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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是一種壓力嗎？
程抱一：不能說壓力，因為它還是一種歡愉。到了晚年，還能和人們，和別人，達到這樣一種最深度的交流。最近和我打招呼的人，是看過我的書的人。收到的信，多得不得了。這是30號的一封信，不到兩周。這人我不認識，你可以看這信。他說在公園裡見到了我，因為我在和另外一個人談話，不敢和我打招呼。信中可以看出法國人有種可愛的一面。他說那時見到我的時候，只是看到了我的面貌，後來看我的書。這樣的信很多，信中的文字對生命有一種醒悟。所以我和讀者的關係，不只是文學上的關係。我的書，不管是小說還是詩歌，都是一種觸及生命基本問題的東西。讀者我不認識，也許永遠不會見面，但是一種心靈的交流，而不是一種讀者對作者的傾慕。對於一個作家，如果能這樣，他就得到了一種報賞了。而這個報賞，也必須讓我下一部書必須走得更遠，所以又是一種負擔。
問：我注意到您的著作中對生命本質的追問，這固然是您進入創造巔峰所達到的一種境界，但是否也同您個人生命中的特殊經歷有關？比如您幼年時受到什麼事件的激發或者感染？
程抱一：我早期生命中發生一些事情對我影響很大。我七歲的時候，到法國學歷史的一個姑母，帶回羅浮宮的維納斯像和安格爾的裸體畫，這都是女性的理想美。對我是一種衝擊。在中國那時的舊家庭裡面，只是看過女人餵奶。可是兩年以後，便是南京大屠殺，1939年，另外一個形象出現了，那個慘你們無法想像。中國兵被日本人一排排地練刺刀，這是酷刑，是十字架的形象。這也是引發我對西方思考的原因，對惡的思考，一定要和西方對話，看他們是怎麼面對的。南京大屠殺時，很多女人被強姦，被站著拍照。這種裸體和安格爾的一個女人拿著水壇的對照……那時我只是少年，但面對這種大惡與大美，兩個極端，不能放棄一端。之後我幾乎無法正常繼續學習。
我在巴黎有很多痛苦心酸，但都承擔下來了。我始終是一個非常狼狽的人，從來沒有得到過獎學金。雖然後來有人寫信可以申請。都是靠自己。但是對至美的探求從來沒有斷過。然後就是對惡的哲學的思考，如何面對。我不是胡適之、傅斯年一樣的人，一站起來便有人鼓掌。法蘭西學院是很獨特的，不像中國的社會科學院，他們尋找獨特的創造者。也只是這個原因，我才被法蘭西學院選上。胡錦濤在總統府演講，說我們對法國文化很景仰。我們中國人都知道伏爾泰等一些名字，孟德斯鳩、巴特，多半是法蘭西學院的。法蘭西學院主要選這些人。雨果也是左道旁門搞出來的，沒念過什麼書。當然我書還是念了的。我是一個心靈破裂的人。七歲和九歲，我接受這種破裂。因此，我可以把人間的東西都納入到這個空間裡去。
問：您的學問探求和藝術創造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動人的中西文化交流佳話，我看到不少媒體提到您時講到擺渡人，但我想您能夠進入法蘭西最高學術殿堂顯然不止於您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的層面？
程抱一：是，人們常把我當作中西文化的擺渡人，可是我現在已經不太願意停留在擺渡上面，我已經到了可以自己去對這些基本問題進行決定性思考的時期了。
我和西方的對話主要在三面，這我在法蘭西學院做演講時已講了。
第一是同自希臘以來的哲學傳統對話，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後來的笛卡爾、康德、謝林（這個人對我很重要）、黑格爾、狄德羅，包括盧梭。
第二是同藝術，包括音樂、美術和文學對話。
第三個對話對象是猶太—基督教的心靈傳統。我一直不用宗教，不用信仰這類字。而用心靈（spirituel）。我對此的興趣是文化的，也是一種創造性的。這是豐富，幫助我對生命現象進行觀察的一個途徑。西方很多重要的作品事實上都是跟宗教背景有關係的。不管是但丁的神曲，還是莎士比亞的作品，法國的夏多布里昂，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隨便舉這些例子，托爾斯泰，這些大作家，甚至現代的詹姆士·喬伊斯、普魯斯特，都是受過這個傳統薰陶過的，是宗教性傳統對人生的一種領會或者理解。
問：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講，您關於中國繪畫藝術理論的闡述對法國知識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我想，這自然不僅僅是一個將中國文化翻譯介紹到西方的過程，因為，任何一種翻譯都是創造，您的中國藝術理論更是站在中西文化匯通的高度對繪畫藝術的新的思考。我記得法國一位重要的女文藝批評家就從您的著述中受益匪淺。
程抱一：Christiva是吧，她寫信給我，她說你那些翻譯的東西，非常忠實，她也學過中文，可是很奇怪，所有這些不管是《中國詩語言研究》、《虛與實：論中國畫語言》還是《神氣》，這些東西都受了你個人的光輝照耀，但沒有被曲解。德國有個翻譯家伽達默爾（Gadamer），是海德格爾的一個學生。他後來思考範圍是詮釋學，他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傳統觀念中詮釋，就好像胡適之考證《紅樓夢》。但我們新的詮釋學是後代人，不可能絕對地進到莊子或墨子的內心。事實上，我們每一代的人，都是受過自己當代文化的薰陶，著作或思想都有一種新的光照，這並不妨礙詮釋。事實上中國也是一樣，漢朝的時候，不管是董仲舒還是別人，解經的時候，都進了一步。到了唐朝的時候，孔穎達那種人去解五經，也進了一步，到了後來滿清時代，或者是明末，無論是顧炎武甚至之前的王陽明在詮釋的時候，都進了一步。又比如宋朝的朱熹和陸九淵，他們這些人都受過佛教的影響，華嚴派，所以他們解釋五經的時候，已經是以一種新的眼光去看。甚至之前的張載，宋明的理學都是這樣。
程抱一：不能說壓力，因為它還是一種歡愉。到了晚年，還能和人們，和別人，達到這樣一種最深度的交流。最近和我打招呼的人，是看過我的書的人。收到的信，多得不得了。這是30號的一封信，不到兩周。這人我不認識，你可以看這信。他說在公園裡見到了我，因為我在和另外一個人談話，不敢和我打招呼。信中可以看出法國人有種可愛的一面。他說那時見到我的時候，只是看到了我的面貌，後來看我的書。這樣的信很多，信中的文字對生命有一種醒悟。所以我和讀者的關係，不只是文學上的關係。我的書，不管是小說還是詩歌，都是一種觸及生命基本問題的東西。讀者我不認識，也許永遠不會見面，但是一種心靈的交流，而不是一種讀者對作者的傾慕。對於一個作家，如果能這樣，他就得到了一種報賞了。而這個報賞，也必須讓我下一部書必須走得更遠，所以又是一種負擔。
問：我注意到您的著作中對生命本質的追問，這固然是您進入創造巔峰所達到的一種境界，但是否也同您個人生命中的特殊經歷有關？比如您幼年時受到什麼事件的激發或者感染？
程抱一：我早期生命中發生一些事情對我影響很大。我七歲的時候，到法國學歷史的一個姑母，帶回羅浮宮的維納斯像和安格爾的裸體畫，這都是女性的理想美。對我是一種衝擊。在中國那時的舊家庭裡面，只是看過女人餵奶。可是兩年以後，便是南京大屠殺，1939年，另外一個形象出現了，那個慘你們無法想像。中國兵被日本人一排排地練刺刀，這是酷刑，是十字架的形象。這也是引發我對西方思考的原因，對惡的思考，一定要和西方對話，看他們是怎麼面對的。南京大屠殺時，很多女人被強姦，被站著拍照。這種裸體和安格爾的一個女人拿著水壇的對照……那時我只是少年，但面對這種大惡與大美，兩個極端，不能放棄一端。之後我幾乎無法正常繼續學習。
我在巴黎有很多痛苦心酸，但都承擔下來了。我始終是一個非常狼狽的人，從來沒有得到過獎學金。雖然後來有人寫信可以申請。都是靠自己。但是對至美的探求從來沒有斷過。然後就是對惡的哲學的思考，如何面對。我不是胡適之、傅斯年一樣的人，一站起來便有人鼓掌。法蘭西學院是很獨特的，不像中國的社會科學院，他們尋找獨特的創造者。也只是這個原因，我才被法蘭西學院選上。胡錦濤在總統府演講，說我們對法國文化很景仰。我們中國人都知道伏爾泰等一些名字，孟德斯鳩、巴特，多半是法蘭西學院的。法蘭西學院主要選這些人。雨果也是左道旁門搞出來的，沒念過什麼書。當然我書還是念了的。我是一個心靈破裂的人。七歲和九歲，我接受這種破裂。因此，我可以把人間的東西都納入到這個空間裡去。
問：您的學問探求和藝術創造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動人的中西文化交流佳話，我看到不少媒體提到您時講到擺渡人，但我想您能夠進入法蘭西最高學術殿堂顯然不止於您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的層面？
程抱一：是，人們常把我當作中西文化的擺渡人，可是我現在已經不太願意停留在擺渡上面，我已經到了可以自己去對這些基本問題進行決定性思考的時期了。
我和西方的對話主要在三面，這我在法蘭西學院做演講時已講了。
第一是同自希臘以來的哲學傳統對話，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後來的笛卡爾、康德、謝林（這個人對我很重要）、黑格爾、狄德羅，包括盧梭。
第二是同藝術，包括音樂、美術和文學對話。
第三個對話對象是猶太—基督教的心靈傳統。我一直不用宗教，不用信仰這類字。而用心靈（spirituel）。我對此的興趣是文化的，也是一種創造性的。這是豐富，幫助我對生命現象進行觀察的一個途徑。西方很多重要的作品事實上都是跟宗教背景有關係的。不管是但丁的神曲，還是莎士比亞的作品，法國的夏多布里昂，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隨便舉這些例子，托爾斯泰，這些大作家，甚至現代的詹姆士·喬伊斯、普魯斯特，都是受過這個傳統薰陶過的，是宗教性傳統對人生的一種領會或者理解。
問：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講，您關於中國繪畫藝術理論的闡述對法國知識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我想，這自然不僅僅是一個將中國文化翻譯介紹到西方的過程，因為，任何一種翻譯都是創造，您的中國藝術理論更是站在中西文化匯通的高度對繪畫藝術的新的思考。我記得法國一位重要的女文藝批評家就從您的著述中受益匪淺。
程抱一：Christiva是吧，她寫信給我，她說你那些翻譯的東西，非常忠實，她也學過中文，可是很奇怪，所有這些不管是《中國詩語言研究》、《虛與實：論中國畫語言》還是《神氣》，這些東西都受了你個人的光輝照耀，但沒有被曲解。德國有個翻譯家伽達默爾（Gadamer），是海德格爾的一個學生。他後來思考範圍是詮釋學，他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傳統觀念中詮釋，就好像胡適之考證《紅樓夢》。但我們新的詮釋學是後代人，不可能絕對地進到莊子或墨子的內心。事實上，我們每一代的人，都是受過自己當代文化的薰陶，著作或思想都有一種新的光照，這並不妨礙詮釋。事實上中國也是一樣，漢朝的時候，不管是董仲舒還是別人，解經的時候，都進了一步。到了唐朝的時候，孔穎達那種人去解五經，也進了一步，到了後來滿清時代，或者是明末，無論是顧炎武甚至之前的王陽明在詮釋的時候，都進了一步。又比如宋朝的朱熹和陸九淵，他們這些人都受過佛教的影響，華嚴派，所以他們解釋五經的時候，已經是以一種新的眼光去看。甚至之前的張載，宋明的理學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