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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本雅明的哲學興趣從一開始就集中於語言哲學，為什麼在他看來通過摘引來命名最終成為無須藉助傳統來考慮過去的唯一適當的方式？這有許多原因。任何時代的過去都會受到那個時代的質疑，正如我們時代的過去必然受到我們的質疑。任何時代最終都會碰到語言現象，因為過去是根深蒂固地包含在語言之中的，永遠會挫敗一切試圖擺脫它的努力。只要我們使用“政治”（politics）這個詞，希臘的城邦（polis）會繼續存在於我們的政治生活的基礎——即大海的底層。這正是符號學家所不理解的東西。他們憑著善良願望來攻擊語言，把它說成過去藉以藏身的堡壘。他們說得完全正確：說到底，一切問題都是語言問題。但是他們根本不懂得他們自己這些話的含義。
本雅明不像他的後來人那樣讀過維根斯坦的書。但是他對這些事情懂得很多。因為從一開始真理問題對於他就是表現為一種“啟示……是應該傾聽的，也就是說，它是處於形上學的聽覺領域裡”。因此，對於他，語言主要不是使人有別於其他動物的言語能力，而是“從言語中產生的……世界本質”（《書信集》第1卷，197頁）。這就無意之中與海德格爾的下述觀點十分接近：“人能夠說話，僅僅因為他是說話的人。”因此，在本雅明看來，存在著“一種真理的語言，它是全部人類思想所趨向的最終秘密的無矛盾的，甚至沉默的存放處”（《翻譯者的任務》）。只要我們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我們就會不加思考地設定這種“真正的語言”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本雅明摘引馬拉美的一段令人驚訝的語錄放在論文《翻譯者的任務》的中心位置。馬拉美認為，事實上，由於出聲的語言多種多樣，就像巴比倫塔一樣紛繁喧譁，因而窒息了“不朽的詞語”，後者甚至是不能被思考的，因為“思考是沒有附加物、甚至沒有低語的書寫，而不朽的詞語始終是沉默的”，因此思考妨礙人間憑藉著物質的形跡聽到真理的聲音。無論後來本雅明對這些神學—形上學的信念做了什麼樣的修正，但是他的基本傾向始終不變。這種傾向對於他的全部文學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他不是研究語言作品的實用功能或交流功能，而是把它們以固化的從而最終成為片斷的形式的存在理解為一種“世界本質”的無意圖和非交流的表達。這除了意味著他把語言理解為一種本質上是詩的現象，還能意味著什麼呢？這恰恰是那段馬拉美語錄中本雅明沒有引用的最後一句所明確表達的意思：“如果沒有詩的話，的確如此；詩從哲學意義上彌補了語言的欠缺，詩是語言的最高補充。”(29)上面所談的這些，儘管多少有些複雜，但概括起來，不過是我前面已經說過的意思：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現象可能不是獨一無二的，但確實是極其罕見的：詩意思考的天才。
這種思考方式是現在養育的。它憑藉的是從過去搶奪來的並集中到自己身邊的“思想片斷”。就像一個潛到海底的採珠人不是去開鑿海底和揭示海底，而是去深處敲下珍珠和珊瑚這些奇異財富，把它們帶回水上，這種思考方式也是潛入到過去的深層，但不是為了原封不動地復活過去或促成已經消逝的時代復興。指引這種思考方式的是這樣一種信念：儘管生者屈從於時間的毀滅，但是衰落過程同時也是固化過程；曾經有生命的東西沉入大海深處並被分解，其中有些“飽經大海滄桑”，以新的不受侵蝕的固化形式長存下來，它們仿佛在等待著終有一天採珠人會把它們帶到生者的世界，那時它們將成為“思想片斷”或“奇異財富”，甚至是永恆的“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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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瓦爾特·本雅明：《選集》（德文版），法蘭克福（美因河畔），Suhrkamp Verlag出版社，1955，兩卷本；《書信集》（德文版），法蘭克福（美因河畔），1966，兩卷本。
(2) 《列奧·貝克研究所年鑑》（英文），117頁，1965。
(3) 《列奧·貝克研究所年鑑》（英文），117頁，1965。
(4) 對“閒逛者”的經典描述出自波德萊爾論康斯坦丁·居伊的著名文章《現代生活的畫家》（法文）。本雅明在那篇論波德萊爾的文章中經常直接和間接地引用這篇文章。
(5) 朔勒姆和阿多諾最近都重申這一觀點。朔勒姆在1965年紀念列奧·貝克的演講中說：“我傾向於認為布萊希特對本雅明30年代創作的影響是惡劣的，在某些方面是災難性的。”阿多諾在一篇給他的學生羅爾夫·蒂德曼的陳述中說，本雅明曾向阿多諾承認他寫“他的論（複製）藝術作品的文章是為了在激進方面超過布萊希特，他對布萊希特有畏懼”（轉引自羅爾夫·蒂德曼《瓦爾特·本雅明哲學研究》）。本雅明不太可能表達對布萊希特的畏懼，阿多諾似乎沒有明確地這樣說過。至於這份陳述中的其他內容，很可能是本雅明的態度，因為他畏懼阿多諾。誠然，本雅明從小就羞於同不認識的人打交道，但是他只畏懼他所依附的人。他對布萊希特的依附只能在這種情況下發生，即他聽從布萊希特的建議從巴黎遷移到布萊希特居住的花銷不那麼昂貴的丹麥。但是本雅明很快就對在一個使用“完全不熟悉的語言”的陌生國家完全“依附於一個人”的狀況產生疑慮。（《書信集》第2卷，596、599頁）
本雅明不像他的後來人那樣讀過維根斯坦的書。但是他對這些事情懂得很多。因為從一開始真理問題對於他就是表現為一種“啟示……是應該傾聽的，也就是說，它是處於形上學的聽覺領域裡”。因此，對於他，語言主要不是使人有別於其他動物的言語能力，而是“從言語中產生的……世界本質”（《書信集》第1卷，197頁）。這就無意之中與海德格爾的下述觀點十分接近：“人能夠說話，僅僅因為他是說話的人。”因此，在本雅明看來，存在著“一種真理的語言，它是全部人類思想所趨向的最終秘密的無矛盾的，甚至沉默的存放處”（《翻譯者的任務》）。只要我們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我們就會不加思考地設定這種“真正的語言”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本雅明摘引馬拉美的一段令人驚訝的語錄放在論文《翻譯者的任務》的中心位置。馬拉美認為，事實上，由於出聲的語言多種多樣，就像巴比倫塔一樣紛繁喧譁，因而窒息了“不朽的詞語”，後者甚至是不能被思考的，因為“思考是沒有附加物、甚至沒有低語的書寫，而不朽的詞語始終是沉默的”，因此思考妨礙人間憑藉著物質的形跡聽到真理的聲音。無論後來本雅明對這些神學—形上學的信念做了什麼樣的修正，但是他的基本傾向始終不變。這種傾向對於他的全部文學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他不是研究語言作品的實用功能或交流功能，而是把它們以固化的從而最終成為片斷的形式的存在理解為一種“世界本質”的無意圖和非交流的表達。這除了意味著他把語言理解為一種本質上是詩的現象，還能意味著什麼呢？這恰恰是那段馬拉美語錄中本雅明沒有引用的最後一句所明確表達的意思：“如果沒有詩的話，的確如此；詩從哲學意義上彌補了語言的欠缺，詩是語言的最高補充。”(29)上面所談的這些，儘管多少有些複雜，但概括起來，不過是我前面已經說過的意思：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現象可能不是獨一無二的，但確實是極其罕見的：詩意思考的天才。
這種思考方式是現在養育的。它憑藉的是從過去搶奪來的並集中到自己身邊的“思想片斷”。就像一個潛到海底的採珠人不是去開鑿海底和揭示海底，而是去深處敲下珍珠和珊瑚這些奇異財富，把它們帶回水上，這種思考方式也是潛入到過去的深層，但不是為了原封不動地復活過去或促成已經消逝的時代復興。指引這種思考方式的是這樣一種信念：儘管生者屈從於時間的毀滅，但是衰落過程同時也是固化過程；曾經有生命的東西沉入大海深處並被分解，其中有些“飽經大海滄桑”，以新的不受侵蝕的固化形式長存下來，它們仿佛在等待著終有一天採珠人會把它們帶到生者的世界，那時它們將成為“思想片斷”或“奇異財富”，甚至是永恆的“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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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瓦爾特·本雅明：《選集》（德文版），法蘭克福（美因河畔），Suhrkamp Verlag出版社，1955，兩卷本；《書信集》（德文版），法蘭克福（美因河畔），1966，兩卷本。
(2) 《列奧·貝克研究所年鑑》（英文），117頁，1965。
(3) 《列奧·貝克研究所年鑑》（英文），117頁，1965。
(4) 對“閒逛者”的經典描述出自波德萊爾論康斯坦丁·居伊的著名文章《現代生活的畫家》（法文）。本雅明在那篇論波德萊爾的文章中經常直接和間接地引用這篇文章。
(5) 朔勒姆和阿多諾最近都重申這一觀點。朔勒姆在1965年紀念列奧·貝克的演講中說：“我傾向於認為布萊希特對本雅明30年代創作的影響是惡劣的，在某些方面是災難性的。”阿多諾在一篇給他的學生羅爾夫·蒂德曼的陳述中說，本雅明曾向阿多諾承認他寫“他的論（複製）藝術作品的文章是為了在激進方面超過布萊希特，他對布萊希特有畏懼”（轉引自羅爾夫·蒂德曼《瓦爾特·本雅明哲學研究》）。本雅明不太可能表達對布萊希特的畏懼，阿多諾似乎沒有明確地這樣說過。至於這份陳述中的其他內容，很可能是本雅明的態度，因為他畏懼阿多諾。誠然，本雅明從小就羞於同不認識的人打交道，但是他只畏懼他所依附的人。他對布萊希特的依附只能在這種情況下發生，即他聽從布萊希特的建議從巴黎遷移到布萊希特居住的花銷不那麼昂貴的丹麥。但是本雅明很快就對在一個使用“完全不熟悉的語言”的陌生國家完全“依附於一個人”的狀況產生疑慮。（《書信集》第2卷，596、5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