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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猶太人問題對於這一代猶太人作家是極其重要的。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解釋為什麼他們的字裡行間幾乎總是顯現出個人的絕望。但是，他們之中的目光銳利者則通過個人痛苦看到更普遍、更根本的問題，即對整個西方傳統的適用性提出質疑。馬克思主義不僅作一種理論，而且作為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對他們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這是因為它不僅包含著一種對現存社會和政治狀況的批判，而且還思考了整個政治和精神傳統。對於本雅明來說，至少這個關於過去和傳統的問題是決定性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朔勒姆雖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卻警告他的朋友防止馬克思主義里固有的可能損害他的思考的危險。這就提出了這一問題。他寫道，本雅明在冒險，有可能喪失成為“以哈曼或洪堡為代表的最富有成果、最純正的傳統的合法繼承人”的機會（《書信集》第2卷，526頁）。但是他不懂得，這種回歸過去和繼承過去，他所寄予希望的“（本雅明的）洞察力的道義性”，恰恰是本雅明註定要加以排斥的東西。(24)
有的人或許會想，這些少數人冒著成為眾矢之的危險，付出受到孤立的昂貴代價，是因為他們至少自以為是新時代的先驅。這種想法確實能給人以某種安慰。但實際情況恰恰不是這樣。本雅明在論卡爾·克勞斯的文章中提出這個問題：克勞斯是否站在“一個新時代的門檻”？“遺憾的是，絕不是如此。他站在末日審判的門檻”（《選集》第2卷，174頁）。實際上所有那些後來成為這個“新時代”的大師的人都是站在這個門檻。他們基本上把一個新時代的破曉看成一種衰落，認為歷史是和各種傳統一起走向這種衰落，成為一個廢墟之地。(25)這一點沒有人比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中講得更清楚的了。而且，他1935年在巴黎寫的一封信中講得比其他地方更斬釘截鐵：“實際上，我幾乎感覺不到非得去試著徹底了解這個世界的狀況。在這個星球上許多文明都在血腥的恐怖中滅亡了。當然，人們應該期望這個星球有朝一日能夠出現一種擯棄了血腥恐怖的文明；事實上，我……傾向於設想我們的星球正在等待這種文明。但是，是否能夠在它的一億歲或四億歲生日時送給它這樣一個禮物，這是大可懷疑的。如果我們不能，那麼這個星球最終將懲罰我們這些只有良好願望而沒有思想的人，送給我們的是末日審判或最後的晚餐。”（《書信集》第2卷，698頁）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最近30年幾乎沒有產生多少可以稱之為新的東西。
三、潛水採珠人
你的父親躺在5深處
他的骨骼變成珊瑚
他的眼睛變成珍珠
他的一切都沒有消失
只是飽經大海滄桑
變成奇異財富
——莎士比亞：《暴風雨》
由於過去是作為傳統留傳下來的，它就具有了權威性。由於權威表現為歷史性的，它就變成了傳統。瓦爾特·本雅明懂得，打破傳統和失去權威是無可彌補的，他必須尋找面對過去的新方式。他成為這方面的一個大師。他發現過去的留傳已經被對過去的引證所取代，現在過去的權威性已經逐漸被一種奇特的力量所取代，這種力量剝奪了它的“思想安寧”，即無知的自鳴得意的安寧。“我的著作中的引文就像路邊的強盜，他襲擊懶漢，剝奪後者的信念。”（《選集》第1卷，571頁）本雅明以克勞斯為例說明，這種對現代引文功能的發現是出自於絕望——不是出自對那種拒絕“用自己的光芒照亮未來”從而使人類的思想“在黑暗中摸索”的過去的絕望（如托克維爾），而是出自對現在的絕望以及摧毀現在的願望。因此，它們的力量“不是旨在保存的力量，而是旨在蕩滌、旨在掙脫環境、旨在破壞的力量”（《選集》第2卷，192頁）。但是，這種破壞性力量的發現者和迷戀者最初是出自完全不同的意圖，即保存的意圖。僅僅是因為他們不能允許自己被周圍的專職“保存者們”所愚弄，才使得他們最終發現，引文的破壞性力量是“唯一還包含著可能使這個時代的某種東西長存的希望的力量——只是因為把這種東西從這個時代中撕扯出來”。在這種“思想片斷”的形式中，引文具有雙重任務，一是用“超驗力量”來解釋現象流（《選集》第1卷，142～143頁），一是把呈現出來的東西濃縮在引文中。從引文在本雅明著作中的重要性看，它們完全類似於毫不相同的《聖經》語錄，後者在中世紀論文中往往取代有著內在邏輯的論證。
我前面已經提到，收藏是本雅明的一個主要癖好。這最初表現為他自己所說的“藏書癖”，後來很快發展為難以概括的癖好，這與其說是他的個人特點，不如說是他的著作特點：搜集引文。（並不是說他停止搜集圖書。在法國陷落前夕他還在認真地考慮用他手中的新近出版的5卷本的《卡夫卡作品選集》來交換幾本第一版的卡夫卡早期作品。這對於沒有藏書癖的人當然是不可思議的。）那種“渴望擁有一個圖書館的內在需要”（《書信集》第1卷，193頁）是在1916年前後明確提出來的。當時本雅明轉而研究浪漫主義“這最後一次再次拯救傳統的運動”（《選集》第1卷，138頁）。直到很久以後，當本雅明已經喪失了對傳統的信念和對世界的不可摧毀性的信念時，他才發現，甚至在這種迷戀過去的情感中也有一種破壞性力量，而且這種特點在後繼者和後來者身上也很明顯。當時，在朔勒姆的鼓勵下，他依然相信，自己之所以疏離傳統可能是由於自己的猶太特性，應該像這位準備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朋友那樣，為自己考慮一條後路。（早在1920年他還沒有受到經濟問題的困擾時就想學習希伯來文。）他在這條路上從未走得像卡夫卡那樣遠。卡夫卡在努力掙扎之後直率地說，除了布伯準備給今天使用的哈西德教派（譯註：猶太教一支）的故事，對於有關猶太人的任何事情，我都無能為力——“我隨波逐流地進入其他各種事情，而另外的氣流又把我吹走”(26)。然而，除了其他疑慮外，當時他真的想藉助文學傳統回歸到德國或歐洲的過去嗎？
有的人或許會想，這些少數人冒著成為眾矢之的危險，付出受到孤立的昂貴代價，是因為他們至少自以為是新時代的先驅。這種想法確實能給人以某種安慰。但實際情況恰恰不是這樣。本雅明在論卡爾·克勞斯的文章中提出這個問題：克勞斯是否站在“一個新時代的門檻”？“遺憾的是，絕不是如此。他站在末日審判的門檻”（《選集》第2卷，174頁）。實際上所有那些後來成為這個“新時代”的大師的人都是站在這個門檻。他們基本上把一個新時代的破曉看成一種衰落，認為歷史是和各種傳統一起走向這種衰落，成為一個廢墟之地。(25)這一點沒有人比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中講得更清楚的了。而且，他1935年在巴黎寫的一封信中講得比其他地方更斬釘截鐵：“實際上，我幾乎感覺不到非得去試著徹底了解這個世界的狀況。在這個星球上許多文明都在血腥的恐怖中滅亡了。當然，人們應該期望這個星球有朝一日能夠出現一種擯棄了血腥恐怖的文明；事實上，我……傾向於設想我們的星球正在等待這種文明。但是，是否能夠在它的一億歲或四億歲生日時送給它這樣一個禮物，這是大可懷疑的。如果我們不能，那麼這個星球最終將懲罰我們這些只有良好願望而沒有思想的人，送給我們的是末日審判或最後的晚餐。”（《書信集》第2卷，698頁）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最近30年幾乎沒有產生多少可以稱之為新的東西。
三、潛水採珠人
你的父親躺在5深處
他的骨骼變成珊瑚
他的眼睛變成珍珠
他的一切都沒有消失
只是飽經大海滄桑
變成奇異財富
——莎士比亞：《暴風雨》
由於過去是作為傳統留傳下來的，它就具有了權威性。由於權威表現為歷史性的，它就變成了傳統。瓦爾特·本雅明懂得，打破傳統和失去權威是無可彌補的，他必須尋找面對過去的新方式。他成為這方面的一個大師。他發現過去的留傳已經被對過去的引證所取代，現在過去的權威性已經逐漸被一種奇特的力量所取代，這種力量剝奪了它的“思想安寧”，即無知的自鳴得意的安寧。“我的著作中的引文就像路邊的強盜，他襲擊懶漢，剝奪後者的信念。”（《選集》第1卷，571頁）本雅明以克勞斯為例說明，這種對現代引文功能的發現是出自於絕望——不是出自對那種拒絕“用自己的光芒照亮未來”從而使人類的思想“在黑暗中摸索”的過去的絕望（如托克維爾），而是出自對現在的絕望以及摧毀現在的願望。因此，它們的力量“不是旨在保存的力量，而是旨在蕩滌、旨在掙脫環境、旨在破壞的力量”（《選集》第2卷，192頁）。但是，這種破壞性力量的發現者和迷戀者最初是出自完全不同的意圖，即保存的意圖。僅僅是因為他們不能允許自己被周圍的專職“保存者們”所愚弄，才使得他們最終發現，引文的破壞性力量是“唯一還包含著可能使這個時代的某種東西長存的希望的力量——只是因為把這種東西從這個時代中撕扯出來”。在這種“思想片斷”的形式中，引文具有雙重任務，一是用“超驗力量”來解釋現象流（《選集》第1卷，142～143頁），一是把呈現出來的東西濃縮在引文中。從引文在本雅明著作中的重要性看，它們完全類似於毫不相同的《聖經》語錄，後者在中世紀論文中往往取代有著內在邏輯的論證。
我前面已經提到，收藏是本雅明的一個主要癖好。這最初表現為他自己所說的“藏書癖”，後來很快發展為難以概括的癖好，這與其說是他的個人特點，不如說是他的著作特點：搜集引文。（並不是說他停止搜集圖書。在法國陷落前夕他還在認真地考慮用他手中的新近出版的5卷本的《卡夫卡作品選集》來交換幾本第一版的卡夫卡早期作品。這對於沒有藏書癖的人當然是不可思議的。）那種“渴望擁有一個圖書館的內在需要”（《書信集》第1卷，193頁）是在1916年前後明確提出來的。當時本雅明轉而研究浪漫主義“這最後一次再次拯救傳統的運動”（《選集》第1卷，138頁）。直到很久以後，當本雅明已經喪失了對傳統的信念和對世界的不可摧毀性的信念時，他才發現，甚至在這種迷戀過去的情感中也有一種破壞性力量，而且這種特點在後繼者和後來者身上也很明顯。當時，在朔勒姆的鼓勵下，他依然相信，自己之所以疏離傳統可能是由於自己的猶太特性，應該像這位準備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朋友那樣，為自己考慮一條後路。（早在1920年他還沒有受到經濟問題的困擾時就想學習希伯來文。）他在這條路上從未走得像卡夫卡那樣遠。卡夫卡在努力掙扎之後直率地說，除了布伯準備給今天使用的哈西德教派（譯註：猶太教一支）的故事，對於有關猶太人的任何事情，我都無能為力——“我隨波逐流地進入其他各種事情，而另外的氣流又把我吹走”(26)。然而，除了其他疑慮外，當時他真的想藉助文學傳統回歸到德國或歐洲的過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