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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寫道：“意義的分量完全是與死亡的顯現和衰朽的效力成正比的。”正是“在已經死掉的過去中（我們委婉地稱之為經歷）”，一個人才能發現自己生命的意義。人能夠閱讀自己的過去，正是因為這過去已經死了；人能夠理解歷史，正是因為歷史已經被當做物質化的祭祀對象；人能夠進入書籍，正是因為它是一個世界。對於本雅明，書籍是現實世界之外另一個可以遊蕩的世界。作為土星性格的人，當他被別人注視時，第一反應就是垂下眼睛，望著牆角，再不就低下頭看自己的筆記本，或者乾脆把頭埋在書籍的屏障後。
土星氣質的一個典型特徵表現為對自己的意志薄弱的自責。由于堅信自己的意志薄弱，憂鬱者常付出巨大努力去培養它。而膨脹起來的意志通常表現為強迫自己埋頭於工作。例如，波德萊爾經常為自己的“怠惰——修道士的通病”而感到痛苦，在寫給許多人的信和日記中，結尾時總是信誓旦旦地說，一定要更加勤奮地不間斷地工作，不再為其他事分心。（對“意志的每一次失敗”［波德萊爾的說法］的絕望，是現代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尤其身兼這二任者的典型感嘆。）人必須工作，否則將一事無成。甚至夢境也被憂鬱者用於工作。他們會試圖獲得一種迷幻狀態，就像做夢，或者試圖通過藥物尋找到一種集中精力的狀態。超現實主義對被波德萊爾否定的經驗給予了積極的肯定：非但不對意志的削弱感到惋惜，反而將其理想化，主張夢幻狀態可以用來作為創作所需的全部材料。
本雅明總是在工作，並總是努力做得更多。他常常思索一個作家的日常狀態。《單向街》中有幾節是關於作家的工作的：最佳條件和狀態，時間安排，寫作工具等等。他給友人寫大量書信的部分原因，就是要報告他的寫作情況和計劃的進展，這樣做可以使他確信自己的工作成果。他作為收藏家的直覺對他頗多助益，因為學習是一種積累。他的筆記本里收集了許多日常閱讀時抄寫下的摘錄。他隨身帶著這些筆記本，有時念給朋友聽。思索也是一種積累，至少在初期階段。他認真地採集那些偶然湧現的游離想法，把給友人的信寫成小型論文，不斷地修改寫作計劃，記錄自己的夢境（《單向街》中就複述了幾個夢），保存自己讀過的全部書目。（朔勒姆回憶說，1938年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到巴黎看望本雅明，看到一個記錄最近所讀書目的筆記本，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編號是1649號。）
憂鬱者如何能變成掌握自己意志的英雄呢？答案是，把工作當做一種藥物，一種強制義務。（他在論超現實主義的文章中寫道：“思考是一種高級麻醉品。”）事實上，憂鬱者能夠成為最好的吸毒者，因為真正的吸毒體驗總是一種孤獨的體驗。20世紀20年代末期，本雅明在一個醫生朋友的監督下吸食了幾個階段的大麻。這是極其謹慎的冒險，而不是意志薄弱的結果。這些體驗成為他寫作的材料。（本雅明曾經想把寫一本關於吸毒的書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寫作計劃之一。）
希望獨處，同時又怨恨孤獨，是憂鬱者的另一特徵。為了成就一項事業，必須獨處，至少不能受某種長期關係的束縛。本雅明對婚姻的否定態度明顯地體現在他的論歌德《親和力》的文章中。他心目中的英雄——克爾凱郭爾、波德萊爾、普魯斯特、卡夫卡和克勞斯——都沒有結過婚。據朔勒姆說，本雅明逐漸把自己的婚姻（他於1917年結婚，1921年與妻子分居，1930年離婚）視為“毀滅他的因素”。天然的血緣關係對於憂鬱氣質者來說沒有太大吸引力。《1900年前後柏林的童年》和《柏林記事》是一個完全與家庭疏離的孩子的自畫像。作為一個丈夫和父親（本雅明有一個兒子，生於1918年，30年代中期隨母親移居英國），他似乎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關係。對於憂鬱者，家庭紐帶方式的天然關係產生出一種虛假的主觀意識或情感。它是個人意志和獨立性的負擔，是對集中精力工作的干擾。它同時也是對憂鬱者人性的挑戰，因為憂鬱者預先就知道自己在人性上是有缺欠的。
憂鬱者的工作風格是完全的投入，絕對的專一。如果不完全投入，就會心不在焉，想入非非。作為作家，本雅明具有非凡的專心致志的能力。他能夠用兩年時間寫作《德國悲劇的起源》一書。他在《柏林記事》中聲稱，《悲劇》的某些部分是在咖啡館裡寫的，他坐在貼近爵士樂隊的地方，度過了許多漫長的夜晚。然而，儘管本雅明是一個多產的作家，有一個時期每周都給德國的文學報刊寫一篇稿子，但後來事實證明，他再也不能寫出具有一部書的規模的作品。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本雅明談到自己是以“土星節奏”寫作《巴黎，十九世紀首都》。此書是於1927年動手的，原以為能在兩年內完成。本雅明的性格特徵似乎主要適合於寫論文和隨筆。憂鬱者既容易全神貫注，又容易筋疲力盡。這就給本雅明闡述自己思想的時間長度設定了一個天然的界限。他的主要論文似乎都結束得恰到好處，剛好不至於半途而廢。
他的行文似乎生來就不是循規蹈矩的。每句話沒有與上下文的緊湊聯繫。每句話讀起來都像是第一句，又像是最後一句。（他在《德國悲劇的起源》的前言中說：“作家應該在寫完每一句子後停下來，然後重新開始。”）他把精神發展和歷史過程展現為概念的戲劇場面，將觀點推向極端，不斷變換論述角度，令人眼花繚亂。他的思考和寫作風格常被錯誤地稱為格言式的。其實把它稱作“定格的巴羅克風格”也許更合適。這種風格仿佛是處決前的酷刑拷問。在全神貫注的內向目光把主題肢解毀滅前，似乎要讓每個句子都說盡所有的意思。本雅明告訴阿多諾，在寫關于波德萊爾和19世紀的巴黎的著作時，其中的每個想法都“不得不從使人發瘋的領域裡硬拖出來”。本雅明這樣說也許並未誇張。
土星氣質的一個典型特徵表現為對自己的意志薄弱的自責。由于堅信自己的意志薄弱，憂鬱者常付出巨大努力去培養它。而膨脹起來的意志通常表現為強迫自己埋頭於工作。例如，波德萊爾經常為自己的“怠惰——修道士的通病”而感到痛苦，在寫給許多人的信和日記中，結尾時總是信誓旦旦地說，一定要更加勤奮地不間斷地工作，不再為其他事分心。（對“意志的每一次失敗”［波德萊爾的說法］的絕望，是現代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尤其身兼這二任者的典型感嘆。）人必須工作，否則將一事無成。甚至夢境也被憂鬱者用於工作。他們會試圖獲得一種迷幻狀態，就像做夢，或者試圖通過藥物尋找到一種集中精力的狀態。超現實主義對被波德萊爾否定的經驗給予了積極的肯定：非但不對意志的削弱感到惋惜，反而將其理想化，主張夢幻狀態可以用來作為創作所需的全部材料。
本雅明總是在工作，並總是努力做得更多。他常常思索一個作家的日常狀態。《單向街》中有幾節是關於作家的工作的：最佳條件和狀態，時間安排，寫作工具等等。他給友人寫大量書信的部分原因，就是要報告他的寫作情況和計劃的進展，這樣做可以使他確信自己的工作成果。他作為收藏家的直覺對他頗多助益，因為學習是一種積累。他的筆記本里收集了許多日常閱讀時抄寫下的摘錄。他隨身帶著這些筆記本，有時念給朋友聽。思索也是一種積累，至少在初期階段。他認真地採集那些偶然湧現的游離想法，把給友人的信寫成小型論文，不斷地修改寫作計劃，記錄自己的夢境（《單向街》中就複述了幾個夢），保存自己讀過的全部書目。（朔勒姆回憶說，1938年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到巴黎看望本雅明，看到一個記錄最近所讀書目的筆記本，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編號是1649號。）
憂鬱者如何能變成掌握自己意志的英雄呢？答案是，把工作當做一種藥物，一種強制義務。（他在論超現實主義的文章中寫道：“思考是一種高級麻醉品。”）事實上，憂鬱者能夠成為最好的吸毒者，因為真正的吸毒體驗總是一種孤獨的體驗。20世紀20年代末期，本雅明在一個醫生朋友的監督下吸食了幾個階段的大麻。這是極其謹慎的冒險，而不是意志薄弱的結果。這些體驗成為他寫作的材料。（本雅明曾經想把寫一本關於吸毒的書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寫作計劃之一。）
希望獨處，同時又怨恨孤獨，是憂鬱者的另一特徵。為了成就一項事業，必須獨處，至少不能受某種長期關係的束縛。本雅明對婚姻的否定態度明顯地體現在他的論歌德《親和力》的文章中。他心目中的英雄——克爾凱郭爾、波德萊爾、普魯斯特、卡夫卡和克勞斯——都沒有結過婚。據朔勒姆說，本雅明逐漸把自己的婚姻（他於1917年結婚，1921年與妻子分居，1930年離婚）視為“毀滅他的因素”。天然的血緣關係對於憂鬱氣質者來說沒有太大吸引力。《1900年前後柏林的童年》和《柏林記事》是一個完全與家庭疏離的孩子的自畫像。作為一個丈夫和父親（本雅明有一個兒子，生於1918年，30年代中期隨母親移居英國），他似乎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關係。對於憂鬱者，家庭紐帶方式的天然關係產生出一種虛假的主觀意識或情感。它是個人意志和獨立性的負擔，是對集中精力工作的干擾。它同時也是對憂鬱者人性的挑戰，因為憂鬱者預先就知道自己在人性上是有缺欠的。
憂鬱者的工作風格是完全的投入，絕對的專一。如果不完全投入，就會心不在焉，想入非非。作為作家，本雅明具有非凡的專心致志的能力。他能夠用兩年時間寫作《德國悲劇的起源》一書。他在《柏林記事》中聲稱，《悲劇》的某些部分是在咖啡館裡寫的，他坐在貼近爵士樂隊的地方，度過了許多漫長的夜晚。然而，儘管本雅明是一個多產的作家，有一個時期每周都給德國的文學報刊寫一篇稿子，但後來事實證明，他再也不能寫出具有一部書的規模的作品。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本雅明談到自己是以“土星節奏”寫作《巴黎，十九世紀首都》。此書是於1927年動手的，原以為能在兩年內完成。本雅明的性格特徵似乎主要適合於寫論文和隨筆。憂鬱者既容易全神貫注，又容易筋疲力盡。這就給本雅明闡述自己思想的時間長度設定了一個天然的界限。他的主要論文似乎都結束得恰到好處，剛好不至於半途而廢。
他的行文似乎生來就不是循規蹈矩的。每句話沒有與上下文的緊湊聯繫。每句話讀起來都像是第一句，又像是最後一句。（他在《德國悲劇的起源》的前言中說：“作家應該在寫完每一句子後停下來，然後重新開始。”）他把精神發展和歷史過程展現為概念的戲劇場面，將觀點推向極端，不斷變換論述角度，令人眼花繚亂。他的思考和寫作風格常被錯誤地稱為格言式的。其實把它稱作“定格的巴羅克風格”也許更合適。這種風格仿佛是處決前的酷刑拷問。在全神貫注的內向目光把主題肢解毀滅前，似乎要讓每個句子都說盡所有的意思。本雅明告訴阿多諾，在寫關于波德萊爾和19世紀的巴黎的著作時，其中的每個想法都“不得不從使人發瘋的領域裡硬拖出來”。本雅明這樣說也許並未誇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