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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首戰告捷，但宋軍內部卻出現不和諧因素。邵宏淵本是主攻虹縣，但功勞卻被李顯忠搶走了，他心裡不是滋味。再者，當時邵宏淵軍中有一名士兵違紀，被李顯忠處決，這更令他感覺沒面子。於是邵宏淵與李顯忠兩員北伐主將之間出現了裂痕。
拔取金兵兩城後，北伐軍再接再厲，揮師進攻宿州。李顯忠再度發威，大敗金兵，追擊二十里，克復宿州。當宋孝宗得悉此捷報後，大為鼓舞，他寫信給張浚，稱讚說：“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不過，宋孝宗高興得太早了。
宿州失守後，金國很快組織大軍反撲，出動十萬步騎兵欲奪回失地。李顯忠邀邵宏淵夾擊金兵，但邵宏淵卻按兵不動。不僅如此，在李顯忠與金兵血戰時，邵宏淵居然還和部下說風涼話：“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試想想，主將都袖手旁觀，將士哪有死戰之心。李顯忠孤軍難敵金重兵集團之圍攻，便連夜撤軍到符離。金兵追至此，宋兵大敗，軍資軍械損失殆盡。幸虧金人沒有乘機南下，否則的話，宋軍的損失將更加慘重。
張浚主持的北伐就這樣草草而終。
南宋發動的這次北伐戰爭，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時機選擇不對。宋孝宗在對金態度上，較宋高宗為強硬，但上台之初尚且在和戰之間猶豫，錯失利用金國內亂的良機。當張浚北伐時，金世宗的統治已經穩固。
其二，北伐的規模有限。在此之前，朝廷剛剛命令吳璘放棄西北三路十三州。吳璘是南宋將領中屈指可數的令金人畏懼的名將，沒有他在西北牽制金兵，北伐的威力大打折扣。與完顏亮集六十萬兵力從海陸大舉南征相比，南宋的北伐只是小打小鬧，進攻方向單一，故而符離一敗，北伐便宣告失敗。
其三，南宋荒於兵事已久，軍隊戰鬥力低下，特別是中興名將陸續謝世後，高級將領青黃不接。更有甚者，像邵宏淵這樣的將領，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綜合以上三點，南宋北伐，無天時（錯失金國內亂之機），無地利（放棄西北十三州），無人和（李顯忠、邵宏淵不和），安得不敗！
北伐失敗後，朝中主和派乘機大肆攻擊主戰派，把北伐收復中原的主張誣為“邀功釣譽”，身為皇帝的宋孝宗處境尷尬，進退兩難，只得下罪己之詔稱：“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為了平衡主和、主戰兩派，宋孝宗把主和派領袖湯思退與主戰派領袖張浚同列為相兼樞密使，可是這麼一來，朝廷完全陷入兩派混爭之中，亂得不可開交。
在中國曆朝中，宋代政治較為清明，但有一個很大的弊病，就是向來有黨爭的傳統。本來朝中大臣意見不同有爭議這是正常的事，若以事論事，把爭議限制在問題本身，在國家利益上能以大局為重，那麼兩派尚有妥協合作之機會。
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事實，主戰派多是拳拳愛國，以收復中原為己任，滿腔熱情，但此時已非岳飛的年代，南宋軍隊積弱難返，要提升戰鬥力絕非旦夕之功，欲收復中原，尚須深謀遠劃。同樣，我們也不能把主和派單純認為是投降派，像秦檜這樣的賣國賊畢竟不多，他們的一些觀點還是針對時弊的。
那麼問題在哪裡呢？
在於政治立場上的爭論，往往變成意氣之爭，變成對人而不對事，黨同伐異。主戰派攻擊主和派是賣國求榮，這不完全是事實；同樣，主和派攻擊主戰派是貪功邀譽，更是胡說八道。就這樣，雙方爭議不休，即便宋孝宗有恢復之志，也陷入進退兩難之境。
四一 乾道和議：長使英雄淚滿襟
不管怎麼說，事實擺在那裡：北伐失敗了。
就在這時，金人拋出和談條件，共四條：其一，故疆，就是宋金兩國邊境如舊約所規定；其二，歲幣如舊，每年金銀二十五萬兩及絹二十五萬匹；其三，稱臣，宋仍然向金稱臣；其四，還中原歸正人，就是把中原逃往南宋的人遣返。
對於這四個條件，除了歲幣之外，其餘三點南宋都表示不可接受。與舊條約劃定的邊界相比，南宋政府還控制了海、泗、唐、鄧等州，朝廷認為，這四州之地，乃是金帝完顏亮撕毀和約後被南宋所收復的，既然金人背約在前，南宋當然不承認舊條約的規定，新條約應該以實際控制區重新劃定邊界。至於宋向金稱臣，那更是不幹了，你想打就打，想撕毀條約就撕毀，我還向你稱個屁臣。歸還中原人，更是不可能，這裡既有抗金志士，又有金國叛將，歸還豈非把這些人送上死刑台？
金人知道南宋君臣比較要面子，便修改了一條：把金宋之禮，由君臣變成叔侄，宋主向金主稱侄而不稱臣。
和議一起，朝中主戰派與主和派更是水火不容。張浚、虞允文、胡詮等是堅定的主戰派，反對任何議和立場。張浚為備戰做了大量工作，在江淮一帶增置大量戰艦，招攬淮北、山東豪傑，各軍的弓矢器械都十分充足。同時，張浚重用金國降將契丹蕭琦，蕭琦本是契丹望族，沉勇有謀，張浚意在約契丹為援，牽制金國。可以說，張浚公忠體國，儼然是南宋的長城。
倘若主和派與主戰派能和衷共濟，有軍事為後盾，可進可退，可攻可守，就算議和也能爭取到最大的利益。然而這種想法只是奢望，主和派只是把張浚視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於是他們抓住張浚北伐失敗這個把柄，大肆攻擊，還向皇帝說“願以符離之潰為戒”，並指責張浚跋扈，浪費國資等。傾向主戰的宋孝宗沒了主意，張浚悲憤之下，連續八次上書乞致仕，最後宋孝宗詔罷張浚。
拔取金兵兩城後，北伐軍再接再厲，揮師進攻宿州。李顯忠再度發威，大敗金兵，追擊二十里，克復宿州。當宋孝宗得悉此捷報後，大為鼓舞，他寫信給張浚，稱讚說：“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不過，宋孝宗高興得太早了。
宿州失守後，金國很快組織大軍反撲，出動十萬步騎兵欲奪回失地。李顯忠邀邵宏淵夾擊金兵，但邵宏淵卻按兵不動。不僅如此，在李顯忠與金兵血戰時，邵宏淵居然還和部下說風涼話：“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試想想，主將都袖手旁觀，將士哪有死戰之心。李顯忠孤軍難敵金重兵集團之圍攻，便連夜撤軍到符離。金兵追至此，宋兵大敗，軍資軍械損失殆盡。幸虧金人沒有乘機南下，否則的話，宋軍的損失將更加慘重。
張浚主持的北伐就這樣草草而終。
南宋發動的這次北伐戰爭，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時機選擇不對。宋孝宗在對金態度上，較宋高宗為強硬，但上台之初尚且在和戰之間猶豫，錯失利用金國內亂的良機。當張浚北伐時，金世宗的統治已經穩固。
其二，北伐的規模有限。在此之前，朝廷剛剛命令吳璘放棄西北三路十三州。吳璘是南宋將領中屈指可數的令金人畏懼的名將，沒有他在西北牽制金兵，北伐的威力大打折扣。與完顏亮集六十萬兵力從海陸大舉南征相比，南宋的北伐只是小打小鬧，進攻方向單一，故而符離一敗，北伐便宣告失敗。
其三，南宋荒於兵事已久，軍隊戰鬥力低下，特別是中興名將陸續謝世後，高級將領青黃不接。更有甚者，像邵宏淵這樣的將領，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綜合以上三點，南宋北伐，無天時（錯失金國內亂之機），無地利（放棄西北十三州），無人和（李顯忠、邵宏淵不和），安得不敗！
北伐失敗後，朝中主和派乘機大肆攻擊主戰派，把北伐收復中原的主張誣為“邀功釣譽”，身為皇帝的宋孝宗處境尷尬，進退兩難，只得下罪己之詔稱：“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為了平衡主和、主戰兩派，宋孝宗把主和派領袖湯思退與主戰派領袖張浚同列為相兼樞密使，可是這麼一來，朝廷完全陷入兩派混爭之中，亂得不可開交。
在中國曆朝中，宋代政治較為清明，但有一個很大的弊病，就是向來有黨爭的傳統。本來朝中大臣意見不同有爭議這是正常的事，若以事論事，把爭議限制在問題本身，在國家利益上能以大局為重，那麼兩派尚有妥協合作之機會。
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事實，主戰派多是拳拳愛國，以收復中原為己任，滿腔熱情，但此時已非岳飛的年代，南宋軍隊積弱難返，要提升戰鬥力絕非旦夕之功，欲收復中原，尚須深謀遠劃。同樣，我們也不能把主和派單純認為是投降派，像秦檜這樣的賣國賊畢竟不多，他們的一些觀點還是針對時弊的。
那麼問題在哪裡呢？
在於政治立場上的爭論，往往變成意氣之爭，變成對人而不對事，黨同伐異。主戰派攻擊主和派是賣國求榮，這不完全是事實；同樣，主和派攻擊主戰派是貪功邀譽，更是胡說八道。就這樣，雙方爭議不休，即便宋孝宗有恢復之志，也陷入進退兩難之境。
四一 乾道和議：長使英雄淚滿襟
不管怎麼說，事實擺在那裡：北伐失敗了。
就在這時，金人拋出和談條件，共四條：其一，故疆，就是宋金兩國邊境如舊約所規定；其二，歲幣如舊，每年金銀二十五萬兩及絹二十五萬匹；其三，稱臣，宋仍然向金稱臣；其四，還中原歸正人，就是把中原逃往南宋的人遣返。
對於這四個條件，除了歲幣之外，其餘三點南宋都表示不可接受。與舊條約劃定的邊界相比，南宋政府還控制了海、泗、唐、鄧等州，朝廷認為，這四州之地，乃是金帝完顏亮撕毀和約後被南宋所收復的，既然金人背約在前，南宋當然不承認舊條約的規定，新條約應該以實際控制區重新劃定邊界。至於宋向金稱臣，那更是不幹了，你想打就打，想撕毀條約就撕毀，我還向你稱個屁臣。歸還中原人，更是不可能，這裡既有抗金志士，又有金國叛將，歸還豈非把這些人送上死刑台？
金人知道南宋君臣比較要面子，便修改了一條：把金宋之禮，由君臣變成叔侄，宋主向金主稱侄而不稱臣。
和議一起，朝中主戰派與主和派更是水火不容。張浚、虞允文、胡詮等是堅定的主戰派，反對任何議和立場。張浚為備戰做了大量工作，在江淮一帶增置大量戰艦，招攬淮北、山東豪傑，各軍的弓矢器械都十分充足。同時，張浚重用金國降將契丹蕭琦，蕭琦本是契丹望族，沉勇有謀，張浚意在約契丹為援，牽制金國。可以說，張浚公忠體國，儼然是南宋的長城。
倘若主和派與主戰派能和衷共濟，有軍事為後盾，可進可退，可攻可守，就算議和也能爭取到最大的利益。然而這種想法只是奢望，主和派只是把張浚視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於是他們抓住張浚北伐失敗這個把柄，大肆攻擊，還向皇帝說“願以符離之潰為戒”，並指責張浚跋扈，浪費國資等。傾向主戰的宋孝宗沒了主意，張浚悲憤之下，連續八次上書乞致仕，最後宋孝宗詔罷張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