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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在本雅明的著作中俯拾皆是的想法具有某種純真的光輝。但這並不是他的主要見解的特點。他的主要見解大部分是腳踏實地的。然而，這些想法是他的思想“遊手好閒”時的明顯例子，是他的思想方式的例子。他像城市中的“閒逛者”一樣聽天由命，把偶然性當做自己思想探索歷程的導遊。正如在過去的寶庫中巡遊是遺產繼承人的享受特權，“收藏者的態度，最高意義上的繼承人的態度”也是如此。由於占有了物，由於“所有權是人對物品所能具有的最深刻的關係”（《打開我的藏書》），他們把自己安置在過去之中，從而不受現在的干擾，達到了“舊世界的復興”。另外，由於收藏者的這種“最深層的衝動”不具有社會意義，而是導致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個人癖好，所以“從真正收藏者的角度說的”一切事情必然表現為“異想天開”，猶如讓·保羅（譯註：1763—1825年，德國詩人和散文作家）的那種想像：作家“寫書不是因為他們貧困，而是因為對他們能買而不願買的書籍不滿意”。但是，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種異想天開具有某種值得重視的、並非完全無害的特點。例如，這裡面包含著一種姿態。這是在一個社會黑暗的時代里極其重要的姿態：收藏者不僅從社會退回到四壁包圍的私室，而且用原來屬於公共財產的各種珍品來裝飾四壁。（當然這不是今天的收藏者。後者占有著在他看來具有市場價值或能夠提高他的社會地位的各種東西。而像本雅明這樣的收藏者則四處搜尋被視為無價值的怪異東西。）另外，他對過去本身的癖好是出自於他對現在的蔑視以及對社會看法的無視。這裡面已經出現了一種躁動因素，似乎宣布，傳統不過是他的最後一個路標，傳統價值在他那裡絕不是如人們乍一看所想像的那樣安全。
因為傳統不僅僅是按照編年方式，而首先是以一種體系的方式整理過去。這種體系把正面與反面、正統與異端分開，把符合需要的觀點和資料從大量不相關的或純粹趣味性的觀點和資料中區分出來。而收藏者的癖好則相反，不僅不系統而且幾近於混沌。與其說這是由於它是一種情緒化的癖好，不如說這是由於它主要不是被物品的質量——這是可以分類的東西——所激發起來的，而是被“其真實性”，其獨特性——這是拒絕任何系統分類的東西——所激發起來的。因此，傳統製造差別，而收藏者則抹殺差別。“正面與反面……偏愛與排斥在這裡是唇齒相依的”（《選集》第2卷，313頁）。甚至當收藏者把傳統本身當做自己的特定領域、精心地剔除不能被傳統承認的一切東西時，這種抹殺差別的現象也會發生。收藏者以真實標準來對抗傳統，以原生標誌來對抗權威性。如果從理論上來表述這種思考方式，也就是說，他用純粹原創性和本真性取代內容。而只有法國存在主義才把前者確立為一種獨立的品質，即脫離了一切特殊特徵的一種品質。如果沿著這種思考方式做出合乎邏輯的結論，那麼結果是，收藏者的原初衝動發生了奇怪的顛倒：“真實的畫面可能是舊的，但真實的思想是新的。這就是現在的情況。現在可能是貧乏的。但不管它是什麼樣子，必須緊緊抓住它的犄角，才能考慮過去。如果要使死者的幽靈能夠在墓穴邊緣浮現出來，這隻公牛的血必須填滿墓穴。”（《選集》第2卷，314頁）當現在為了召喚過去而犧牲時，從這種現在中就產生了“思想的致命衝擊”，其目標針對著傳統以及過去的權威。
因此，繼承者和保存者就出乎意外地轉變為破壞者。“收藏者的真正的、被極大地誤解了的熱情總是無政府主義的、破壞性的。因為這就是它的辯證法：與他對被自己精心保護的對象、物件和物品的忠誠同時並存的，是一種對模式性和可分類性的不懈地顛覆性反抗。”(27)收藏者的物品曾經是更大的有生機的整體的一部分。他破壞這種整體的前後聯繫。因為只有獨一無二的純真才能滿足他，所以他必須清除掉被選中的物體身上的所有模式特徵。收藏者的形象與閒逛者一樣是舊式形象。它之所以能夠在本雅明那裡表現出如此鮮明的現代特徵，僅僅是因為歷史本身在這個世紀初打破了傳統，已經減輕了他的破壞任務，他只需要彎下身子從殘骸堆積中挑選他所珍愛的斷片。換言之，物品本身就向人們特別是堅定地面對現在的人展示了自己的一個側面，而這個側面以前只有用收藏者的異想天開的眼光才能發現。
我不知道本雅明是在什麼時候發現他的舊式愛好與時代的現實驚人地重合了。這應該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當時他開始認真地研究卡夫卡。稍後不久，他就在布萊希特身上發現了一個在這個世紀遊刃有餘的詩人。我並不想斷言說，本雅明的重點在一夜或一年之間從收藏書籍轉向收集引文（這是他獨有的癖好），儘管在書信中有這種自覺轉移重點的某些證據。但是，在30年代最能體現他的特點的莫過於小小的黑皮筆記本。他總是攜帶著它們，隨時隨地把在日常生活和讀書中採集到的珍珠和珊瑚般的引文記載在上面。他偶爾大聲地朗讀它們，向別人展示它們就像展示精選的收藏品中的物件。當時，這種收藏完全是怪誕的。在這種收藏中很容易看到，接著一首18世紀婉約愛情詩的是最近報紙上的一則消息，接著格金（Goeking）的《第一場雪》的是1939年夏的一則維也納新聞：當地煤氣公司“停止向猶太人供應煤氣。猶太居民的煤氣消費造成了煤氣公司的損失。因為最大的消費者是那些不支付帳單的人。猶太人專門使用煤氣來自殺”（《書信集》第2卷，820頁）。在這裡我們看到，死者的幽靈確實從為現在殉葬的墓穴中被召喚出來。
因為傳統不僅僅是按照編年方式，而首先是以一種體系的方式整理過去。這種體系把正面與反面、正統與異端分開，把符合需要的觀點和資料從大量不相關的或純粹趣味性的觀點和資料中區分出來。而收藏者的癖好則相反，不僅不系統而且幾近於混沌。與其說這是由於它是一種情緒化的癖好，不如說這是由於它主要不是被物品的質量——這是可以分類的東西——所激發起來的，而是被“其真實性”，其獨特性——這是拒絕任何系統分類的東西——所激發起來的。因此，傳統製造差別，而收藏者則抹殺差別。“正面與反面……偏愛與排斥在這裡是唇齒相依的”（《選集》第2卷，313頁）。甚至當收藏者把傳統本身當做自己的特定領域、精心地剔除不能被傳統承認的一切東西時，這種抹殺差別的現象也會發生。收藏者以真實標準來對抗傳統，以原生標誌來對抗權威性。如果從理論上來表述這種思考方式，也就是說，他用純粹原創性和本真性取代內容。而只有法國存在主義才把前者確立為一種獨立的品質，即脫離了一切特殊特徵的一種品質。如果沿著這種思考方式做出合乎邏輯的結論，那麼結果是，收藏者的原初衝動發生了奇怪的顛倒：“真實的畫面可能是舊的，但真實的思想是新的。這就是現在的情況。現在可能是貧乏的。但不管它是什麼樣子，必須緊緊抓住它的犄角，才能考慮過去。如果要使死者的幽靈能夠在墓穴邊緣浮現出來，這隻公牛的血必須填滿墓穴。”（《選集》第2卷，314頁）當現在為了召喚過去而犧牲時，從這種現在中就產生了“思想的致命衝擊”，其目標針對著傳統以及過去的權威。
因此，繼承者和保存者就出乎意外地轉變為破壞者。“收藏者的真正的、被極大地誤解了的熱情總是無政府主義的、破壞性的。因為這就是它的辯證法：與他對被自己精心保護的對象、物件和物品的忠誠同時並存的，是一種對模式性和可分類性的不懈地顛覆性反抗。”(27)收藏者的物品曾經是更大的有生機的整體的一部分。他破壞這種整體的前後聯繫。因為只有獨一無二的純真才能滿足他，所以他必須清除掉被選中的物體身上的所有模式特徵。收藏者的形象與閒逛者一樣是舊式形象。它之所以能夠在本雅明那裡表現出如此鮮明的現代特徵，僅僅是因為歷史本身在這個世紀初打破了傳統，已經減輕了他的破壞任務，他只需要彎下身子從殘骸堆積中挑選他所珍愛的斷片。換言之，物品本身就向人們特別是堅定地面對現在的人展示了自己的一個側面，而這個側面以前只有用收藏者的異想天開的眼光才能發現。
我不知道本雅明是在什麼時候發現他的舊式愛好與時代的現實驚人地重合了。這應該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當時他開始認真地研究卡夫卡。稍後不久，他就在布萊希特身上發現了一個在這個世紀遊刃有餘的詩人。我並不想斷言說，本雅明的重點在一夜或一年之間從收藏書籍轉向收集引文（這是他獨有的癖好），儘管在書信中有這種自覺轉移重點的某些證據。但是，在30年代最能體現他的特點的莫過於小小的黑皮筆記本。他總是攜帶著它們，隨時隨地把在日常生活和讀書中採集到的珍珠和珊瑚般的引文記載在上面。他偶爾大聲地朗讀它們，向別人展示它們就像展示精選的收藏品中的物件。當時，這種收藏完全是怪誕的。在這種收藏中很容易看到，接著一首18世紀婉約愛情詩的是最近報紙上的一則消息，接著格金（Goeking）的《第一場雪》的是1939年夏的一則維也納新聞：當地煤氣公司“停止向猶太人供應煤氣。猶太居民的煤氣消費造成了煤氣公司的損失。因為最大的消費者是那些不支付帳單的人。猶太人專門使用煤氣來自殺”（《書信集》第2卷，820頁）。在這裡我們看到，死者的幽靈確實從為現在殉葬的墓穴中被召喚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