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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走出貴族化的文藝。
在宋代之前，中國文化藝術的貴族化色彩濃厚。比如在繪畫領域，宋之前的名畫作，如顧愷之的《洛神賦圖》、閻立本的《步輦圖》、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張昉的《簪花仕女圖》、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多是貴族式的繪畫，而宋代在繪畫領域上則大大突破，內容傾向於山水、花鳥，更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畫《清明上河圖》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寫真。藝術更貼近於生活，視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紡車圖》、李嵩的《貨郎圖》、朱銳的《盤車圖》等，都取材於民間市井生活。
文學同樣如此。除了詩詞之外，宋代文學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韓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後，宋代散文取得驚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蘇氏一家獨占三席，分別是蘇洵、蘇軾與蘇轍，再加上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一掃前朝華而不實的文風，把古文運動推向高潮。我們必須說，賣弄文字的駢體文自然有其審美的價值，作為藝術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為一種風尚甚至行文的標準，不免淪為空洞的語藻堆砌。回歸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復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載道”的傳統，文章的生命力，在於文字背後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學革命，是從“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詞較唐詩，形式更為靈活自由，約束更少，特別在大師辛棄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來入詩，讀來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們讀先秦諸子散文，雖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內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觀後來魏晉南北朝的時文（駢文），讀之如墜雲霧之中，不知所云。文學通俗化的革命，產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體裁，話本小說出現了，為文學發展開闢出一條新路，同時戲曲文學也在民間發展起來，為後來的元曲、明清小說的興起開了先河。
其六，文化中的創新精神。
前面說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學的革命、文學的革命、繪畫的平民化傾向，都充滿創新的精神。不止於此，宋代在史學、音樂、金石、考古等文化領域，同樣實現許多歷史性的突破。
以史學為例，《資治通鑑》是中國史學最偉大的著作之一，全書總計294卷，以編年史體例寫成的跨度達1300年之長的中國通史。直到今天來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書。在這本書問世後，又一種新的寫史法問世，便是所謂的“紀事本末”體。由於《資治通鑑》是編年史，重大歷史事件總被時間割裂成幾個部分，故而南宋袁樞又別出心裁撰寫《通鑑紀事本末》，把重大事件單獨列出再編年敘述，此亦是一大創新。
宋代還出現大量宋人寫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顯宋代著書事業的繁榮發達。鄭樵的《通志》是中國史學之珍品，其精華部分在於“二十略”，把歷代典章制度、學術文化分門別類加予論述，開拓出新的歷史研究領域與研究方法，對後世影響甚大。毫不誇張地說，宋代的史學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
宋代學術還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學，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並由此發展出考古學。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就是著名的金石學家，撰有《金石錄》三十卷。宋代金石學的研究，對後世考據學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正是文化中創新精神的存在，刺激著宋代在科技、經濟、軍事技術等諸多方面的創新與發展，開創出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繁榮時代。
五二 撥開迷霧見繁華：宋代的經濟奇蹟
我們總是一種印象：在中國歷史上，宋朝是比較孱弱的朝代。這個看法固然沒錯，除了前兩任皇帝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其他皇帝統治時期，對外戰爭都乏善可言，能保住現有的地盤尚須用金錢賄賂，談何對外擴張？可是我們必須把眼光放得更遠一些，對於一個存活三百年之久的王朝，戰爭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就如同我們所處的時代一樣，社會生活與文化經濟，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仍是活動的重心所在。
現代歷史學者已經拋開狹隘的眼光重新審視歷史，不再以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興衰為標準，而是以更貼近社會生活的角度分析一個時代的得失。當我們用新的視界回望宋朝，拋開皇帝的懦弱、朝廷無休止的爭吵、政壇上的爾虞我詐與鉤心斗角，看到的是大宋帝國生機勃勃的一面。
黃仁宇教授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這樣寫：“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
從大宋開國始，物質文明的進步如影隨行。為什麼會這樣呢？政治清明顯然是一個前提，我們很難想像在一個惡政、暴政之中，人的創造力會被無限制地激發出來。大宋三百年的歷史，大約有兩百年是比較安定的，外患局限於邊疆，內亂有，但時間都不長，地域也不廣。在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下，人追求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本能便迸發出來，一發而不可收拾。
在宋代之前，中國文化藝術的貴族化色彩濃厚。比如在繪畫領域，宋之前的名畫作，如顧愷之的《洛神賦圖》、閻立本的《步輦圖》、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張昉的《簪花仕女圖》、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多是貴族式的繪畫，而宋代在繪畫領域上則大大突破，內容傾向於山水、花鳥，更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畫《清明上河圖》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寫真。藝術更貼近於生活，視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紡車圖》、李嵩的《貨郎圖》、朱銳的《盤車圖》等，都取材於民間市井生活。
文學同樣如此。除了詩詞之外，宋代文學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韓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後，宋代散文取得驚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蘇氏一家獨占三席，分別是蘇洵、蘇軾與蘇轍，再加上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一掃前朝華而不實的文風，把古文運動推向高潮。我們必須說，賣弄文字的駢體文自然有其審美的價值，作為藝術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為一種風尚甚至行文的標準，不免淪為空洞的語藻堆砌。回歸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復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載道”的傳統，文章的生命力，在於文字背後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學革命，是從“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詞較唐詩，形式更為靈活自由，約束更少，特別在大師辛棄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來入詩，讀來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們讀先秦諸子散文，雖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內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觀後來魏晉南北朝的時文（駢文），讀之如墜雲霧之中，不知所云。文學通俗化的革命，產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體裁，話本小說出現了，為文學發展開闢出一條新路，同時戲曲文學也在民間發展起來，為後來的元曲、明清小說的興起開了先河。
其六，文化中的創新精神。
前面說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學的革命、文學的革命、繪畫的平民化傾向，都充滿創新的精神。不止於此，宋代在史學、音樂、金石、考古等文化領域，同樣實現許多歷史性的突破。
以史學為例，《資治通鑑》是中國史學最偉大的著作之一，全書總計294卷，以編年史體例寫成的跨度達1300年之長的中國通史。直到今天來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書。在這本書問世後，又一種新的寫史法問世，便是所謂的“紀事本末”體。由於《資治通鑑》是編年史，重大歷史事件總被時間割裂成幾個部分，故而南宋袁樞又別出心裁撰寫《通鑑紀事本末》，把重大事件單獨列出再編年敘述，此亦是一大創新。
宋代還出現大量宋人寫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顯宋代著書事業的繁榮發達。鄭樵的《通志》是中國史學之珍品，其精華部分在於“二十略”，把歷代典章制度、學術文化分門別類加予論述，開拓出新的歷史研究領域與研究方法，對後世影響甚大。毫不誇張地說，宋代的史學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
宋代學術還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學，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並由此發展出考古學。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就是著名的金石學家，撰有《金石錄》三十卷。宋代金石學的研究，對後世考據學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正是文化中創新精神的存在，刺激著宋代在科技、經濟、軍事技術等諸多方面的創新與發展，開創出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繁榮時代。
五二 撥開迷霧見繁華：宋代的經濟奇蹟
我們總是一種印象：在中國歷史上，宋朝是比較孱弱的朝代。這個看法固然沒錯，除了前兩任皇帝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其他皇帝統治時期，對外戰爭都乏善可言，能保住現有的地盤尚須用金錢賄賂，談何對外擴張？可是我們必須把眼光放得更遠一些，對於一個存活三百年之久的王朝，戰爭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就如同我們所處的時代一樣，社會生活與文化經濟，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仍是活動的重心所在。
現代歷史學者已經拋開狹隘的眼光重新審視歷史，不再以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興衰為標準，而是以更貼近社會生活的角度分析一個時代的得失。當我們用新的視界回望宋朝，拋開皇帝的懦弱、朝廷無休止的爭吵、政壇上的爾虞我詐與鉤心斗角，看到的是大宋帝國生機勃勃的一面。
黃仁宇教授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這樣寫：“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
從大宋開國始，物質文明的進步如影隨行。為什麼會這樣呢？政治清明顯然是一個前提，我們很難想像在一個惡政、暴政之中，人的創造力會被無限制地激發出來。大宋三百年的歷史，大約有兩百年是比較安定的，外患局限於邊疆，內亂有，但時間都不長，地域也不廣。在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下，人追求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本能便迸發出來，一發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