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頁
這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政治清明與科技進步有力地推進文化的發展。在長久較為寬鬆的環境下，文學、繪畫、音樂、哲學、史學等諸多領域都取得豐碩的成果。新印刷技術的推廣大大降低了書籍的成本，同時也大大刺激了時代的寫作熱情，形形色色的書籍在數量上要遠遠超越過去任何一個朝代。
我們若說宋開啟中國文化史的新紀元，並不為過。那麼，與之前的歷朝歷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麼殊勝之處呢？筆者不才，試列於下：
其一，政治文明化。
倘若有人問我，宋朝與其他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兒，我會回答說：在於人道主義。這種人道主義首先體現在政治領域，也就是“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為標誌。我們知道，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亂的時代，而緊接其後的宋朝卻能開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義政治，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這個奇蹟的奠基者便是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
大宋開國後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廟寢殿的夾室中秘密立一塊石碑，稱為“誓碑”，其上有三條誓文：其一是對後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其三是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規矩，以後皇帝即位時，必須到太廟恭讀誓文，這份誓文的重要性，遠在其他法律之上。
有人會問，皇帝手上有無限的權力，何以區區幾條誓文能約束三百年之久呢？我想，主要是北宋前幾個皇帝都認真履行這一誓約，便形成一種政治傳統。北宋時期的士大夫一定會有這樣的意識：大宋之前野蠻暴力政治已永久成為過去，他們邁步走進一個更高文明，甚至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文明時代。北宋程頤在羅列宋朝超越前代的五件事中，就有一件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
當然，例外是有的。特別是在兩宋之交那段時間，宋高宗先是殺了上書的太學生陳東及名士歐陽澈，後來又殺了岳飛與張憲，造成千古冤獄。但是反過來看，歷代被冤殺的人多的是，何以宋代的岳飛能獨傳千古，成為神一般的人物呢？正是當時冤殺的現象少，岳元帥之冤死所遭遇的同情，要遠超明代的熊廷弼或袁崇煥。
除了高宗一朝外，其他皇帝時即便有蔡京、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這樣的權臣，也沒有大開殺戒，對付政敵頂多就是流放。在章惇、蔡卞等新黨當權時，曾想過置政敵於死地，宋哲宗當即批示：“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可見宋太祖誓文的約束力是相當強的。
政治文明的另一個體現是科舉制度。雖然科舉制度產生於隋唐，卻在宋代達到頂峰。這項古代公務員考試制度，絕對可以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發明，其意義在於打破等級，以公平的考試選拔官吏，使下層的寒門庶族有出人頭地的機會。與之前幾個朝代注重門第不同，宋朝官場是注重“出身”。這裡“出身”不是出身於某某富貴人家，而是指科舉登科。你是考科舉上來的，這就是有出身，你是其他途徑當官的，統統都屬於沒出身。大宋三百年的歷史，絕大多數的宰相、執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科舉出來的。在選拔的官員中，超過三分之一是來自平民階層。美國史學家墨菲評論道：“如此高的社會地位升遷比例，對於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會來講，都是驚人的。”
當我們講到宋代文化之燦爛時，勢必要先讚美其相對人道與公平的政治文明，沒有這一前提，很難想像宋代文化會臻於鼎盛。
其二，儒學的革命。
說到宋代的文化復興，首先便是儒學的復興。
自漢代後，儒學雖有興衰，但是作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這一點基本沒有多大改變。宋代的儒學並非對孔孟之道的簡單繼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這種新的儒學，就是理學。提起理學，很多人十分不感冒，就聯想到“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些名言上。確實，理學有不近人情的一面，不少理學家道貌岸然、危襟正坐，並不可愛，早他們一千多年的孔夫子、孟夫子要可愛得多，也更有人情味。
但是，倘若我們只是因為對一兩句話不感冒就否認理學，卻也不應該。作為新儒學，理學新在哪裡呢？
首先，為傳統儒學構建起龐大的哲學系統。相較於佛、道兩家，哲學研究一直是儒學的短板，這種情況在宋代出現了轉折，在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釋入儒，結合《易》之思想，重構儒學本體論基礎，由此開創中國哲學的新紀元。
其次，推動儒學的宗教化。儒學本是修身之道與政治學說，重在倫常，沒有什麼神秘色彩。宋代理學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顥曾頗為自得地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為類似宗教中“神”或“上帝”這類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慾”的說法放在宗教語境下考量，非但理學如此主張，多數宗教也是持這種觀念的。
第三，賦予儒學新時代的特色。宋代政治清明，經濟繁榮，但也存在國勢衰微、貴族奢靡成風、下層百姓生活艱辛之現象。理學正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周敦頤之《愛蓮說》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操，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氣節。無論是二程的“去人慾”或是朱熹的“滅人慾”，亦可視為是對物慾橫流、奢華淫侈的反動與糾偏。
我們若說宋開啟中國文化史的新紀元，並不為過。那麼，與之前的歷朝歷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麼殊勝之處呢？筆者不才，試列於下：
其一，政治文明化。
倘若有人問我，宋朝與其他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兒，我會回答說：在於人道主義。這種人道主義首先體現在政治領域，也就是“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為標誌。我們知道，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亂的時代，而緊接其後的宋朝卻能開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義政治，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這個奇蹟的奠基者便是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
大宋開國後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廟寢殿的夾室中秘密立一塊石碑，稱為“誓碑”，其上有三條誓文：其一是對後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其三是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規矩，以後皇帝即位時，必須到太廟恭讀誓文，這份誓文的重要性，遠在其他法律之上。
有人會問，皇帝手上有無限的權力，何以區區幾條誓文能約束三百年之久呢？我想，主要是北宋前幾個皇帝都認真履行這一誓約，便形成一種政治傳統。北宋時期的士大夫一定會有這樣的意識：大宋之前野蠻暴力政治已永久成為過去，他們邁步走進一個更高文明，甚至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文明時代。北宋程頤在羅列宋朝超越前代的五件事中，就有一件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
當然，例外是有的。特別是在兩宋之交那段時間，宋高宗先是殺了上書的太學生陳東及名士歐陽澈，後來又殺了岳飛與張憲，造成千古冤獄。但是反過來看，歷代被冤殺的人多的是，何以宋代的岳飛能獨傳千古，成為神一般的人物呢？正是當時冤殺的現象少，岳元帥之冤死所遭遇的同情，要遠超明代的熊廷弼或袁崇煥。
除了高宗一朝外，其他皇帝時即便有蔡京、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這樣的權臣，也沒有大開殺戒，對付政敵頂多就是流放。在章惇、蔡卞等新黨當權時，曾想過置政敵於死地，宋哲宗當即批示：“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可見宋太祖誓文的約束力是相當強的。
政治文明的另一個體現是科舉制度。雖然科舉制度產生於隋唐，卻在宋代達到頂峰。這項古代公務員考試制度，絕對可以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發明，其意義在於打破等級，以公平的考試選拔官吏，使下層的寒門庶族有出人頭地的機會。與之前幾個朝代注重門第不同，宋朝官場是注重“出身”。這裡“出身”不是出身於某某富貴人家，而是指科舉登科。你是考科舉上來的，這就是有出身，你是其他途徑當官的，統統都屬於沒出身。大宋三百年的歷史，絕大多數的宰相、執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科舉出來的。在選拔的官員中，超過三分之一是來自平民階層。美國史學家墨菲評論道：“如此高的社會地位升遷比例，對於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會來講，都是驚人的。”
當我們講到宋代文化之燦爛時，勢必要先讚美其相對人道與公平的政治文明，沒有這一前提，很難想像宋代文化會臻於鼎盛。
其二，儒學的革命。
說到宋代的文化復興，首先便是儒學的復興。
自漢代後，儒學雖有興衰，但是作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這一點基本沒有多大改變。宋代的儒學並非對孔孟之道的簡單繼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這種新的儒學，就是理學。提起理學，很多人十分不感冒，就聯想到“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些名言上。確實，理學有不近人情的一面，不少理學家道貌岸然、危襟正坐，並不可愛，早他們一千多年的孔夫子、孟夫子要可愛得多，也更有人情味。
但是，倘若我們只是因為對一兩句話不感冒就否認理學，卻也不應該。作為新儒學，理學新在哪裡呢？
首先，為傳統儒學構建起龐大的哲學系統。相較於佛、道兩家，哲學研究一直是儒學的短板，這種情況在宋代出現了轉折，在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釋入儒，結合《易》之思想，重構儒學本體論基礎，由此開創中國哲學的新紀元。
其次，推動儒學的宗教化。儒學本是修身之道與政治學說，重在倫常，沒有什麼神秘色彩。宋代理學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顥曾頗為自得地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為類似宗教中“神”或“上帝”這類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慾”的說法放在宗教語境下考量，非但理學如此主張，多數宗教也是持這種觀念的。
第三，賦予儒學新時代的特色。宋代政治清明，經濟繁榮，但也存在國勢衰微、貴族奢靡成風、下層百姓生活艱辛之現象。理學正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周敦頤之《愛蓮說》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操，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氣節。無論是二程的“去人慾”或是朱熹的“滅人慾”，亦可視為是對物慾橫流、奢華淫侈的反動與糾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