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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太宗到國子監，看到大儒孫奭，就讓他講《尚書。說命》。
《說命》總三篇，也是“梅賾偽書”，但也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之久，至少，太宗時期相信它的真實性。這一篇《尚書》文獻，講述了殷商第二十二代君王武丁時的大臣傅說（二字讀音“副越”，不是“傳說”）的思想。太宗天性中似乎存有願意效法古人的傾向，更對殷商曆代明君有嚮往。《說命》中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這是傅說的名言，大意是：做事不效法古典經驗，而能夠長久立世，還沒有聽說過。
儒者孫奭講《尚書》，就重點講述了這句話。
趙炅聽後，甚為激賞，讚嘆道：
“此至言也！羨慕殷商的君王武丁能得到這麼優秀的賢相！”說罷，嘆賞了好久。還有一種記錄說：太宗有意要激勵臣輔，於是對跟從他的輔臣們說：“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邪！”上天以優秀的宰輔佐治殷商，朕怎麼就獨獨得不到這樣的人呢！
效法古人，在政治論域內，以儒學為思想資源的說法就是“法先王”。這是傳統中國政制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政治價值觀。
“先王”，狹義指堯舜，廣義指堯舜以來的所有聖王，包括本朝逝去的聖王。在後世看來，殷商的湯王就是三代時期的聖王之一。趙炅曾經祈雨，甚至“欲自焚”，就是一種自覺的“法先王”行為。
“法先王”，與現代政治哲學中的保守主義理念相近，都是承認人類政治經驗具有積累的價值，值得回顧。在中國，這類經驗曾長久地得到朝野肯認，直到近代以來流行種種激進思潮，才對“法先王”說法有了敵意十足的痛貶。
太宗在國子監，聽孫奭講解武丁和傅說的故實，意味深長，具有“大宋家法”的性質，所以真宗要仿效，仁宗要仿效，後代帝王紛紛仿效，都要聽取“師傅”的儒學義理講述，於是形成了制度化的“經筵”。
但不止於此。細細閱讀這一段記錄，也可以約略考見太宗當下心境的蒼涼，他也意識到大宋此際，不僅沒有可以輔佐他“達致三代之治”的人才，似乎也沒有可以輔佐他“恢復漢唐疆域”的人才。他對大臣們有點失望……
求才
就在這個月，天降大雪，似有瑞雪豐年之兆，近臣開始向太宗稱賀。但他似乎一點也不高興。他想的還是人才。他說：“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這麼多士大夫在朝廷，朕想求一個勝任轉運使、三司判官的人才，居然都得不到！於是，下詔，要宰輔呂蒙正以下直到知制誥，都要舉薦可以任事的人才，每人要舉薦一個人。
太宗晚年，求才若渴。
呂蒙正上奏說：“臣備位宰相，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恐示天下不廣也。”臣，作為宰相，主要是在百官中建議推薦和建議罷免，現在只推舉一二人，恐怕在向天下顯示宰輔之量不夠廣大。
呂蒙正的意思是：舉薦一二人，這活不是宰相干的。
呂相一生做事，此事最無格局。略通邏輯，即可明了他這種塞責之語，連自圓其說都沒有可能。春秋責備賢者，呂蒙正此際大約昏了頭，往日的明斷一絲不見，仿佛說此話的幾乎就不是那個隨身帶著“夾袋”，準備推薦人才的呂蒙正。史上這類記錄，往往令人慨嘆：人的複雜性遠不是標籤可以界定的。
太宗很溫和地說：“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討之。”前代各朝，也應該有宰相推舉官員的案例，可讓史館官員到史冊中去找一找。
於是史館將歷代宰相推舉官員的案例拿來給太宗。
太宗再次召呂蒙正等人說：“虞丘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昔日楚國宰臣虞丘子推舉了孫叔敖，大唐宰臣崔祐甫推舉了各級官吏近八百人，另一個宰輔狄仁傑還推舉了自己的兒子狄光嗣，等等，很多宰輔推舉人才的故實，怎麼能說沒有呢？
然後，太宗還書寫了一幅文字給呂蒙正等人。文字內容是當年楚國清官孫叔敖死後，兒子清貧，表揚藝術家優孟扮演孫叔敖，感動楚王，賞賜孫叔敖後人的故實。
於是呂蒙正等人開始各自舉薦人才給朝廷。
舉薦人才，在《宋史》中，凡有必書。這個故實也可以看出，不是人人都願意，並有能力舉薦人才的。這事一方面源於舉薦者確實沒有發現的眼光，另一方面，大宋有制度性規定：被舉薦的人才如果一旦有罪，舉薦者要有連帶責任，有時處罰還很嚴重。這就使舉薦者心懷畏懼，多一事實在不如少一事。大宋，以及歷朝歷代，持此姿態者，太多。
太宗晚年，對此有感覺。但如何解決，終大宋一朝，沒有有效措施。不能，或不願意舉薦人才，是傳統中至為沉悶、平庸之流弊。但惟其如此，對比中，更可以見出能夠並願意舉薦人才，不計個人得失，敢以天下為己任者的聖賢氣象。
到了轉年，至道元年（995）八月，太宗更以開封尹壽王趙元侃為皇太子，改名趙恆，大赦天下。大宋如何對付契丹這個北方的強敵？使命已經開始向繼任者真宗大帝轉移。
《說命》總三篇，也是“梅賾偽書”，但也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之久，至少，太宗時期相信它的真實性。這一篇《尚書》文獻，講述了殷商第二十二代君王武丁時的大臣傅說（二字讀音“副越”，不是“傳說”）的思想。太宗天性中似乎存有願意效法古人的傾向，更對殷商曆代明君有嚮往。《說命》中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這是傅說的名言，大意是：做事不效法古典經驗，而能夠長久立世，還沒有聽說過。
儒者孫奭講《尚書》，就重點講述了這句話。
趙炅聽後，甚為激賞，讚嘆道：
“此至言也！羨慕殷商的君王武丁能得到這麼優秀的賢相！”說罷，嘆賞了好久。還有一種記錄說：太宗有意要激勵臣輔，於是對跟從他的輔臣們說：“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邪！”上天以優秀的宰輔佐治殷商，朕怎麼就獨獨得不到這樣的人呢！
效法古人，在政治論域內，以儒學為思想資源的說法就是“法先王”。這是傳統中國政制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政治價值觀。
“先王”，狹義指堯舜，廣義指堯舜以來的所有聖王，包括本朝逝去的聖王。在後世看來，殷商的湯王就是三代時期的聖王之一。趙炅曾經祈雨，甚至“欲自焚”，就是一種自覺的“法先王”行為。
“法先王”，與現代政治哲學中的保守主義理念相近，都是承認人類政治經驗具有積累的價值，值得回顧。在中國，這類經驗曾長久地得到朝野肯認，直到近代以來流行種種激進思潮，才對“法先王”說法有了敵意十足的痛貶。
太宗在國子監，聽孫奭講解武丁和傅說的故實，意味深長，具有“大宋家法”的性質，所以真宗要仿效，仁宗要仿效，後代帝王紛紛仿效，都要聽取“師傅”的儒學義理講述，於是形成了制度化的“經筵”。
但不止於此。細細閱讀這一段記錄，也可以約略考見太宗當下心境的蒼涼，他也意識到大宋此際，不僅沒有可以輔佐他“達致三代之治”的人才，似乎也沒有可以輔佐他“恢復漢唐疆域”的人才。他對大臣們有點失望……
求才
就在這個月，天降大雪，似有瑞雪豐年之兆，近臣開始向太宗稱賀。但他似乎一點也不高興。他想的還是人才。他說：“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這麼多士大夫在朝廷，朕想求一個勝任轉運使、三司判官的人才，居然都得不到！於是，下詔，要宰輔呂蒙正以下直到知制誥，都要舉薦可以任事的人才，每人要舉薦一個人。
太宗晚年，求才若渴。
呂蒙正上奏說：“臣備位宰相，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恐示天下不廣也。”臣，作為宰相，主要是在百官中建議推薦和建議罷免，現在只推舉一二人，恐怕在向天下顯示宰輔之量不夠廣大。
呂蒙正的意思是：舉薦一二人，這活不是宰相干的。
呂相一生做事，此事最無格局。略通邏輯，即可明了他這種塞責之語，連自圓其說都沒有可能。春秋責備賢者，呂蒙正此際大約昏了頭，往日的明斷一絲不見，仿佛說此話的幾乎就不是那個隨身帶著“夾袋”，準備推薦人才的呂蒙正。史上這類記錄，往往令人慨嘆：人的複雜性遠不是標籤可以界定的。
太宗很溫和地說：“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討之。”前代各朝，也應該有宰相推舉官員的案例，可讓史館官員到史冊中去找一找。
於是史館將歷代宰相推舉官員的案例拿來給太宗。
太宗再次召呂蒙正等人說：“虞丘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昔日楚國宰臣虞丘子推舉了孫叔敖，大唐宰臣崔祐甫推舉了各級官吏近八百人，另一個宰輔狄仁傑還推舉了自己的兒子狄光嗣，等等，很多宰輔推舉人才的故實，怎麼能說沒有呢？
然後，太宗還書寫了一幅文字給呂蒙正等人。文字內容是當年楚國清官孫叔敖死後，兒子清貧，表揚藝術家優孟扮演孫叔敖，感動楚王，賞賜孫叔敖後人的故實。
於是呂蒙正等人開始各自舉薦人才給朝廷。
舉薦人才，在《宋史》中，凡有必書。這個故實也可以看出，不是人人都願意，並有能力舉薦人才的。這事一方面源於舉薦者確實沒有發現的眼光，另一方面，大宋有制度性規定：被舉薦的人才如果一旦有罪，舉薦者要有連帶責任，有時處罰還很嚴重。這就使舉薦者心懷畏懼，多一事實在不如少一事。大宋，以及歷朝歷代，持此姿態者，太多。
太宗晚年，對此有感覺。但如何解決，終大宋一朝，沒有有效措施。不能，或不願意舉薦人才，是傳統中至為沉悶、平庸之流弊。但惟其如此，對比中，更可以見出能夠並願意舉薦人才，不計個人得失，敢以天下為己任者的聖賢氣象。
到了轉年，至道元年（995）八月，太宗更以開封尹壽王趙元侃為皇太子，改名趙恆，大赦天下。大宋如何對付契丹這個北方的強敵？使命已經開始向繼任者真宗大帝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