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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充溢思想的句子背後似乎有一種生怕永遠被迫停頓下來的恐懼，正如一幅巴羅克繪畫的表面擠滿了運動的線條。在給阿多諾的一封信中，本雅明描述了第一次讀阿拉貢的《巴黎的鄉下人》時的狂喜心情——正是這本書激發了寫《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的靈感。他說：“晚上，我躺在床上讀這部小說，每一次讀不了兩三頁，因為我的心跳極其劇烈，只得把書放下。這是一個警告！”心力衰竭是本雅明的激情與精力的一個隱喻式極限。（他確實患有心臟病。）他把心臟的強健看做作家取得成就的保障隱喻。在讚頌克勞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寫道：“如果風格是指使作家在語言思維的長度和廣度里自由馳騁而不流於平淡無奇的能力，那麼它主要得之於偉大思想的心臟力量，是它通過句子的毛細管把語言的血液輸送到最遙遠的肢體。”思考和寫作最終是一個精力問題。性格憂鬱者由於感到缺乏意志力，常常覺得必須集聚起全部毀滅性能量。
“真理拒絕把自己納入知識的領域”，本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寫道。他的緊湊文風顯示了這種抗拒，沒有留下抨擊謊言散布者的餘地。本雅明認為，爭論會失去真正哲理風格的尊嚴，因此他追求一種他所說的“集中而充分的正面論述”。他曾在論歌德的《親和力》的文章中對評論家和歌德傳記作者弗里德里希·貢多爾夫進行了激烈的辯駁。這在他的主要作品中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例外。但是，他仍然意識到爭辯的道德力量，因而很欣賞在維也納孤軍奮戰的卡爾·克勞斯。有意思的是，克勞斯行動敏捷，昂首闊步，喜愛格言，善於雄辯，與本雅明大相逕庭。
本雅明的那篇論克勞斯的文章是對這位思想精英的生涯最富於激情的，也是最偏執的辯護。阿多諾曾經指出：“他（本雅明）一生總是被不公正地指責為‘過於聰明’。”針對這種庸俗的誹謗，本雅明頗具勇氣地將文人的“不近人情”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確立新的標準，主張文人的“不近人情”可以被正當地或合乎道德地使用。他說：“文人的生活是一種純粹由精神庇護的存在，正如妓女的生活純粹是由性庇護的存在。”這不僅是對妓女的一種讚許（克勞斯也認為，單純的性慾是最純粹的性狀態），而且也是對文人生活的頌揚。為此，本雅明舉出了一個虛擬的克勞斯形象的例子：由於“純粹精神的坦率而瘋狂的作用，（他）成為一個和平的擾亂者”。現代作家的道德責任不是使自己成為一個創造者，而是成為一個破壞者，去破壞淺薄的內省，破壞普遍人性、淺薄的創造和空洞詞句。
本雅明在諷喻式的短文《破壞型性格》中，以克勞斯的形象為模特兒，更精細而大膽地把作家描繪成鞭笞者和破壞者。這篇文章寫於1931年。這個寫作日期頗有提示意味。據朔勒姆說，本雅明多次思考自殺的最早一次就是在1931年夏天。（第二次是在第二年，當時他寫了《阿格西勞斯·桑坦德》。）本雅明把“破壞型性格”稱作阿波羅式的鞭笞者，他“總是愉快地工作……所需甚少……不在乎是否被人理解……年輕而快樂……不是感到生命值得留戀，而是覺得自殺不值得引起麻煩”。就像念一種符咒，本雅明在試圖把自己土星性格中的毀滅性因素排除出去，從而不至於自我毀滅。
本雅明不僅關注他本人的破壞性。他認為，現代有一種獨特的自殺誘惑。在《波德萊爾筆下的第二帝國的巴黎》中，他寫道：“現代性對個人的自然創作衝動的壓抑遠比個人的力量強大。如果一個人越來越感到疲憊而以死亡作為逃避，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自殺應該成為現代性的符號，這種行動帶有英雄意志的印記。……這就是現代性在激情領域裡所取得的成就。”這樣，自殺就被理解為英雄意志對意志失敗的回答。本雅明暗示，避免自殺的唯一途徑，就是超越英雄主義，超越意志的努力。破壞型性格不會覺得走投無路，因為“他到處看見有路可走”。他“把自己置於交叉路口”，歡快地打碎種種障礙，把它們變成鋪路石。
本雅明描繪的破壞型性格仿佛是一個思想界的奇格弗里德（譯註：日耳曼人古代傳說中的大力英雄），一個受到眾神保護的鬥志高昂、孩童般性格的野人。但是在土星氣質里，這種末日啟示的悲觀主義總是被調侃（反諷）所減弱。調侃使憂鬱者賦予他的孤獨和非社會性態度以一種積極意義。在《單向街》中，本雅明稱讚了調侃，因為他使個人取得一種獨立於社會的存在權利，並認為調侃是“全部歐洲文化成就中最歐洲式的”，而這恰恰是德國文化中缺少的東西。本雅明對調侃和自我意識的興趣，使他疏遠了大部分現代德國文化。他不喜歡華格納，厭惡海德格爾，蔑視魏瑪共和國時期的一些瘋狂的前衛運動，如表現主義。
本雅明就是以這樣一種既充滿激情又帶有調侃的方式把自己放置在交叉路口。對於他來說，使自己總是有許多可能的“位置”（position，立場，陣地）是很重要的：神學的，超現實主義美學的，共產主義的，等等。這些位置可以相互矯正，因此他需要所有的位置。當然，做決定時會打破這些位置之間的平衡，而猶豫不決則可以繼續保持它們。1938年本雅明最後一次見到阿多諾時告訴後者，他延遲離開法國的原因是“這裡仍然有一些位置需要保衛”。
“真理拒絕把自己納入知識的領域”，本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寫道。他的緊湊文風顯示了這種抗拒，沒有留下抨擊謊言散布者的餘地。本雅明認為，爭論會失去真正哲理風格的尊嚴，因此他追求一種他所說的“集中而充分的正面論述”。他曾在論歌德的《親和力》的文章中對評論家和歌德傳記作者弗里德里希·貢多爾夫進行了激烈的辯駁。這在他的主要作品中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例外。但是，他仍然意識到爭辯的道德力量，因而很欣賞在維也納孤軍奮戰的卡爾·克勞斯。有意思的是，克勞斯行動敏捷，昂首闊步，喜愛格言，善於雄辯，與本雅明大相逕庭。
本雅明的那篇論克勞斯的文章是對這位思想精英的生涯最富於激情的，也是最偏執的辯護。阿多諾曾經指出：“他（本雅明）一生總是被不公正地指責為‘過於聰明’。”針對這種庸俗的誹謗，本雅明頗具勇氣地將文人的“不近人情”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確立新的標準，主張文人的“不近人情”可以被正當地或合乎道德地使用。他說：“文人的生活是一種純粹由精神庇護的存在，正如妓女的生活純粹是由性庇護的存在。”這不僅是對妓女的一種讚許（克勞斯也認為，單純的性慾是最純粹的性狀態），而且也是對文人生活的頌揚。為此，本雅明舉出了一個虛擬的克勞斯形象的例子：由於“純粹精神的坦率而瘋狂的作用，（他）成為一個和平的擾亂者”。現代作家的道德責任不是使自己成為一個創造者，而是成為一個破壞者，去破壞淺薄的內省，破壞普遍人性、淺薄的創造和空洞詞句。
本雅明在諷喻式的短文《破壞型性格》中，以克勞斯的形象為模特兒，更精細而大膽地把作家描繪成鞭笞者和破壞者。這篇文章寫於1931年。這個寫作日期頗有提示意味。據朔勒姆說，本雅明多次思考自殺的最早一次就是在1931年夏天。（第二次是在第二年，當時他寫了《阿格西勞斯·桑坦德》。）本雅明把“破壞型性格”稱作阿波羅式的鞭笞者，他“總是愉快地工作……所需甚少……不在乎是否被人理解……年輕而快樂……不是感到生命值得留戀，而是覺得自殺不值得引起麻煩”。就像念一種符咒，本雅明在試圖把自己土星性格中的毀滅性因素排除出去，從而不至於自我毀滅。
本雅明不僅關注他本人的破壞性。他認為，現代有一種獨特的自殺誘惑。在《波德萊爾筆下的第二帝國的巴黎》中，他寫道：“現代性對個人的自然創作衝動的壓抑遠比個人的力量強大。如果一個人越來越感到疲憊而以死亡作為逃避，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自殺應該成為現代性的符號，這種行動帶有英雄意志的印記。……這就是現代性在激情領域裡所取得的成就。”這樣，自殺就被理解為英雄意志對意志失敗的回答。本雅明暗示，避免自殺的唯一途徑，就是超越英雄主義，超越意志的努力。破壞型性格不會覺得走投無路，因為“他到處看見有路可走”。他“把自己置於交叉路口”，歡快地打碎種種障礙，把它們變成鋪路石。
本雅明描繪的破壞型性格仿佛是一個思想界的奇格弗里德（譯註：日耳曼人古代傳說中的大力英雄），一個受到眾神保護的鬥志高昂、孩童般性格的野人。但是在土星氣質里，這種末日啟示的悲觀主義總是被調侃（反諷）所減弱。調侃使憂鬱者賦予他的孤獨和非社會性態度以一種積極意義。在《單向街》中，本雅明稱讚了調侃，因為他使個人取得一種獨立於社會的存在權利，並認為調侃是“全部歐洲文化成就中最歐洲式的”，而這恰恰是德國文化中缺少的東西。本雅明對調侃和自我意識的興趣，使他疏遠了大部分現代德國文化。他不喜歡華格納，厭惡海德格爾，蔑視魏瑪共和國時期的一些瘋狂的前衛運動，如表現主義。
本雅明就是以這樣一種既充滿激情又帶有調侃的方式把自己放置在交叉路口。對於他來說，使自己總是有許多可能的“位置”（position，立場，陣地）是很重要的：神學的，超現實主義美學的，共產主義的，等等。這些位置可以相互矯正，因此他需要所有的位置。當然，做決定時會打破這些位置之間的平衡，而猶豫不決則可以繼續保持它們。1938年本雅明最後一次見到阿多諾時告訴後者，他延遲離開法國的原因是“這裡仍然有一些位置需要保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