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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思想的自由化。
陳寅恪先生認為六朝與宋之“思想最為自由”，宋代由於政治清明，沒有明清時大規模的“文字獄”與禁鉗思想的嚴刑峻法，故而充滿勃勃生機。
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並蓄，從大的領域來看，儒、釋、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學是主流，釋、道兩家為輔翼，尤為可貴的是，三家並行不悖，而且都積極吸收他家之所長以補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體論及認識論系統，同樣，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滲透愈發明顯。
在儒學內部，程朱理學是時代的主流，是宋代之顯學。但並非所有人都贊成程朱理學，思想領域上的論戰是很普遍的，這也可看出宋代學術推崇自由之風氣。南宋時代，學術界有過兩次著名的論戰，一次是陳亮與朱熹的“義利之辯”，一次是陸九淵與朱熹的鵝湖之會。這兩場論戰也暴露出程朱理學中一些難以克服的理論缺陷。
陳亮旗幟鮮明地反對程朱理學“坐以論道”的風氣，駁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論，提倡“功利之學”。他批評理學信徒們“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反對理學家標榜道德卻沒有實際行動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於空談。
與陳亮站在事功立場反對朱熹不同，陸九淵則是在義理上反擊程朱。朱熹講求格物致知窮理，而深受禪宗思想影響的陸九淵則認為天理並不是向外求索，相反，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陸九淵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並不是“窮理”，而是要“明心”。陸九淵的哲學思想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後來與明代的王陽明合稱“陸王”，成為心學之巨擘。
這種思想論戰，正是學術自由的一大體現。
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學藝術領域滲透，比如宋代繪畫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畫，畫的是山光水色，體現的卻是藝術家的幽情美趣、與大自然和諧相處、自由恬靜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學形式也更自由多樣，詩歌形式轉向更靈活的詞，駢體文被自由文體取代，白話文學興起，等等。
其四，璀璨的宋代詩詞。
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學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文學了。
唐詩、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座高峰，詞的普及，與宋代社會生活相對休閒有關係。用今天的話說，宋詞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詞”，是配樂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風靡一時。兩宋傑出的詞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許多詞作流傳千古，經久不衰，舉其重要者，有張先、柳永、晏殊、晏幾道、歐陽修、蘇軾、秦觀、周邦彥、李清照、張孝祥、辛棄疾、陳亮等，可謂是群星閃耀。
一般我們又把宋詞分為“豪放”與“婉約”兩派，這當然只是個籠統的劃分。其實作為一個詞人，性情再豪放，也有十分細膩的情感，就比如說辛棄疾，也寫出這樣多情的句子：“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啼鶯聲住？”而作為小女子的李清照，冷不妨也吼出一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慷慨之語，誰說她只會“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呢？
北宋詞與南宋詞有不同之處。北宋經歷百年安定，寫詞一來是附庸一下風雅，賣弄才情，像蘇軾、黃庭堅之類便是如此，喝酒泡茶打牌時露一手功夫換來讚許的目光；二來是把妹騙女孩子用的，像情場浪子柳永，混跡於煙街柳巷，寫上一句“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也傾倒一片女粉絲。因此北宋詞比較有小資情調，寫個人感情的比較多，動不動就“憑欄”，就“為賦新詞強說愁”，所以注重的是文字美、音律美，淡淡的喜或淡淡的傷。
到了南宋就不同了，故土淪落，背井離鄉，朝廷又不能發憤圖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而詞風為之一變，憂國憂民，或慷慨激昂，或沉鬱頓挫，惑氣勢雄壯，或悲憤蒼涼。與其說是豪放派，不如說是激憤派。像張孝祥的《六州歌頭》寫的“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這是悲憤，而不是像北宋蘇軾唱“大江東去”時那種神采飛揚、壯志凌雲、直衝霄漢的豪氣。張孝祥如此，辛棄疾如此，陳亮也是如此。當然，南宋也有一些繼續寫婉約美詞的人，但總的來說成就不如北宋。
宋人寫詞，也寫詩。詩總的來說沒什麼特色，與唐詩不能相比，只有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陸游寫了九千多首詩，是古代最富創作力的詩人，也是與辛棄疾類似的愛國詩人，詩歌頗得老杜之真傳，尤長於七言詩，“早歲哪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時代感特別強。陸游要比“滅人慾”的理學家們可愛，因為他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雖然被老娘給拆散了，但對第一個妻子唐婉的感情卻終生未滅。直到晚年時，他還寫了好幾首詩來懷念這位一生的摯愛，其中一首是：“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上，猶吊遺蹤一泫然。”筆者曾前往沈園憑弔，儘管今日之沈園不復當日模樣，可是在“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的詞句中，恍惚看到陸游與唐婉沈園邂逅的場景，亦不禁“猶吊遺蹤一泫然”。
陳寅恪先生認為六朝與宋之“思想最為自由”，宋代由於政治清明，沒有明清時大規模的“文字獄”與禁鉗思想的嚴刑峻法，故而充滿勃勃生機。
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並蓄，從大的領域來看，儒、釋、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學是主流，釋、道兩家為輔翼，尤為可貴的是，三家並行不悖，而且都積極吸收他家之所長以補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體論及認識論系統，同樣，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滲透愈發明顯。
在儒學內部，程朱理學是時代的主流，是宋代之顯學。但並非所有人都贊成程朱理學，思想領域上的論戰是很普遍的，這也可看出宋代學術推崇自由之風氣。南宋時代，學術界有過兩次著名的論戰，一次是陳亮與朱熹的“義利之辯”，一次是陸九淵與朱熹的鵝湖之會。這兩場論戰也暴露出程朱理學中一些難以克服的理論缺陷。
陳亮旗幟鮮明地反對程朱理學“坐以論道”的風氣，駁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論，提倡“功利之學”。他批評理學信徒們“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反對理學家標榜道德卻沒有實際行動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於空談。
與陳亮站在事功立場反對朱熹不同，陸九淵則是在義理上反擊程朱。朱熹講求格物致知窮理，而深受禪宗思想影響的陸九淵則認為天理並不是向外求索，相反，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陸九淵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並不是“窮理”，而是要“明心”。陸九淵的哲學思想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後來與明代的王陽明合稱“陸王”，成為心學之巨擘。
這種思想論戰，正是學術自由的一大體現。
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學藝術領域滲透，比如宋代繪畫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畫，畫的是山光水色，體現的卻是藝術家的幽情美趣、與大自然和諧相處、自由恬靜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學形式也更自由多樣，詩歌形式轉向更靈活的詞，駢體文被自由文體取代，白話文學興起，等等。
其四，璀璨的宋代詩詞。
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學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文學了。
唐詩、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座高峰，詞的普及，與宋代社會生活相對休閒有關係。用今天的話說，宋詞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詞”，是配樂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風靡一時。兩宋傑出的詞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許多詞作流傳千古，經久不衰，舉其重要者，有張先、柳永、晏殊、晏幾道、歐陽修、蘇軾、秦觀、周邦彥、李清照、張孝祥、辛棄疾、陳亮等，可謂是群星閃耀。
一般我們又把宋詞分為“豪放”與“婉約”兩派，這當然只是個籠統的劃分。其實作為一個詞人，性情再豪放，也有十分細膩的情感，就比如說辛棄疾，也寫出這樣多情的句子：“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啼鶯聲住？”而作為小女子的李清照，冷不妨也吼出一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慷慨之語，誰說她只會“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呢？
北宋詞與南宋詞有不同之處。北宋經歷百年安定，寫詞一來是附庸一下風雅，賣弄才情，像蘇軾、黃庭堅之類便是如此，喝酒泡茶打牌時露一手功夫換來讚許的目光；二來是把妹騙女孩子用的，像情場浪子柳永，混跡於煙街柳巷，寫上一句“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也傾倒一片女粉絲。因此北宋詞比較有小資情調，寫個人感情的比較多，動不動就“憑欄”，就“為賦新詞強說愁”，所以注重的是文字美、音律美，淡淡的喜或淡淡的傷。
到了南宋就不同了，故土淪落，背井離鄉，朝廷又不能發憤圖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而詞風為之一變，憂國憂民，或慷慨激昂，或沉鬱頓挫，惑氣勢雄壯，或悲憤蒼涼。與其說是豪放派，不如說是激憤派。像張孝祥的《六州歌頭》寫的“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這是悲憤，而不是像北宋蘇軾唱“大江東去”時那種神采飛揚、壯志凌雲、直衝霄漢的豪氣。張孝祥如此，辛棄疾如此，陳亮也是如此。當然，南宋也有一些繼續寫婉約美詞的人，但總的來說成就不如北宋。
宋人寫詞，也寫詩。詩總的來說沒什麼特色，與唐詩不能相比，只有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陸游寫了九千多首詩，是古代最富創作力的詩人，也是與辛棄疾類似的愛國詩人，詩歌頗得老杜之真傳，尤長於七言詩，“早歲哪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時代感特別強。陸游要比“滅人慾”的理學家們可愛，因為他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雖然被老娘給拆散了，但對第一個妻子唐婉的感情卻終生未滅。直到晚年時，他還寫了好幾首詩來懷念這位一生的摯愛，其中一首是：“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上，猶吊遺蹤一泫然。”筆者曾前往沈園憑弔，儘管今日之沈園不復當日模樣，可是在“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的詞句中，恍惚看到陸游與唐婉沈園邂逅的場景，亦不禁“猶吊遺蹤一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