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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您的理論有很濃的左派色彩。
莫蘭：從政治立場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複雜”的立場問題），我既是右派，又是左派。我是右派，因為我相信應該尊重別人，尊重自由；我是左派，因為我認為我們的社會應該有一個大的變革。
陳：您認為新的社會應該變成什麼樣子？
莫蘭：在一個新的社會出現之前，我們不會知道這個社會將是一個什麼形式。我們的還是採集者、獵人的祖先當時是不可能想像後來的擁有國家、城市的社會的。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發展的路向，但看不到具體的形式。我們也不能只靠社會與政治變革來解決社會的重大問題。重要的問題在於人的思想，每個個體的思想。比如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建之時，發表了一份反對戰爭的聲明。聲明宣稱，戰爭的源泉存在於人的心靈之中。人的心靈比大炮、飛彈要重要得多，因為是人的智慧設計了大炮和飛彈。如果我們不從思想上努力，不從教育上努力，承認他者，認識自我，我們是不可以取得進步的。世界上最難的事莫過於認識自我，我們如果不能認識自我，我們就會墮入善惡二元論。現實的世界是一個複雜的世界，我們不可以簡單化，將其化約。
然而，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正是這樣一種善惡二元論，各方都將自己看作善的代表，將對方看作惡的化身。如果在一個家庭內部，在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夫妻之間，在朋友之間，在一個辦公室、一個車間之內，我們都不能互相理解，我們怎麼可以期望一個和平的、互相理解的世界呢？如果人的心靈和社會現實不同時發生變化，我們是不可能達到目標的。沒有人的思想的轉變，僅僅是社會結構的變化是不會有什麼作用的。所以，我認為，複雜思維的概念可以促進人的思想的轉變。
陳：謝謝您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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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於《文景》2002年第1輯。
從中西文化對話到探索生命奧妙
——程抱一訪談(1)
2003年6月13日，法國著名學者、文藝理論家、詩人、小說家程抱一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aise）創建於1635年，是法國最古老的學術殿堂，是法蘭西文化的象徵。以維護法語的純正、完美為使命的法蘭西學院接納一位華裔學者，此是破天荒第一回。程抱一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一方面毫無疑問表現了法國文化的開放與包容精神，另一方面也顯示了程抱一本人以深邃的中國文化背景，熔鑄於博大法蘭西文化所達到的前所未有之文化高峰。
程抱一原名程紀賢，祖籍南昌，1929年12月生於山東濟南。1949年赴法學美術史。程抱一著作等身，70年代末80年代初發表的《中國詩語言研究》與《虛與實：論中國畫語言》，分別成為研究中國古典詩歌和中國繪畫的經典，奠定了其學術地位。1998年9月發表的長篇小說《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引起強烈反響，獲“費米娜文學獎”。2001年底，《天一言》再獲法蘭西學院法語文學大獎。
筆者最近先後兩次同抱一先生長談，以下是經過整理的部分訪談內容。
問：抱一先生，您已經進入了法蘭西文化的最高殿堂，這是法蘭西學院第一次將其大門向一個來自亞洲文化系統的學者開放。現在回過頭想，您有什麼樣的感覺，是如杜甫所說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還是如蘇東坡所嘆的“高處不勝寒”？
程抱一：由於我在這邊待的時間比較長，搞了半個多世紀，這是我自己都不能想像的。我這個人身體不是太好，年輕的時候以為會早逝，但都過來了。我是一個非常晚成的人，比如說我的《天一言》，是在五年前——我已經將近七十歲了——六十八歲時完成的。我是一個非常緩慢的人，也許唯一支撐我的是一種追求性、探求性。
我不是正統的學者，我基本上是一個探求者和創造者。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aise），不是Collège de France（中譯也作法蘭西學院，但其院士多是思想家及人文科學研究大家——筆者注），也不是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這兩個機構是專門提拔這種有創造性和思考性的人物的。法蘭西學院專門提拔有創造性的人物，所以我才被選進。假如我是一個學者，最多也只是去索邦大學（Sorbonne）或Collège de France。我現在回答你的問題，作為一個探求者和創造者，我絕沒有一種自滿的心情，好像現在到達高峰了，有一覽眾山小的感覺。儘管在中國文化和法國文化的交流上，我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不否認，可是境界是一種非常的謙遜（因為到了頂點的人好像是絕徑了）。在我面前，是一種“大開”，是無止境的、無盡的大開。
在面對這種大開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所要服務的不只是這些文學文化成就的問題，而是面對生命，要服務的是生命本身。當然生命是個大的形而上的質問，在它面前，唯一的態度，還是我剛才所說的，一種大的謙遜。我現在在法國，現在出去，無論是街角或地鐵，隨時都會有人來和我打招呼，用非常誠懇、關切的態度，像找明星簽名式地來和我打招呼，他們希望從我這兒找到一點對生命基本問題的解答。我不能立刻給他們解答，但是由於他們的這種態度，使我無法生活在自滿與自信的狀態，相反是一種大的責任感。
莫蘭：從政治立場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複雜”的立場問題），我既是右派，又是左派。我是右派，因為我相信應該尊重別人，尊重自由；我是左派，因為我認為我們的社會應該有一個大的變革。
陳：您認為新的社會應該變成什麼樣子？
莫蘭：在一個新的社會出現之前，我們不會知道這個社會將是一個什麼形式。我們的還是採集者、獵人的祖先當時是不可能想像後來的擁有國家、城市的社會的。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發展的路向，但看不到具體的形式。我們也不能只靠社會與政治變革來解決社會的重大問題。重要的問題在於人的思想，每個個體的思想。比如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建之時，發表了一份反對戰爭的聲明。聲明宣稱，戰爭的源泉存在於人的心靈之中。人的心靈比大炮、飛彈要重要得多，因為是人的智慧設計了大炮和飛彈。如果我們不從思想上努力，不從教育上努力，承認他者，認識自我，我們是不可以取得進步的。世界上最難的事莫過於認識自我，我們如果不能認識自我，我們就會墮入善惡二元論。現實的世界是一個複雜的世界，我們不可以簡單化，將其化約。
然而，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正是這樣一種善惡二元論，各方都將自己看作善的代表，將對方看作惡的化身。如果在一個家庭內部，在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夫妻之間，在朋友之間，在一個辦公室、一個車間之內，我們都不能互相理解，我們怎麼可以期望一個和平的、互相理解的世界呢？如果人的心靈和社會現實不同時發生變化，我們是不可能達到目標的。沒有人的思想的轉變，僅僅是社會結構的變化是不會有什麼作用的。所以，我認為，複雜思維的概念可以促進人的思想的轉變。
陳：謝謝您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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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於《文景》2002年第1輯。
從中西文化對話到探索生命奧妙
——程抱一訪談(1)
2003年6月13日，法國著名學者、文藝理論家、詩人、小說家程抱一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aise）創建於1635年，是法國最古老的學術殿堂，是法蘭西文化的象徵。以維護法語的純正、完美為使命的法蘭西學院接納一位華裔學者，此是破天荒第一回。程抱一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一方面毫無疑問表現了法國文化的開放與包容精神，另一方面也顯示了程抱一本人以深邃的中國文化背景，熔鑄於博大法蘭西文化所達到的前所未有之文化高峰。
程抱一原名程紀賢，祖籍南昌，1929年12月生於山東濟南。1949年赴法學美術史。程抱一著作等身，70年代末80年代初發表的《中國詩語言研究》與《虛與實：論中國畫語言》，分別成為研究中國古典詩歌和中國繪畫的經典，奠定了其學術地位。1998年9月發表的長篇小說《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引起強烈反響，獲“費米娜文學獎”。2001年底，《天一言》再獲法蘭西學院法語文學大獎。
筆者最近先後兩次同抱一先生長談，以下是經過整理的部分訪談內容。
問：抱一先生，您已經進入了法蘭西文化的最高殿堂，這是法蘭西學院第一次將其大門向一個來自亞洲文化系統的學者開放。現在回過頭想，您有什麼樣的感覺，是如杜甫所說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還是如蘇東坡所嘆的“高處不勝寒”？
程抱一：由於我在這邊待的時間比較長，搞了半個多世紀，這是我自己都不能想像的。我這個人身體不是太好，年輕的時候以為會早逝，但都過來了。我是一個非常晚成的人，比如說我的《天一言》，是在五年前——我已經將近七十歲了——六十八歲時完成的。我是一個非常緩慢的人，也許唯一支撐我的是一種追求性、探求性。
我不是正統的學者，我基本上是一個探求者和創造者。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aise），不是Collège de France（中譯也作法蘭西學院，但其院士多是思想家及人文科學研究大家——筆者注），也不是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這兩個機構是專門提拔這種有創造性和思考性的人物的。法蘭西學院專門提拔有創造性的人物，所以我才被選進。假如我是一個學者，最多也只是去索邦大學（Sorbonne）或Collège de France。我現在回答你的問題，作為一個探求者和創造者，我絕沒有一種自滿的心情，好像現在到達高峰了，有一覽眾山小的感覺。儘管在中國文化和法國文化的交流上，我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不否認，可是境界是一種非常的謙遜（因為到了頂點的人好像是絕徑了）。在我面前，是一種“大開”，是無止境的、無盡的大開。
在面對這種大開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所要服務的不只是這些文學文化成就的問題，而是面對生命，要服務的是生命本身。當然生命是個大的形而上的質問，在它面前，唯一的態度，還是我剛才所說的，一種大的謙遜。我現在在法國，現在出去，無論是街角或地鐵，隨時都會有人來和我打招呼，用非常誠懇、關切的態度，像找明星簽名式地來和我打招呼，他們希望從我這兒找到一點對生命基本問題的解答。我不能立刻給他們解答，但是由於他們的這種態度，使我無法生活在自滿與自信的狀態，相反是一種大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