝政府在開放性上要遠遠超過明清兩朝，中國海上貿易最繁榮的朝代是宋代與明代，但明代除了早期鄭和下西洋值得稱道外，多數時間都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明代海禁政策的後果，是海上商人們奮起反抗，海盜之禍與明朝歷史相始終。反觀宋代，朝廷的政策顯然比後世更為開放與靈活。
這裡有幾個問題，何以宋代能創造出許多世界第一呢？何以經濟繁榮的背景下，國力卻不強大呢？對於西方史學界對宋代極盡讚美的觀點，要如何看待呢？
確實，兩宋在科技與經濟上，在當時世界無可與之匹敵者，其原因何在呢？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政治比較清明。筆者在本書中多處提到宋代政治的清明，這個清明，當然是與其他朝代相比而言。
清明一方面體現在朝政上，與歷朝相比，宋代朝政有如下特點：其一，沒有大規模的殺戮現象。宋代也有一些冤殺的現象，但即便是岳飛冤案，也只限於少數幾人，不要說殺戮幾百幾千幾萬人，就是殺幾十人也十分少見。而像漢武帝時的巫蠱事件，死了數萬人，更不用說明初殺戮，動輒上萬人。其二，朝廷黨爭，手段是溫和的。宋代朝政一大弊病是黨爭，但比較東漢的黨錮之獄與明代的東林黨之獄，那只是互吐口水而已，頂多立個黨人碑，絕少從肉體上消滅對手。其三，宦官用事少。中國歷史上一大毒瘤就是宦官專政，宋代雖有像童貫等少數幾個宦官權臣，但與漢、唐、明的宦官之禍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清明的另一方面，是對下層百姓的統治相對比較仁厚。儘管有些皇帝統治時，民憤很大，比較說宋徽宗時期，激發了方臘大起義。但總的來說，多數時間裡，朝廷還是比較寬厚的，就這給民眾有了施展才智的空間，能竭盡所能去尋找出路，創新意識以是為開端。比如說，銅錢鐵幣不好使，交子便應運而生；絲綢之路斷絕，便開闢海上貿易等。這些創新，都始自民間，然而與政府的支持也分不開。如交子在朝廷認可後，才成為真正的貨幣；對待海上貿易，朝廷也沒有採取明清的海禁政策加以制止。因此，民間經濟才能迸發出無限的活力。
那麼一個問題浮出水面，何以宋朝國力卻不強呢？
事實上，這個問題在前面變法內容中就提及了。一方面，經濟繁榮，國家卻不富，這是很矛盾的事情。錢都到哪去了呢？冗祿、冗官、冗兵，還有每年支付給遼、西夏、金的歲幣，以及戰爭賠款，戰爭支出等。另一方面，宋朝制度內重外輕，強幹弱枝，以致法久生弊，積重難返，通過變法手段也難扭轉。除了開國的宋太祖外，其他宋朝皇帝都難以稱得上是雄才偉略，多數皇帝只知守成，而絕少開拓。這些因素都造成了國力不強的局面。
宋代金融的發達，同樣體現在王安石的變法中。新法中的“青苗法”就是由政府二分利息貸款給農民，從當時實際情況看，王安石提出的二分利息並不算高，因為民間貸款的年利息往往在百分之一百以上，甚至在百分之二百以上，青苗法實施不利，主要原因在於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被地方官吏以各種名目擅自提高利息。再如“市易法”，政府設“市易務”以平抑物價，商人們也可以向市易務抵押貸款或賒貸貨物，這也是採用金融手段維持市場穩定。可以說，王安石的許多經濟思想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只是太超前了，最後一執行就變調了，比如說市易法，原本是要打破商人的壟斷，最後卻成了政府壟斷。
海上貿易的興起，是宋代經濟的又一看點。
在漢唐時代，中國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絲綢之路將商品經中亞運往西亞、歐洲。可是宋代在疆域面積上遠不如漢唐，對河西走廊、西域都沒有控制權。特別到了南宋，中原淪陷後，商品通過西北的絲綢之路運輸更難。在這種情況，對環境有極強適應力的中國人轉而開拓海上航線，海上貿易也由此而興盛起來。
宋代發達的造船業有力地支撐了海上貿易，此期為中國古代造船業大發展的時代。一方面是造船的數量很多，全國有二十幾處船場，年造船數量在三千艘以上。用於海上貿易的大海船，載重可達萬石。另一方面，造船技術有突飛猛進的進步。我們借用墨菲在《亞洲史》中的一段話：“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設計上都有了驚人進展，有些船除了貨物外還能運載六百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這些船採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艙（其他地方很久以後才知道）和同樣重要的船尾舵，後者代替了難操縱又經不起海上風浪的搖櫓。在所有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於當時西方船舶許多世紀。”除此之外，指南針的發明對海上航行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海上貿易事業的發展，對宋朝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
當時中國人的海上航線包括東南亞、南亞、西亞以及非洲東海岸。也就是說，後來鄭和下西洋時所到過的地方，宋人基本上都去過了，只是船隊規模不如鄭和的寶船隊大。對外商品貿易首先帶來巨額利潤，據史學家估算，光是朝廷從海上貿易徵收的稅，約相當於政府總收入的五分之一。與此同時，大量的中國人湧入東南亞，有的經濟史學家估計有一百萬人僑居於國外，而中國東南沿海的港口也迅速繁榮起來。
宋朝政府在開放性上要遠遠超過明清兩朝，中國海上貿易最繁榮的朝代是宋代與明代，但明代除了早期鄭和下西洋值得稱道外，多數時間都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明代海禁政策的後果，是海上商人們奮起反抗，海盜之禍與明朝歷史相始終。反觀宋代，朝廷的政策顯然比後世更為開放與靈活。
這裡有幾個問題，何以宋代能創造出許多世界第一呢？何以經濟繁榮的背景下，國力卻不強大呢？對於西方史學界對宋代極盡讚美的觀點，要如何看待呢？
確實，兩宋在科技與經濟上，在當時世界無可與之匹敵者，其原因何在呢？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政治比較清明。筆者在本書中多處提到宋代政治的清明，這個清明，當然是與其他朝代相比而言。
清明一方面體現在朝政上，與歷朝相比，宋代朝政有如下特點：其一，沒有大規模的殺戮現象。宋代也有一些冤殺的現象，但即便是岳飛冤案，也只限於少數幾人，不要說殺戮幾百幾千幾萬人，就是殺幾十人也十分少見。而像漢武帝時的巫蠱事件，死了數萬人，更不用說明初殺戮，動輒上萬人。其二，朝廷黨爭，手段是溫和的。宋代朝政一大弊病是黨爭，但比較東漢的黨錮之獄與明代的東林黨之獄，那只是互吐口水而已，頂多立個黨人碑，絕少從肉體上消滅對手。其三，宦官用事少。中國歷史上一大毒瘤就是宦官專政，宋代雖有像童貫等少數幾個宦官權臣，但與漢、唐、明的宦官之禍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清明的另一方面，是對下層百姓的統治相對比較仁厚。儘管有些皇帝統治時，民憤很大，比較說宋徽宗時期，激發了方臘大起義。但總的來說，多數時間裡，朝廷還是比較寬厚的，就這給民眾有了施展才智的空間，能竭盡所能去尋找出路，創新意識以是為開端。比如說，銅錢鐵幣不好使，交子便應運而生；絲綢之路斷絕，便開闢海上貿易等。這些創新，都始自民間，然而與政府的支持也分不開。如交子在朝廷認可後，才成為真正的貨幣；對待海上貿易，朝廷也沒有採取明清的海禁政策加以制止。因此，民間經濟才能迸發出無限的活力。
那麼一個問題浮出水面，何以宋朝國力卻不強呢？
事實上，這個問題在前面變法內容中就提及了。一方面，經濟繁榮，國家卻不富，這是很矛盾的事情。錢都到哪去了呢？冗祿、冗官、冗兵，還有每年支付給遼、西夏、金的歲幣，以及戰爭賠款，戰爭支出等。另一方面，宋朝制度內重外輕，強幹弱枝，以致法久生弊，積重難返，通過變法手段也難扭轉。除了開國的宋太祖外，其他宋朝皇帝都難以稱得上是雄才偉略，多數皇帝只知守成，而絕少開拓。這些因素都造成了國力不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