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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認為，自由知識分子是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他真切地感覺到，自己生活在一個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正在消失的時代。他認為，超現實主義是歐洲知識分子的最後一個文化運動，表現出一種恰如其分的破壞性和虛無主義的明智。在論克勞斯的文章里，本雅明追問道：克勞斯是站在“一個新時代的門檻上嗎？絕不是。他是站在最後審判面前”。本雅明實際上說的是自己。在最後審判面前，這個歐洲最後的知識分子，現代文化中的土星英雄，帶著他的所有殘篇斷簡、他的無畏態度、他的沉思和夢想、他的無法抑制的傷感、他的低垂的目光，將對他為什么正當地而又不合情理地占據許多位置並且至死捍衛精神生活，做出辯護。
附錄三：論瓦爾特·本雅明
［愛爾蘭］理察·卡尼（Ri插rd Kearney）
瓦爾特·本雅明能夠從任何分類網絡中溜掉。他給自己戴上了一個反常的光環。他既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又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既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鼓吹者，又是迷戀神學的唯美主義者，同時又推崇流行文化。對於本雅明來說，大麻同猶太經典與罷工手冊一樣都是革命行李中的一部分。忠實於大地的果實不再與追求彌賽亞的永恆互不相容；他把這視為其辯證的前提而加以提倡。
本雅明於1892年生於柏林一個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家庭。21歲時，他成為左翼的自由學生會的領袖，柏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同情者，而且已經與猶太聖經學者格雄·朔勒姆開始了終生友誼和學術通訊。本雅明後來加入法蘭克福學派，並與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如布萊希特和盧卡奇等建立了工作關係，以極大的熱情引證馬克思和列寧，但這並沒有妨礙他繼續以同樣的熱情引證以色列的先知。實際上，在《暴力批判》（1921）一文中，本雅明認為，即便是最有效的合法暴力方式——工人總罷工——也最終是對第五戒的呼應。再有，本雅明的創新之作《論一般語言和人的語言》（1916）先於喬姆斯基或結構主義者的某些根本性發現，提出《創世記》中亞當給事物“命名”的情節具有唯一的權威性。因此，毫不奇怪，當1938年本雅明告訴布萊希特，他論述和思考馬克思主義革命已長達20年，但還沒有讀過《資本論》時，布萊希特驚愕地舉起雙手。
一
本雅明之所以迷戀波德萊爾和超現實主義，也正是那種物質風格和精神風格的結合。他尊崇巴黎——超現實主義的大本營，因為巴黎激發他探索“遊蕩藝術”的秘密，那裡還成為他逃避魏瑪政權和希特勒政權的避風港。對於本雅明來說，超現實主義的先驅之一波德萊爾是最典型的遊蕩者或閒逛者（Flaneur）。閒逛者是指那種懶惰而有創造性的、沒有任何目標或計劃而富於想像的人。波德萊爾筆下的閒逛者表面上漫無目標，這反而使他關注表面上偶然事情和毫無聯繫的物體之間的“交流”，把精神和物質共鳴聯繫起來，把平凡之事變成不平凡之事。另外，閒逛者是在某些歷史環境中，即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的過渡時期，滋生出來。當時，城市中交錯的拱廊系統正被寬敞的大街所取代（例如巴黎）。波德萊爾使本雅明懂得，在一個城市裡溜達就是在發現空間位置（Topos）的意義而不是時間進程的意義。因此，對革命歷史的關注就需要相應地關注革命地形——例如在本雅明對攝影的迷戀中就表達出這種有趣的信念。他把攝影看做用空間影像或肖像來捕捉瞬間的手段。
本雅明讚揚超現實主義，認為這是一種把時間轉變為空間，把不可避免的歷史變遷轉變為一種由神秘的當下所組成的世界。他認為，在時間中，人被決定成為他實際上或他已經成為的存在，但是在空間中，想像力能夠移動它的肘部，向各個方向伸展，把單個自我在空間中化成許多自我——每一個都是超現實的，但同樣具有存在的意義。然而，由於這種超現實不斷地超出現實，它就會變成某種實際的失敗。但是，在論超現實主義、波德萊爾、卡夫卡、普魯斯特和克勞斯的一系列論文中，本雅明讚頌這種“失敗的純潔和美感”。他把現實世界與廢墟城市加以比較，認為後者顯示了一種飛逝的、永不返回的意義。這個城市裡破碎拱門或鐵柵的每一殘片都是失去的、尚未被重新發現的樂園的遺留物。現存的一切都印證著一個缺席的真理（真實），並且把自身作為一個有待解釋的符號呈現給批判眼光。換言之，一切現實都表示著一種超越自身的超現實層面的意義。本雅明以其特有的隱晦方式寫道：“在一切事物中，曖昧性取代了本真性。”這個世界不再被理所當然地視為既定的宇宙；它現在被展示，猶如一個具有複雜意義的諷喻（allegory），可以做出各種各樣但卻有著內在關聯的讀解。本雅明從未忘記希伯來神秘哲學的教義：一切事物至少有49層意義！根本沒有什麼絕對的教條。我們都是流亡者。我們像本雅明本人那樣，在這個臨時棲身之處選擇我們的位置，同時選擇我們的意義。這或許就是為什麼認為反諷（irony）是“人類一切成就中最具歐洲特色的”。因為反諷是一種能力。人們憑藉這種能力站在一種日益瓦解的文化的十字路口，同時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觀察現實，並且保留著各種相互衝突的選擇。
附錄三：論瓦爾特·本雅明
［愛爾蘭］理察·卡尼（Ri插rd Kearney）
瓦爾特·本雅明能夠從任何分類網絡中溜掉。他給自己戴上了一個反常的光環。他既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又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既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鼓吹者，又是迷戀神學的唯美主義者，同時又推崇流行文化。對於本雅明來說，大麻同猶太經典與罷工手冊一樣都是革命行李中的一部分。忠實於大地的果實不再與追求彌賽亞的永恆互不相容；他把這視為其辯證的前提而加以提倡。
本雅明於1892年生於柏林一個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家庭。21歲時，他成為左翼的自由學生會的領袖，柏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同情者，而且已經與猶太聖經學者格雄·朔勒姆開始了終生友誼和學術通訊。本雅明後來加入法蘭克福學派，並與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如布萊希特和盧卡奇等建立了工作關係，以極大的熱情引證馬克思和列寧，但這並沒有妨礙他繼續以同樣的熱情引證以色列的先知。實際上，在《暴力批判》（1921）一文中，本雅明認為，即便是最有效的合法暴力方式——工人總罷工——也最終是對第五戒的呼應。再有，本雅明的創新之作《論一般語言和人的語言》（1916）先於喬姆斯基或結構主義者的某些根本性發現，提出《創世記》中亞當給事物“命名”的情節具有唯一的權威性。因此，毫不奇怪，當1938年本雅明告訴布萊希特，他論述和思考馬克思主義革命已長達20年，但還沒有讀過《資本論》時，布萊希特驚愕地舉起雙手。
一
本雅明之所以迷戀波德萊爾和超現實主義，也正是那種物質風格和精神風格的結合。他尊崇巴黎——超現實主義的大本營，因為巴黎激發他探索“遊蕩藝術”的秘密，那裡還成為他逃避魏瑪政權和希特勒政權的避風港。對於本雅明來說，超現實主義的先驅之一波德萊爾是最典型的遊蕩者或閒逛者（Flaneur）。閒逛者是指那種懶惰而有創造性的、沒有任何目標或計劃而富於想像的人。波德萊爾筆下的閒逛者表面上漫無目標，這反而使他關注表面上偶然事情和毫無聯繫的物體之間的“交流”，把精神和物質共鳴聯繫起來，把平凡之事變成不平凡之事。另外，閒逛者是在某些歷史環境中，即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的過渡時期，滋生出來。當時，城市中交錯的拱廊系統正被寬敞的大街所取代（例如巴黎）。波德萊爾使本雅明懂得，在一個城市裡溜達就是在發現空間位置（Topos）的意義而不是時間進程的意義。因此，對革命歷史的關注就需要相應地關注革命地形——例如在本雅明對攝影的迷戀中就表達出這種有趣的信念。他把攝影看做用空間影像或肖像來捕捉瞬間的手段。
本雅明讚揚超現實主義，認為這是一種把時間轉變為空間，把不可避免的歷史變遷轉變為一種由神秘的當下所組成的世界。他認為，在時間中，人被決定成為他實際上或他已經成為的存在，但是在空間中，想像力能夠移動它的肘部，向各個方向伸展，把單個自我在空間中化成許多自我——每一個都是超現實的，但同樣具有存在的意義。然而，由於這種超現實不斷地超出現實，它就會變成某種實際的失敗。但是，在論超現實主義、波德萊爾、卡夫卡、普魯斯特和克勞斯的一系列論文中，本雅明讚頌這種“失敗的純潔和美感”。他把現實世界與廢墟城市加以比較，認為後者顯示了一種飛逝的、永不返回的意義。這個城市裡破碎拱門或鐵柵的每一殘片都是失去的、尚未被重新發現的樂園的遺留物。現存的一切都印證著一個缺席的真理（真實），並且把自身作為一個有待解釋的符號呈現給批判眼光。換言之，一切現實都表示著一種超越自身的超現實層面的意義。本雅明以其特有的隱晦方式寫道：“在一切事物中，曖昧性取代了本真性。”這個世界不再被理所當然地視為既定的宇宙；它現在被展示，猶如一個具有複雜意義的諷喻（allegory），可以做出各種各樣但卻有著內在關聯的讀解。本雅明從未忘記希伯來神秘哲學的教義：一切事物至少有49層意義！根本沒有什麼絕對的教條。我們都是流亡者。我們像本雅明本人那樣，在這個臨時棲身之處選擇我們的位置，同時選擇我們的意義。這或許就是為什麼認為反諷（irony）是“人類一切成就中最具歐洲特色的”。因為反諷是一種能力。人們憑藉這種能力站在一種日益瓦解的文化的十字路口，同時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觀察現實，並且保留著各種相互衝突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