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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您在法國以創造性地闡釋中國文論、詩論著稱，但其實您對中國文化精神也十分關注。我曾有幸親臨您在法國各種場合的演講，您往往從中國的藝術思想延伸到古典哲學，能否談談您的有關想法？
程抱一：中國在哲學抽象思考的方法上與西方沒法比，西方從希臘便有一種思考的方法，而東方卻是直覺性的。中國宇宙與生命的觀念建築在氣論上面。生生不息也是從氣而來。中國是一元論，是氣。把所有的東西都包容進去。同時又由於氣是動性的概念，它立刻又引起變化的概念和關係的概念。中國思想到了周朝，從易經開始到道家和儒家很快便從一元達到了三元。道家是道生一，一生二（陰陽），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儒家後來繼承道家的三元，推出了天地人，和道家陰、陽、沖氣三元還是有溝通。到了儒家也一樣，儒家的天是陽、地是陰，然後沖氣和人道都是在就天道與地道之間的交互關係。沖氣就是“三”。儒家追求和諧，到了淮南子時期，經過了戰國，講天地互相感應達到和諧，圓潤周流，而“二”的觀念對他們來說是對立的衝突的觀念，不能達到和諧。大而逝，逝而遠，遠而返。道是周流，而不是直線或方的，對立的。一高麗人聽我的演講，說他們出去旅行，有個格言，不要兩個人，要三個人。兩個人會衝突，三個人就沒有問題，總歸有個多數。這個“三”是達到一種和諧。法國有個漢學家叫葛蘭言說，中國“三”就等於“一”的演變。“三”和“一”是結合起來的。“二”不是“一”的反映，“三”才可以達到統一。
為什麼中國從一元跳到三元？老子很快就了解了，如果只有陰和陽，它是一個對立的二元，可能會產生互相衝突，於是他立刻說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沖氣就是“三”。這個“三”是達到一種和諧。
最初中國人要求和諧，人與人之間也是不要衝突性的。孔子講天道人道，立刻引進五倫的問題。先把關係定好，然後用禮樂來處理。禮是為了產生一定距離，有距離才有和諧的可能。假如混在一起，父子也不分，兄妹也不分。所以在1968年以後法國這個社會搞得沒有辦法，因為沒有距離了，沒有父母的權威，都沒有了。中國思想是個三元的思想，它知道有兩個東西，知道你和我，人和大自然這個二的分別，但是很快想從中間找到一個共同的成分，就是所謂的沖氣，在好的理解上，沖氣是讓陰陽達到和諧交互，然後滋生一個第三者，使我們都傾服的東西。孔子很清楚，人和地的關係一定要有個超越其上的天，沒有的話便是不斷的爭執了。所以說中國的思想是三元的。
西方也有三的思想，基督教的神學中古以後，有一個三位一體的問題。可是基本上，是建立在二元上面。從亞里士多德開始，一定要主體和客體分開，不然，我們沒法觀察（柏拉圖時便已經將人當主體來思考了）。笛卡爾時說我思故我在，是把主體面對客體，很明確地說一定要保持分離，最後認為大自然是我們這個主體應該征服的。直到後來的啟蒙，即是對人的很大的肯定，面對大自然。自然就是要改造，對物質的征服，當然從文藝復興便已經開始了。到了18世紀已經變成了一個定義。有人會說黑格爾提出了“三”，正反和，事實上是個唯心的，是從主體出發，創造一個客體，使自己不斷超越。他的辯證是對主體的肯定，創造客體。超越以後，達到和，但這是將客體吞併以後達到的和。所以後來到了馬克思說，我只要反過來，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對立的，最後的那個和即是毛澤東說的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吞進去了。
問：不過，從後現代的立場看來，尤其是現代生態哲學興起之後，西方的這種二元思想也日益暴露出其不可迴避的弱點？
程抱一：是的，不難看出這種二元思想的流弊，會造成緊張，甚至是悲劇性的。主體與客體的分離使主體處在一種不斷的征服和鬥爭中。而在中國古代的“三”的思想中，人對大自然有大尊重。從美學上講，李白說的“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相反，敬亭山是“此中有真意”，是“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而不是主觀去吞掉的客觀，或馬克思無產階級吞掉資產階級。
“三”是個偉大的觀念，中國人從直覺來的，或者說是現象學。老子觀察了宇宙大的動向和觀念，引進了“三”，發現生命道路可以生生不息。《中庸》是本偉大的書，現代的知識分子覺得很腐朽。但你要細細去看，很偉大，而且很奇怪，中國本是起於地理中原，可是思想始終從“中”開始，從尚書便開始，用直覺而覺“中”，這是商湯去世之前說，永遠保守“中”。後來老子，“不如守中”，到孔子“中”是最大的觀念。這個“中”是“三”的觀念。論語裡有段話，有人問他道是什麼，他說我也不知道，可是如果有人問我一件具體的事，怎麼應付，我扣其兩端，然後取中間。這個“中”即是“三”的觀念。
《中庸》里將天地之準則視為中，因為極端是很容易的，像毛澤東那樣朝令夕改是很容易的，像拿破崙晚上沒睡好覺要打莫斯科是一樣的，明天來一個運動，五萬人進去，像下棋一樣。其實這樣是很容易的，我們發脾氣都可隨便來一下。《中庸》講，其實“中”是最難的，它定了一個準則後，天地都不能改，就像上帝定了一個東西，自己也不能改。都要遵守，生命才會繼續。我們那旁邊是產科醫院，男女交媾以後就會生小孩，萬代不易的。中國的思想，不管是尚書易經道家儒家，後來到了佛家有一派是中派，也是受了中國的影響。每一代哲學家，理學朱熹二程也講，“中”不是折中。在一個不自由的情況下，有等級的情況下，沒有保護的情況下，對話是折中。“中”是在具體的情況下非那樣不可，才是中，是中肯的中，中者，中也。打中了。而不是別人吃三碗，一碗，我便吃兩碗。馮友蘭也是一樣，講新儒學，“中”絕對不是折中。三是偉大的直覺，“中”絕對不是折中。可是中國這個社會後來走向了一個大的折中，大的妥協，大的匍匐。
程抱一：中國在哲學抽象思考的方法上與西方沒法比，西方從希臘便有一種思考的方法，而東方卻是直覺性的。中國宇宙與生命的觀念建築在氣論上面。生生不息也是從氣而來。中國是一元論，是氣。把所有的東西都包容進去。同時又由於氣是動性的概念，它立刻又引起變化的概念和關係的概念。中國思想到了周朝，從易經開始到道家和儒家很快便從一元達到了三元。道家是道生一，一生二（陰陽），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儒家後來繼承道家的三元，推出了天地人，和道家陰、陽、沖氣三元還是有溝通。到了儒家也一樣，儒家的天是陽、地是陰，然後沖氣和人道都是在就天道與地道之間的交互關係。沖氣就是“三”。儒家追求和諧，到了淮南子時期，經過了戰國，講天地互相感應達到和諧，圓潤周流，而“二”的觀念對他們來說是對立的衝突的觀念，不能達到和諧。大而逝，逝而遠，遠而返。道是周流，而不是直線或方的，對立的。一高麗人聽我的演講，說他們出去旅行，有個格言，不要兩個人，要三個人。兩個人會衝突，三個人就沒有問題，總歸有個多數。這個“三”是達到一種和諧。法國有個漢學家叫葛蘭言說，中國“三”就等於“一”的演變。“三”和“一”是結合起來的。“二”不是“一”的反映，“三”才可以達到統一。
為什麼中國從一元跳到三元？老子很快就了解了，如果只有陰和陽，它是一個對立的二元，可能會產生互相衝突，於是他立刻說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沖氣就是“三”。這個“三”是達到一種和諧。
最初中國人要求和諧，人與人之間也是不要衝突性的。孔子講天道人道，立刻引進五倫的問題。先把關係定好，然後用禮樂來處理。禮是為了產生一定距離，有距離才有和諧的可能。假如混在一起，父子也不分，兄妹也不分。所以在1968年以後法國這個社會搞得沒有辦法，因為沒有距離了，沒有父母的權威，都沒有了。中國思想是個三元的思想，它知道有兩個東西，知道你和我，人和大自然這個二的分別，但是很快想從中間找到一個共同的成分，就是所謂的沖氣，在好的理解上，沖氣是讓陰陽達到和諧交互，然後滋生一個第三者，使我們都傾服的東西。孔子很清楚，人和地的關係一定要有個超越其上的天，沒有的話便是不斷的爭執了。所以說中國的思想是三元的。
西方也有三的思想，基督教的神學中古以後，有一個三位一體的問題。可是基本上，是建立在二元上面。從亞里士多德開始，一定要主體和客體分開，不然，我們沒法觀察（柏拉圖時便已經將人當主體來思考了）。笛卡爾時說我思故我在，是把主體面對客體，很明確地說一定要保持分離，最後認為大自然是我們這個主體應該征服的。直到後來的啟蒙，即是對人的很大的肯定，面對大自然。自然就是要改造，對物質的征服，當然從文藝復興便已經開始了。到了18世紀已經變成了一個定義。有人會說黑格爾提出了“三”，正反和，事實上是個唯心的，是從主體出發，創造一個客體，使自己不斷超越。他的辯證是對主體的肯定，創造客體。超越以後，達到和，但這是將客體吞併以後達到的和。所以後來到了馬克思說，我只要反過來，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對立的，最後的那個和即是毛澤東說的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吞進去了。
問：不過，從後現代的立場看來，尤其是現代生態哲學興起之後，西方的這種二元思想也日益暴露出其不可迴避的弱點？
程抱一：是的，不難看出這種二元思想的流弊，會造成緊張，甚至是悲劇性的。主體與客體的分離使主體處在一種不斷的征服和鬥爭中。而在中國古代的“三”的思想中，人對大自然有大尊重。從美學上講，李白說的“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相反，敬亭山是“此中有真意”，是“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而不是主觀去吞掉的客觀，或馬克思無產階級吞掉資產階級。
“三”是個偉大的觀念，中國人從直覺來的，或者說是現象學。老子觀察了宇宙大的動向和觀念，引進了“三”，發現生命道路可以生生不息。《中庸》是本偉大的書，現代的知識分子覺得很腐朽。但你要細細去看，很偉大，而且很奇怪，中國本是起於地理中原，可是思想始終從“中”開始，從尚書便開始，用直覺而覺“中”，這是商湯去世之前說，永遠保守“中”。後來老子，“不如守中”，到孔子“中”是最大的觀念。這個“中”是“三”的觀念。論語裡有段話，有人問他道是什麼，他說我也不知道，可是如果有人問我一件具體的事，怎麼應付，我扣其兩端，然後取中間。這個“中”即是“三”的觀念。
《中庸》里將天地之準則視為中，因為極端是很容易的，像毛澤東那樣朝令夕改是很容易的，像拿破崙晚上沒睡好覺要打莫斯科是一樣的，明天來一個運動，五萬人進去，像下棋一樣。其實這樣是很容易的，我們發脾氣都可隨便來一下。《中庸》講，其實“中”是最難的，它定了一個準則後，天地都不能改，就像上帝定了一個東西，自己也不能改。都要遵守，生命才會繼續。我們那旁邊是產科醫院，男女交媾以後就會生小孩，萬代不易的。中國的思想，不管是尚書易經道家儒家，後來到了佛家有一派是中派，也是受了中國的影響。每一代哲學家，理學朱熹二程也講，“中”不是折中。在一個不自由的情況下，有等級的情況下，沒有保護的情況下，對話是折中。“中”是在具體的情況下非那樣不可，才是中，是中肯的中，中者，中也。打中了。而不是別人吃三碗，一碗，我便吃兩碗。馮友蘭也是一樣，講新儒學，“中”絕對不是折中。三是偉大的直覺，“中”絕對不是折中。可是中國這個社會後來走向了一個大的折中，大的妥協，大的匍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