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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也記錄：“會春旱，太宗焦勞甚”，正趕上春旱，太宗非常焦慮勞作。“歲旱艱食，民多為盜，上憂之”，年歲乾旱，庶民吃不飽，很多人做了盜匪，皇上很憂慮。“時多陰雨，上以河決未塞，深憂之”，當時很長時間有雨，太宗認為大河決口沒有堵塞，深深地感到憂慮。“上以久愆時雨，憂形於色”，太宗因為長久過時而沒有落雨，不免憂形於色。
……
1924年，孫文先生做了題為《民生主義》的系列演講，內中說到：“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又說：“……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如果熟悉宋太宗趙炅的言行，就會理解，作為十世紀的中國領袖，他對民生問題的關注，雖然不像孫文先生那樣做出“民生主義”的思想闡釋，卻盡其足夠多的智慧和精力，對民生問題給出了一個個解決方案。
官員貪腐，禍及民生，大宋不能允。
太祖太宗乃至於兩宋諸帝，對官員貪腐幾乎採取了“零容忍”的姿態。各類懲治貪腐故實，正史、野史，比比皆是。
塞濁亂之源
貪腐，在大宋君臣看來，是五代亂世的根源之一，必須有一套消弭機制，那就是重典。《宋史。太祖本紀》記載趙匡胤嚴加懲治貪官污吏，贊他：“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將貪官污吏用重法懲治，目的就是堵塞五代以來的濁世變亂之源。清代史論家趙翼《廿二史札記》，有一專條《宋初嚴懲贓吏》，也說：“宋以忠厚開國，一般的犯罪儘量從輕或減免，但獨獨治理贓官罪很嚴厲。這是因為太祖親自看到五代時貪吏的恣橫，導致民不聊生。所以踐祚之後，用重法懲治贓官。這樣做，就是為了塞濁亂之源。”
“塞濁亂之源”，成為大宋的基本國策。
這個基本國策，用太宗評價太祖的話說，就是：“事為之防，曲為之制”。
太平興國六年（981）十一月，有個監察御史張白，在知蔡州（今屬河南）時，“假官錢糴糶”，借用官方錢財批量買入糧食而後加價批量賣出。這是挪用公款玩期貨或炒股的節奏，被“棄市”，在街頭被正法。
有一次太宗與名臣趙普在一起討論“納諫”事說：“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居簡出，嚴肅得一臉風霜，這樣誰還敢犯顏言事？帝王如果不能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趙普回應：“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求天理，下竭誠意，達到天下太平，不為難事。”
太宗高興，就接著討論民生問題。太宗問趙普“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治理天下還有什麼好的辦法？趙普說：“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人愛民之心，止於此矣。”陛下體恤生民之艱，每當聽到有利於改善生民之苦的措施，當日就施行，不拖延，堯舜以來的古人“愛民之心”，也不過就是如此。
夭折的封禪大典
雍熙元年（984）夏四月，泰山父老千餘人絡繹不絕地來到朝廷，多次要求太宗舉行封禪大典。群臣也高興，多次上表要求封禪，並表述願意帶領泰山父老修築東京汴梁到泰山的道路。太宗下詔，決定用半年時間準備，到十一月可以“有事於泰山”，也即到泰山封禪。
封禪，是天命改變也即改朝換代之後，天子踐祚答謝天地神恩的祭祀天地儀式。泰山，在古人看來是一座神山，因此要到泰山封禪。秦始皇、漢武帝都有封禪的記錄。泰山之民和大臣們認為太祖太宗功德很高，可以上告天神地祇。這是士庶對君王誠心擁戴的一種表示。
太宗答應了，下詔讓大臣扈蒙、賈黃中、徐鉉等共同議定封禪大典的儀式。隨後，又派出了朝廷官員組織力量修建京師到泰山的道路，不驚動泰山父老來修路。還任命了宰相宋琪為“封禪大禮使”，全面負責此事；翰林學士宋白為“鹵簿使”，負責封禪典章的制定和實施；大臣賈黃中為“儀仗使”，負責所有封禪的儀仗隊伍指揮和器械準備。這些工作要按期匯報，有一次太宗看到宋琪等人上報的儀仗導駕等，規模過於宏大，就說：“朕此行蓋為蒼生祈福，過自嚴飭，非朕意也。”
於是，又下詔：只在“告廟”也即祭告祖廟以及到達泰山之後用儀仗，一路上不需要儀仗等陳設。
到了五月，麥熟季節，按禮，太宗到城南“觀刈麥”，觀看農人割麥，還賜給了割麥人一些錢帛。回來時，到玉津園皇家園林觀魚、射箭、宴飲。然後，發表了一通意見：“朕觀五代以來，帝王開始還能勤儉，後來就忘掉了得國的艱難，結果很快就覆亡了。這都是自己造孽的結果。在人上者，當以為戒！”這番話表明，他對封禪大典，有了反思。
不久，宮中兩座大殿乾元殿、文明殿遭遇了火災。
火災事不久，太宗又下詔“求直言”。幾天後，再次下詔：“天下各地方的幕職、州、縣官員，上書言事，凡是有關於民俗利害，政令善惡，都可以在本州將意見文書交由驛站車馬，傳到京師給朝廷。”這是因為過去只有轉運使及知州、通判可以上書，而州縣的地方小官則很難經驛傳上書。太宗擔心“下情壅塞”，下面的情況不能上達，所以特意再次降詔“求直言”。
……
1924年，孫文先生做了題為《民生主義》的系列演講，內中說到：“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又說：“……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如果熟悉宋太宗趙炅的言行，就會理解，作為十世紀的中國領袖，他對民生問題的關注，雖然不像孫文先生那樣做出“民生主義”的思想闡釋，卻盡其足夠多的智慧和精力，對民生問題給出了一個個解決方案。
官員貪腐，禍及民生，大宋不能允。
太祖太宗乃至於兩宋諸帝，對官員貪腐幾乎採取了“零容忍”的姿態。各類懲治貪腐故實，正史、野史，比比皆是。
塞濁亂之源
貪腐，在大宋君臣看來，是五代亂世的根源之一，必須有一套消弭機制，那就是重典。《宋史。太祖本紀》記載趙匡胤嚴加懲治貪官污吏，贊他：“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將貪官污吏用重法懲治，目的就是堵塞五代以來的濁世變亂之源。清代史論家趙翼《廿二史札記》，有一專條《宋初嚴懲贓吏》，也說：“宋以忠厚開國，一般的犯罪儘量從輕或減免，但獨獨治理贓官罪很嚴厲。這是因為太祖親自看到五代時貪吏的恣橫，導致民不聊生。所以踐祚之後，用重法懲治贓官。這樣做，就是為了塞濁亂之源。”
“塞濁亂之源”，成為大宋的基本國策。
這個基本國策，用太宗評價太祖的話說，就是：“事為之防，曲為之制”。
太平興國六年（981）十一月，有個監察御史張白，在知蔡州（今屬河南）時，“假官錢糴糶”，借用官方錢財批量買入糧食而後加價批量賣出。這是挪用公款玩期貨或炒股的節奏，被“棄市”，在街頭被正法。
有一次太宗與名臣趙普在一起討論“納諫”事說：“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居簡出，嚴肅得一臉風霜，這樣誰還敢犯顏言事？帝王如果不能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趙普回應：“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求天理，下竭誠意，達到天下太平，不為難事。”
太宗高興，就接著討論民生問題。太宗問趙普“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治理天下還有什麼好的辦法？趙普說：“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人愛民之心，止於此矣。”陛下體恤生民之艱，每當聽到有利於改善生民之苦的措施，當日就施行，不拖延，堯舜以來的古人“愛民之心”，也不過就是如此。
夭折的封禪大典
雍熙元年（984）夏四月，泰山父老千餘人絡繹不絕地來到朝廷，多次要求太宗舉行封禪大典。群臣也高興，多次上表要求封禪，並表述願意帶領泰山父老修築東京汴梁到泰山的道路。太宗下詔，決定用半年時間準備，到十一月可以“有事於泰山”，也即到泰山封禪。
封禪，是天命改變也即改朝換代之後，天子踐祚答謝天地神恩的祭祀天地儀式。泰山，在古人看來是一座神山，因此要到泰山封禪。秦始皇、漢武帝都有封禪的記錄。泰山之民和大臣們認為太祖太宗功德很高，可以上告天神地祇。這是士庶對君王誠心擁戴的一種表示。
太宗答應了，下詔讓大臣扈蒙、賈黃中、徐鉉等共同議定封禪大典的儀式。隨後，又派出了朝廷官員組織力量修建京師到泰山的道路，不驚動泰山父老來修路。還任命了宰相宋琪為“封禪大禮使”，全面負責此事；翰林學士宋白為“鹵簿使”，負責封禪典章的制定和實施；大臣賈黃中為“儀仗使”，負責所有封禪的儀仗隊伍指揮和器械準備。這些工作要按期匯報，有一次太宗看到宋琪等人上報的儀仗導駕等，規模過於宏大，就說：“朕此行蓋為蒼生祈福，過自嚴飭，非朕意也。”
於是，又下詔：只在“告廟”也即祭告祖廟以及到達泰山之後用儀仗，一路上不需要儀仗等陳設。
到了五月，麥熟季節，按禮，太宗到城南“觀刈麥”，觀看農人割麥，還賜給了割麥人一些錢帛。回來時，到玉津園皇家園林觀魚、射箭、宴飲。然後，發表了一通意見：“朕觀五代以來，帝王開始還能勤儉，後來就忘掉了得國的艱難，結果很快就覆亡了。這都是自己造孽的結果。在人上者，當以為戒！”這番話表明，他對封禪大典，有了反思。
不久，宮中兩座大殿乾元殿、文明殿遭遇了火災。
火災事不久，太宗又下詔“求直言”。幾天後，再次下詔：“天下各地方的幕職、州、縣官員，上書言事，凡是有關於民俗利害，政令善惡，都可以在本州將意見文書交由驛站車馬，傳到京師給朝廷。”這是因為過去只有轉運使及知州、通判可以上書，而州縣的地方小官則很難經驛傳上書。太宗擔心“下情壅塞”，下面的情況不能上達，所以特意再次降詔“求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