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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西方呢？我們能不能跳過這個二的問題？是絕對不能的。因為真正的“三”，由陰陽達到沖氣，是最高準則，是必須超過我們倆的。妥協是每個人放棄一點甚至很多東西，妥協不但不能達到“三”，甚至低於“二”，連“二”都不如。沒有真正的“二”，就沒有“三”。中國就是忽略了“二”的問題。
西方的二元有它的偉大。所謂二是什麼，是亞里士多德的主體和客體，包括對物質的分析與征服。更重要的是對主體的肯定，讓主體擁有盡情發揮的可能。從希臘、羅馬，到黑格爾，到康德。他們不斷思考法的問題，怎樣保護主體，使主體達到絕對自由。所以才有了法的觀念，自由的觀念。如伏爾泰說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絕對尊重你發言的權利，中國人講求和諧感應。天人合一好像很偉大，其實不然，人是天地間很獨特、有自己的意識慾念、要超越的東西。如尼采說，人是精神的東西，還沒有成形。人不是動物，人不是狗，猴子永遠是猴子，猴子其實都有點不安了。孔子把人性已經定好了，定在五倫的圈子裡，這是一個大的限制，因為人的意識還在不斷地形成，在天地間絕對獨特的東西，假如你只是以和諧來定，那人的獨特性，他的意識慾念不斷探求和超越永遠不能得到發揮。
這一點，中國人便沒有做到，因為他沒有經過二的過程，你在家裡有尊長，在社會中有皇權。中國在美學上達到那麼大的發揮，可是在人際社會裡，二的問題永遠沒解決，也不能產生真的三。跟大自然，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感悟，因為大自然並不限制你。可是在哲學道德學的思考上，沒有西方走得遠。主體的觀念，法的觀念，自由的觀念，這些都是連接起來的。後來的民主思想便是從這裡產生的，對主體的肯定，自由的肯定，法的肯定，幾乎是很自然非達到民主不可的。
問：這裡形成了一種悖論：由於發明了“三”的思想，一種和諧的、調和的思想，中國文化反而不能面對“二”的問題？
程抱一：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有三的偉大的理想，我們也許會沾沾自喜。但中國歷史是個大的深淵，飽含冤獄、苦刑、黨案。中國沒有法律史，只有刑法史。屈打成招，滅族，幾天滅幾百人，當天棄屍。到了“文革”，更是嚴重。我們應該面對這個問題，我們中國人沒有真正研究歷史，認真看那些史料。比如唐才子傳，很少有文人是長壽或者善終。我們想像中幸福得不得了的人如蘇東坡、李白、白居易怎麼樣？蘇東坡流放到海南，最後死在回來的路上。更不要講別的人。所以我說，對“三”的理想，我們要保留。可是“二”要面對。“二”不是毛澤東的矛盾論，不是一個吞掉另一個。比如和我談話，假如你不自由，我不能學到什麼東西。相反，辯論，對話，在絕對自由的狀況下，在主體間對話。我們之間所產生的東西永遠是高於我們的。真正的“三”，我是絕對肯定，是“二”的提升。在普通情況下，對話的情況下，假如我們有誠意的時候，絕對是我們包含最好的東西。我有一些東西，暗藏在那兒，如蛹未變成蝴蝶，你也一樣，但在對話之後，它們不但發揮出來，而且還會發生質變。一個人身上有著絕對的真，但都是要真與真之間交往、交匯，才能達到提升的地步，創造者也一樣。我寫小說，貝多芬寫音樂，凡高畫畫，都是在與天地對話。真與美都是在交往的狀況下達到一種更高的境界。只有那個境界我才會心悅誠服，因為是從我這裡出發，而又高於我。比如我們對美，每個人說口味不同，其實有一致認為美的東西，如巴赫、貝多芬。真正的美，只有在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才能被啟示出來。主體之間產生的價值才是直正的價值。
問：我們在西方滯留比較長時間的人，不難有這樣的體會：儘管我們對中國在現代的落伍十分感傷，有時因為恨鐵不成鋼而對中國文化傳統也多有批判，但是，眾多的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知識界，對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普遍持有敬佩之情，法國這種情況就十分典型。您長期在法國教授中國藝術理論，對此應該尤有體會。就從您能夠被法蘭西學院接納來說，也無疑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肯定。如何理解這一現象？
程抱一：西方社會有個好處，每個人都有一種可能將個人創造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而中國，如魯迅講的，是個吃人的社會，人不能發揮。但中國有一面發揮了，在美學方面。
由於“三”的關係，中國在美學方面有種早熟。像陶淵明的“歸去來兮”。這是西方人敬佩的東西，是值得學的東西。西方當然是從希臘開始，柏拉圖認為，有一個絕對的觀念，如希臘的雕刻，到後來有一種典型美，成為了模仿，規定身高鼻子。中國的美，主要是大自然，陰陽交往。但是我要講，美不只是大自然的美。黑格爾說，美還有精神創造的美，藝術創造的美，道德上的美，康德也這樣說。比如說撫恤某個人，是做美事（beau geste），他將善認為是美。有一個東西是處於精神與自然之間的，那就是人體，既是精神的，也是自然的。如女人的微笑。假如只是形體的模特，並不美。人從山洞裡出來後，不僅是褪去了毛，細膩了皮膚，還進化了聲音。比如歌唱家的聲音，是經過了精神上的征服的。在《詩經》里說“比”和“興”。“比”是借一個東西來表達。而“興”是忽然看到自然中有什麼東西，花開花落對感情有觸動，比如女的看見了柳色，想到了夫君做官了。這是交互的關係。到後來進化為情景。
西方的二元有它的偉大。所謂二是什麼，是亞里士多德的主體和客體，包括對物質的分析與征服。更重要的是對主體的肯定，讓主體擁有盡情發揮的可能。從希臘、羅馬，到黑格爾，到康德。他們不斷思考法的問題，怎樣保護主體，使主體達到絕對自由。所以才有了法的觀念，自由的觀念。如伏爾泰說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絕對尊重你發言的權利，中國人講求和諧感應。天人合一好像很偉大，其實不然，人是天地間很獨特、有自己的意識慾念、要超越的東西。如尼采說，人是精神的東西，還沒有成形。人不是動物，人不是狗，猴子永遠是猴子，猴子其實都有點不安了。孔子把人性已經定好了，定在五倫的圈子裡，這是一個大的限制，因為人的意識還在不斷地形成，在天地間絕對獨特的東西，假如你只是以和諧來定，那人的獨特性，他的意識慾念不斷探求和超越永遠不能得到發揮。
這一點，中國人便沒有做到，因為他沒有經過二的過程，你在家裡有尊長，在社會中有皇權。中國在美學上達到那麼大的發揮，可是在人際社會裡，二的問題永遠沒解決，也不能產生真的三。跟大自然，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感悟，因為大自然並不限制你。可是在哲學道德學的思考上，沒有西方走得遠。主體的觀念，法的觀念，自由的觀念，這些都是連接起來的。後來的民主思想便是從這裡產生的，對主體的肯定，自由的肯定，法的肯定，幾乎是很自然非達到民主不可的。
問：這裡形成了一種悖論：由於發明了“三”的思想，一種和諧的、調和的思想，中國文化反而不能面對“二”的問題？
程抱一：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有三的偉大的理想，我們也許會沾沾自喜。但中國歷史是個大的深淵，飽含冤獄、苦刑、黨案。中國沒有法律史，只有刑法史。屈打成招，滅族，幾天滅幾百人，當天棄屍。到了“文革”，更是嚴重。我們應該面對這個問題，我們中國人沒有真正研究歷史，認真看那些史料。比如唐才子傳，很少有文人是長壽或者善終。我們想像中幸福得不得了的人如蘇東坡、李白、白居易怎麼樣？蘇東坡流放到海南，最後死在回來的路上。更不要講別的人。所以我說，對“三”的理想，我們要保留。可是“二”要面對。“二”不是毛澤東的矛盾論，不是一個吞掉另一個。比如和我談話，假如你不自由，我不能學到什麼東西。相反，辯論，對話，在絕對自由的狀況下，在主體間對話。我們之間所產生的東西永遠是高於我們的。真正的“三”，我是絕對肯定，是“二”的提升。在普通情況下，對話的情況下，假如我們有誠意的時候，絕對是我們包含最好的東西。我有一些東西，暗藏在那兒，如蛹未變成蝴蝶，你也一樣，但在對話之後，它們不但發揮出來，而且還會發生質變。一個人身上有著絕對的真，但都是要真與真之間交往、交匯，才能達到提升的地步，創造者也一樣。我寫小說，貝多芬寫音樂，凡高畫畫，都是在與天地對話。真與美都是在交往的狀況下達到一種更高的境界。只有那個境界我才會心悅誠服，因為是從我這裡出發，而又高於我。比如我們對美，每個人說口味不同，其實有一致認為美的東西，如巴赫、貝多芬。真正的美，只有在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才能被啟示出來。主體之間產生的價值才是直正的價值。
問：我們在西方滯留比較長時間的人，不難有這樣的體會：儘管我們對中國在現代的落伍十分感傷，有時因為恨鐵不成鋼而對中國文化傳統也多有批判，但是，眾多的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知識界，對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普遍持有敬佩之情，法國這種情況就十分典型。您長期在法國教授中國藝術理論，對此應該尤有體會。就從您能夠被法蘭西學院接納來說，也無疑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肯定。如何理解這一現象？
程抱一：西方社會有個好處，每個人都有一種可能將個人創造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而中國，如魯迅講的，是個吃人的社會，人不能發揮。但中國有一面發揮了，在美學方面。
由於“三”的關係，中國在美學方面有種早熟。像陶淵明的“歸去來兮”。這是西方人敬佩的東西，是值得學的東西。西方當然是從希臘開始，柏拉圖認為，有一個絕對的觀念，如希臘的雕刻，到後來有一種典型美，成為了模仿，規定身高鼻子。中國的美，主要是大自然，陰陽交往。但是我要講，美不只是大自然的美。黑格爾說，美還有精神創造的美，藝術創造的美，道德上的美，康德也這樣說。比如說撫恤某個人，是做美事（beau geste），他將善認為是美。有一個東西是處於精神與自然之間的，那就是人體，既是精神的，也是自然的。如女人的微笑。假如只是形體的模特，並不美。人從山洞裡出來後，不僅是褪去了毛，細膩了皮膚，還進化了聲音。比如歌唱家的聲音，是經過了精神上的征服的。在《詩經》里說“比”和“興”。“比”是借一個東西來表達。而“興”是忽然看到自然中有什麼東西，花開花落對感情有觸動，比如女的看見了柳色，想到了夫君做官了。這是交互的關係。到後來進化為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