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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裝無知和遮遮掩掩似乎也是這位性格憂鬱者的一個特徵。本雅明同他人的關係常常是複雜的和遮遮掩掩的。在必要的時候，他總是用友善和小心謹慎的態度，掩飾優越感，欠缺感，沮喪感，以及不能滿足需要、甚至說不清楚的無力感。朔勒姆在談到本雅明與他人的關係時，用了人們形容卡夫卡的同一個說法：“幾乎是中國式的謙恭有禮。”但是，像本雅明這樣欣賞普魯斯特對友誼痛加撻伐的人，我們當然不會奇怪他能夠無情地拋棄朋友。當他對“青年運動”的同道失去興趣後，便徹底隔斷了與他們的關係。同樣地，我們也不會奇怪這樣一個一絲不苟、極端固執和異常嚴肅的人有時也會奉承那些他並不認為與自己旗鼓相當的人，比如他去丹麥看望布萊希特時會讓自己上布萊希特的“當”，屈尊於布萊希特。這個傲視知識界的君王也能成為廷臣。
本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用憂鬱理論分析了這兩種角色。土星氣質的一個特徵是遲緩：“暴君總是由於情感的呆滯而垮台。”他又說：“土星氣質的另一個特徵是缺乏信任。”這一點在巴羅克戲劇中的廷臣身上表現得極為明顯。這些廷臣思想動搖不定。他們之所以被人擺布，一方面是由於“缺少性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對於難以理解的不祥局勢感到沮喪，採取無可奈何的投降態度，因為那種局勢具有一種龐大物體般的重壓性質”。只有那種具有這種歷史災難感、這種沮喪感的人，才能夠解釋為什麼不應鄙視廷臣。本雅明說，他們對同僚缺乏信任是與他們對物質符號的“更深沉、更多冥思色彩的信念”有關。
我們可以把本雅明所描述的情況簡單地看做是一種病態：憂鬱氣質有一種使其內心的麻木外化的傾向，使其成為一種永遠不變的厄運，使人覺得“龐大物體般的重壓”。但是本雅明的說法更大膽。他覺察到，性格憂鬱者與外部世界之間交流的媒介常常是物而不是人。這種交流是真正的、能夠揭示意義的交流。恰恰是因為性格憂鬱者多被死亡的陰影所纏繞，所以他們最知道如何閱讀這個世界。或者說，這個世界僅僅對細心的性格憂鬱者充分地呈現自己。越是無生命的東西，越是需要更強有力和敏銳的頭腦去思索它們。
性格憂鬱者之所以對人缺乏信任，是因為他們有更好的理由相信物。忠誠只奉獻給積累起來的物——以殘片或廢墟形式出現的物。（本雅明寫道：“巴羅克文學最常見的手法是不斷地堆積殘片。”）無論巴羅克藝術還是超現實主義都是把現實看做一堆物體。本雅明對這種感受力有著深刻的聯繫。他把巴羅克時代描述成物的世界（紋章徽記和廢墟），把理念空間化（“思想領域裡的諷喻一如物的領域裡的廢墟”）。超現實主義的天才們懷著激情和坦率把巴羅克對廢墟的崇拜普遍化，敏銳地感受到現代性的虛無主義能量正在把一切變成廢墟或殘片——從而也變得可以被收藏。這個世界的過去已經變得廢舊過時，它的現在不斷地製造出即時古董，引誘著更多的保管員、鑑定家和收藏家。
作為一個特殊的收藏者，本雅明始終保持對物的忠誠，而且完全把它們當做物來看待。據朔勒姆講，擴大他的藏書——包括許多初版書和珍本書——是本雅明“畢生的癖好”。儘管這個性格憂鬱者在重物般災難面前反應遲鈍，但是他卻能被鍾愛物電擊般地煥發起熱情。本雅明的書籍不僅是作為專業工具來使用。它們是他的冥思對象，是引起沉思的媒體。這些藏書喚起了“對許多城市的記憶：里加、那不勒斯、慕尼黑、但澤、莫斯科、佛羅倫斯、巴塞爾、巴黎，等等，我在那些城市發現那麼多新奇的東西；還有對許多房間的記憶，這些書籍曾經珍藏在裡面”。猶如獵艷，搜尋書籍也能增添地理上的快樂。這是他漫遊世界的另一個原因。在收藏過程中，本雅明感覺到自己天性中的聰慧、得心應手、狡猾、無所顧忌、激情，等等。“收藏家是具有機智直覺的人”，就像廷臣。
除了初版書和巴羅克紋章書以外，本雅明還專門收集兒童讀物和由瘋人寫的書籍。朔勒姆說：“對他最有意義的偉大著作，常被他以一種難以理喻的方式放在緊貼那些最脫離常規的作品和古怪作品的位置。”這種對藏書的奇怪安排就像本雅明作品所慣用的策略：一方面是對傳統學術趣味標準的忠誠，另一方面是以超現實主義的眼光，在短命的、被貶斥的、被忽略的東西中發現意義寶庫。二者雙管齊下。
他喜歡在無人問津處發掘東西。比如，他從晦澀而不受重視的德國巴羅克戲劇中找出現代（即他所處時代）的感覺因素：對諷喻的愛好，超現實主義的震撼效果，不連貫的表達，歷史災難意識，等等。“這些石塊是我的想像力的食糧”，他在描寫馬賽時這樣寫道——對於這種想像力來說，即便再藉助於一劑大麻，馬賽依然是最難把握的城市。許多理應使用的參考材料沒在他的作品中出現，因為他不喜歡讀人人都在讀的書。他喜歡心理學的4種氣質論，而不喜歡弗洛伊德。他願意或試圖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卻不讀馬克思的著作。他讀過各種各樣的書籍，在大約長達15年的時間裡對革命共產主義持同情態度，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以前卻幾乎不去研究馬克思。（他開始讀《資本論》是在1938年夏天到丹麥看望布萊希特時。）
本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用憂鬱理論分析了這兩種角色。土星氣質的一個特徵是遲緩：“暴君總是由於情感的呆滯而垮台。”他又說：“土星氣質的另一個特徵是缺乏信任。”這一點在巴羅克戲劇中的廷臣身上表現得極為明顯。這些廷臣思想動搖不定。他們之所以被人擺布，一方面是由於“缺少性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對於難以理解的不祥局勢感到沮喪，採取無可奈何的投降態度，因為那種局勢具有一種龐大物體般的重壓性質”。只有那種具有這種歷史災難感、這種沮喪感的人，才能夠解釋為什麼不應鄙視廷臣。本雅明說，他們對同僚缺乏信任是與他們對物質符號的“更深沉、更多冥思色彩的信念”有關。
我們可以把本雅明所描述的情況簡單地看做是一種病態：憂鬱氣質有一種使其內心的麻木外化的傾向，使其成為一種永遠不變的厄運，使人覺得“龐大物體般的重壓”。但是本雅明的說法更大膽。他覺察到，性格憂鬱者與外部世界之間交流的媒介常常是物而不是人。這種交流是真正的、能夠揭示意義的交流。恰恰是因為性格憂鬱者多被死亡的陰影所纏繞，所以他們最知道如何閱讀這個世界。或者說，這個世界僅僅對細心的性格憂鬱者充分地呈現自己。越是無生命的東西，越是需要更強有力和敏銳的頭腦去思索它們。
性格憂鬱者之所以對人缺乏信任，是因為他們有更好的理由相信物。忠誠只奉獻給積累起來的物——以殘片或廢墟形式出現的物。（本雅明寫道：“巴羅克文學最常見的手法是不斷地堆積殘片。”）無論巴羅克藝術還是超現實主義都是把現實看做一堆物體。本雅明對這種感受力有著深刻的聯繫。他把巴羅克時代描述成物的世界（紋章徽記和廢墟），把理念空間化（“思想領域裡的諷喻一如物的領域裡的廢墟”）。超現實主義的天才們懷著激情和坦率把巴羅克對廢墟的崇拜普遍化，敏銳地感受到現代性的虛無主義能量正在把一切變成廢墟或殘片——從而也變得可以被收藏。這個世界的過去已經變得廢舊過時，它的現在不斷地製造出即時古董，引誘著更多的保管員、鑑定家和收藏家。
作為一個特殊的收藏者，本雅明始終保持對物的忠誠，而且完全把它們當做物來看待。據朔勒姆講，擴大他的藏書——包括許多初版書和珍本書——是本雅明“畢生的癖好”。儘管這個性格憂鬱者在重物般災難面前反應遲鈍，但是他卻能被鍾愛物電擊般地煥發起熱情。本雅明的書籍不僅是作為專業工具來使用。它們是他的冥思對象，是引起沉思的媒體。這些藏書喚起了“對許多城市的記憶：里加、那不勒斯、慕尼黑、但澤、莫斯科、佛羅倫斯、巴塞爾、巴黎，等等，我在那些城市發現那麼多新奇的東西；還有對許多房間的記憶，這些書籍曾經珍藏在裡面”。猶如獵艷，搜尋書籍也能增添地理上的快樂。這是他漫遊世界的另一個原因。在收藏過程中，本雅明感覺到自己天性中的聰慧、得心應手、狡猾、無所顧忌、激情，等等。“收藏家是具有機智直覺的人”，就像廷臣。
除了初版書和巴羅克紋章書以外，本雅明還專門收集兒童讀物和由瘋人寫的書籍。朔勒姆說：“對他最有意義的偉大著作，常被他以一種難以理喻的方式放在緊貼那些最脫離常規的作品和古怪作品的位置。”這種對藏書的奇怪安排就像本雅明作品所慣用的策略：一方面是對傳統學術趣味標準的忠誠，另一方面是以超現實主義的眼光，在短命的、被貶斥的、被忽略的東西中發現意義寶庫。二者雙管齊下。
他喜歡在無人問津處發掘東西。比如，他從晦澀而不受重視的德國巴羅克戲劇中找出現代（即他所處時代）的感覺因素：對諷喻的愛好，超現實主義的震撼效果，不連貫的表達，歷史災難意識，等等。“這些石塊是我的想像力的食糧”，他在描寫馬賽時這樣寫道——對於這種想像力來說，即便再藉助於一劑大麻，馬賽依然是最難把握的城市。許多理應使用的參考材料沒在他的作品中出現，因為他不喜歡讀人人都在讀的書。他喜歡心理學的4種氣質論，而不喜歡弗洛伊德。他願意或試圖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卻不讀馬克思的著作。他讀過各種各樣的書籍，在大約長達15年的時間裡對革命共產主義持同情態度，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以前卻幾乎不去研究馬克思。（他開始讀《資本論》是在1938年夏天到丹麥看望布萊希特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