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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喜歡把城市描述為“小世界”，在那裡歷史的各種意義被微縮成一幅物體的拼貼畫。他描述了城市世俗生活的革命含義，把街談巷議轉變成激烈的格言，破解每一個拾來之物（Objet Trouve）中潛藏的真義。因此，在本雅明那裡，傳統的神聖啟迪的觀念讓位給更民主的世俗啟迪的觀念。更準確地說，後者具有神聖啟迪和世俗啟迪二重性質。本雅明呼喚一種關注方式和一種讀解方法。它們既應該像神聖事物所要求的那樣強烈和精細，同時也能適用於世俗的存在。通過這種方式，神聖性應能在世俗事物中得以揭示，世俗性也應能在神聖事物中得以揭示。這可能是本雅明的工作中最關鍵的思想。他認為這將導致一種有啟發性的努力，“甚至憑藉歷史存在的最不顯眼的附屬物和被遺棄物來建立歷史的意象”。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本雅明的許多作品都是關於童年的零散回憶或在馬賽、那不勒斯、莫斯科、柏林、巴黎以及他躲避時間的巨大壓力而暫時尋找的其他避難之處的偶然經歷。這也解釋了他為什麼迷戀“細小事物”的原因。例如，他的朋友朔勒姆曾談到本雅明是如何被巴黎克呂尼博物館猶太人展室中兩顆麥粒所吸引，“一個猶太同胞在那上面鐫刻了完整的猶太教舍瑪”。另外，正如阿多諾所說的，本雅明懷有一個雄心：寫一部完全由引文構成的書。再有，他的全部著作都顯示了一種對他自己所說的“思想片斷”的獨特迷戀。這些思想片斷往往是用格言、箴言和精練的短語的形式來表達的。
本雅明認為這種“片斷”方式能夠實現他追求“無意圖言語”的願望。所謂“無意圖言語”是指那種擺脫了正規話語的手段—目的的實用主義的言語。他把自己當做一個詞與物的收藏者。而且他還把收藏者的使命與革命者的使命相提並論。他認為，這二者都夢想著以自己的方式“不僅進入一個遙遠的或逝去的世界，而且同時也進入一個更好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人們所獲得的並不僅僅是他們在日常世界裡所需求的東西，而且物體擺脫了被斥為無用的責難”（《文集》第1卷，1955）。從傳統上看，這種無利害關係的沉思角色是由對神聖對象或藝術品的宗教“崇拜”來承擔的，這種宗教崇拜使物品罩上了屬於彼岸世界的差異的“靈韻”（aura）。而資本主義則正如馬克思敏銳地指出的是用市場商品“拜物教”來壓榨這種角色。本雅明認為，收藏者與這兩種態度相反，是在把物品從功利主義習俗中拯救出來，使之成為自主的存在。漢娜·阿倫特在英譯文選《啟迪》的著名導言中強調了本雅明思想中的這一明顯特徵：
一個收藏物只有一種非專業的價值，沒有任何使用價值。……而且由於收藏活動能夠集中於任何類型的物品（不僅僅是藝術品。藝術品總是能夠脫離日常的有用物品的世界，因為它們沒有任何用途），因而也就拯救了物品，因為它不再是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而是具有內在的價值。本雅明因而能夠把收藏熱情理解為一種近似於革命熱情的態度。……收藏是物品的拯救，也是對人的拯救的補充。
但是本雅明承認，與這種收藏者隱喻一樣，閱讀活動的解釋實踐也冒著陷入神秘主義的危險。他警告說，“文人生活”有可能變成“純粹在精神的標誌下生活，正如妓女純粹在性的標誌下生活”。另外，本雅明認為，這種陷入超現實的想像世界從而拋棄歷史性世界的自我禁閉，乃是現代性的最大誘惑之一。極而言之，這是一種自殺傾向。本雅明指出：“現代性向天然具有生產衝動的人所提供的這種抗拒方式超出了人的能力。”“如果一個人日益感到厭倦，在死亡中尋找避難所，這是人們不可理喻的。”在現代性的支配下，自殺往往是“一種標誌著英雄意志的行為”。1940年，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本雅明試圖從法國逃到西班牙。當他發現邊境關閉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邊境警察對本雅明的自殺感到震驚，因此讓與本雅明同行的流亡者安全通過。
如果自殺是異化的個人的一種極端選擇，那麼在本雅明看來，恐怖主義則是異化的群體的一種現代的絕望選擇。本雅明認為，這兩種反應表達了某種末日悲觀主義。他在1931年寫的《破壞型性格》一文中有這樣一段醒目的文字，預言了現在興起的“恐怖主義”運動：
任何想像都不能激勵破壞型性格。他幾乎沒有什麼需求，幾乎也不知道有什麼將會取代已經被破壞的東西，首先至少暫時是物曾占據過的或受害者曾生活過的空虛空間。……破壞型性格從事著自己的工作。他所避免的唯一工作是創造。創造者尋求孤獨，而破壞者則必須總是被人們包圍著，以見證他的效率。破壞型性格是一個信號器。三角測量標要面對八面來風，他則要面對各方的謠言。（他）不在乎人們是否理解他。他對這方面的努力不以為然。被人誤解並不能損傷什麼。相反，他還挑起這種誤解。……破壞型性格是憑著情感生活，與其說生活值得生活，不如說自殺不值得煩惱。
或許是由於感到煩惱，在最終面對當代絕望之牆時，本雅明選擇了他認為是更高貴的反應。
本雅明認為這種“片斷”方式能夠實現他追求“無意圖言語”的願望。所謂“無意圖言語”是指那種擺脫了正規話語的手段—目的的實用主義的言語。他把自己當做一個詞與物的收藏者。而且他還把收藏者的使命與革命者的使命相提並論。他認為，這二者都夢想著以自己的方式“不僅進入一個遙遠的或逝去的世界，而且同時也進入一個更好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人們所獲得的並不僅僅是他們在日常世界裡所需求的東西，而且物體擺脫了被斥為無用的責難”（《文集》第1卷，1955）。從傳統上看，這種無利害關係的沉思角色是由對神聖對象或藝術品的宗教“崇拜”來承擔的，這種宗教崇拜使物品罩上了屬於彼岸世界的差異的“靈韻”（aura）。而資本主義則正如馬克思敏銳地指出的是用市場商品“拜物教”來壓榨這種角色。本雅明認為，收藏者與這兩種態度相反，是在把物品從功利主義習俗中拯救出來，使之成為自主的存在。漢娜·阿倫特在英譯文選《啟迪》的著名導言中強調了本雅明思想中的這一明顯特徵：
一個收藏物只有一種非專業的價值，沒有任何使用價值。……而且由於收藏活動能夠集中於任何類型的物品（不僅僅是藝術品。藝術品總是能夠脫離日常的有用物品的世界，因為它們沒有任何用途），因而也就拯救了物品，因為它不再是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而是具有內在的價值。本雅明因而能夠把收藏熱情理解為一種近似於革命熱情的態度。……收藏是物品的拯救，也是對人的拯救的補充。
但是本雅明承認，與這種收藏者隱喻一樣，閱讀活動的解釋實踐也冒著陷入神秘主義的危險。他警告說，“文人生活”有可能變成“純粹在精神的標誌下生活，正如妓女純粹在性的標誌下生活”。另外，本雅明認為，這種陷入超現實的想像世界從而拋棄歷史性世界的自我禁閉，乃是現代性的最大誘惑之一。極而言之，這是一種自殺傾向。本雅明指出：“現代性向天然具有生產衝動的人所提供的這種抗拒方式超出了人的能力。”“如果一個人日益感到厭倦，在死亡中尋找避難所，這是人們不可理喻的。”在現代性的支配下，自殺往往是“一種標誌著英雄意志的行為”。1940年，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本雅明試圖從法國逃到西班牙。當他發現邊境關閉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邊境警察對本雅明的自殺感到震驚，因此讓與本雅明同行的流亡者安全通過。
如果自殺是異化的個人的一種極端選擇，那麼在本雅明看來，恐怖主義則是異化的群體的一種現代的絕望選擇。本雅明認為，這兩種反應表達了某種末日悲觀主義。他在1931年寫的《破壞型性格》一文中有這樣一段醒目的文字，預言了現在興起的“恐怖主義”運動：
任何想像都不能激勵破壞型性格。他幾乎沒有什麼需求，幾乎也不知道有什麼將會取代已經被破壞的東西，首先至少暫時是物曾占據過的或受害者曾生活過的空虛空間。……破壞型性格從事著自己的工作。他所避免的唯一工作是創造。創造者尋求孤獨，而破壞者則必須總是被人們包圍著，以見證他的效率。破壞型性格是一個信號器。三角測量標要面對八面來風，他則要面對各方的謠言。（他）不在乎人們是否理解他。他對這方面的努力不以為然。被人誤解並不能損傷什麼。相反，他還挑起這種誤解。……破壞型性格是憑著情感生活，與其說生活值得生活，不如說自殺不值得煩惱。
或許是由於感到煩惱，在最終面對當代絕望之牆時，本雅明選擇了他認為是更高貴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