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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不確。因為如果這一條記錄是真實的，那麼十一月間耶律琮與孫全興的書信來往就沒有了著落，而且以此為契機，後面的一系列展開，也都沒有了著落。所以，宋人呂中的議論有根據，而“太祖於開寶七年三月‘遣使如遼’”說，是一種傳聞異詞，不足憑信。
御戎三策
且說太宗，見契丹沒有和意，就再一次動了戰爭的念頭，“於是募人泛海，賂女真及烏實等部叛之，二部不從”，招募精幹人士，從海上到契丹後方，賄賂女真部落及烏實部落，讓他們背叛契丹。但是這兩個部落也不聽從。
此前三年，女真一直在與中原通好，甚至向大宋“朝貢”。他們朝貢的路線是跨越渤海到泥姑口（今屬天津塘沽）以南，或跨越黃海到山東登州上岸。但契丹對此很不爽，於是在距離海岸四百里處下寨，增設軍事堡壘三處，每一處有三千兵守衛，隔絕女真與中原的聯繫。於是女真再次艱難渡海，與大宋研究軍事同盟，至少先把契丹三處堡壘剷除，女真願意集合全國三十首領來做這一場戰事。如果大宋確定日期，女真將首先集合兵眾在北部等待。
這是一個機會，但大宋經歷了“岐溝關之戰”，已經沒有必勝信念。史稱“帝但降詔撫諭，不為出師”，太宗只降下詔書，安慰女真一番，不同意出師。從此以後，女真只好死心塌地歸附了契丹。
此時，再去約會契丹起兵，為時已晚。
就在淳化五年（994）五月，在大宋向契丹請和四個月前，高麗也曾無法忍受契丹的欺凌，試圖與大宋恢復和好，要求大宋出師，與高麗夾擊契丹，太宗也沒有允許。從此以後，高麗也死心塌地歸附了契丹。
契丹已經沒有了後顧之憂，幾乎可以全力對付大宋，而大宋還要對付西夏，此際，川蜀也亂起來。
在如此嚴峻的戰爭環境下，太宗一朝，趙普、宋琪、張洎、田錫、李昉、薛居正、王禹偁、張齊賢等大臣無人認為可以“取幽薊”，更不做“犁庭掃穴”之想。以張洎的說法為代表，御戎之道有三策：下策是：“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而肆戰，決勝負於一時”，訓練士卒，揀選將帥，長驅直入，帶上各種武器快意一戰，與契丹決勝負於一場戰事。
中策是：“偃革櫜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馬放南山刀槍入庫，謙卑言辭，準備厚禮，以和親政策與其通好，輸送國貨與其結好，雖然陛下身份有所屈辱，但卻可以停息邊境戰爭之勞。
上策是：“繕修城堡，依憑險阻，訓戎聚谷，分屯塞下，來則備御，去則勿追”，整制修繕沿邊城堡，依靠憑藉天然險阻，訓練武備，廣積糧草，分兵屯聚邊塞，契丹來就防禦，契丹退也不追。
朝廷大臣，十世紀的中國精英，無一例外地選擇了“上策”。太宗趙炅也選擇了“上策”。
於是，“繕修城堡，依憑險阻，訓戎聚谷，分屯塞下，來則備御，去則勿追”，成為大宋帝國淳化年間之後的基本戰略防禦政策。
但契丹在大宋主動求和之後，另外就部署了三場局部戰爭，侵擾大宋。
第一場戰事，可稱“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戰”，大宋勝。
第二場戰事，可稱“契丹攻宋雄州之戰”，大宋勝。
第三場戰事，可稱“契丹攻宋永安軍之戰”，大宋勝。
三場戰事，都發生在至道元年（995），而且都在邊境發生，而且有兩場都在府州也即折御卿鎮守的陝北北部發生，而且大宋都取得了勝利。這樣，太宗在群臣推演下制定的積極防禦戰略，已經奏效：只要不主動攻取契丹守地，契丹奈何不了大宋。雖然想起“燕雲十六州”來，就心痛心酸，但力量達不到，這個事實是必須在屈辱中承認的。
太宗晚年已經知道：必須“屈己”，“黷武”不是時機。
撫我則後，虐我則仇
太宗最後一個年號是“至道”，自正月改元，到“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駕崩，只有兩年三個月時間。這也意味著，在太宗晚年，贏得了三場抗擊契丹的保衛戰勝利，但攻取契丹，已經不做夢想。
就在淳化五年九月，當月與契丹主動請和不成，太宗立趙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這是冊立太子的節奏。太宗對壽王說了一番話，特別能見出他蒼涼的心境，但也是成熟的心思：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後，虐我則仇。”信哉斯言也，爾宜戒之！
政治教化之設計，核心是得人心而不是擾人心。得人心最好的做法是誠信；不擾人心最好的做法是以“清靜”而鎮守內心。將這個法則推演開去，即使是兇惡的猛獸也會馴良，何況人呢！《尚書》有言：撫育我就是我的領袖，虐待我就是我的寇讎。這話說得很是精允。你要時刻警戒自己啊！
也在這個月，太宗為巴蜀之亂下了《罪己詔》。
到了十月，又將青州的“平盧軍”改為“鎮海軍”，而杭州的“鎮海軍”則改為“寧海軍”。由“平定”之義改為“鎮守”之義，由“鎮守”之義改為“寧靜”之義，都在一步步收斂殺氣。
御戎三策
且說太宗，見契丹沒有和意，就再一次動了戰爭的念頭，“於是募人泛海，賂女真及烏實等部叛之，二部不從”，招募精幹人士，從海上到契丹後方，賄賂女真部落及烏實部落，讓他們背叛契丹。但是這兩個部落也不聽從。
此前三年，女真一直在與中原通好，甚至向大宋“朝貢”。他們朝貢的路線是跨越渤海到泥姑口（今屬天津塘沽）以南，或跨越黃海到山東登州上岸。但契丹對此很不爽，於是在距離海岸四百里處下寨，增設軍事堡壘三處，每一處有三千兵守衛，隔絕女真與中原的聯繫。於是女真再次艱難渡海，與大宋研究軍事同盟，至少先把契丹三處堡壘剷除，女真願意集合全國三十首領來做這一場戰事。如果大宋確定日期，女真將首先集合兵眾在北部等待。
這是一個機會，但大宋經歷了“岐溝關之戰”，已經沒有必勝信念。史稱“帝但降詔撫諭，不為出師”，太宗只降下詔書，安慰女真一番，不同意出師。從此以後，女真只好死心塌地歸附了契丹。
此時，再去約會契丹起兵，為時已晚。
就在淳化五年（994）五月，在大宋向契丹請和四個月前，高麗也曾無法忍受契丹的欺凌，試圖與大宋恢復和好，要求大宋出師，與高麗夾擊契丹，太宗也沒有允許。從此以後，高麗也死心塌地歸附了契丹。
契丹已經沒有了後顧之憂，幾乎可以全力對付大宋，而大宋還要對付西夏，此際，川蜀也亂起來。
在如此嚴峻的戰爭環境下，太宗一朝，趙普、宋琪、張洎、田錫、李昉、薛居正、王禹偁、張齊賢等大臣無人認為可以“取幽薊”，更不做“犁庭掃穴”之想。以張洎的說法為代表，御戎之道有三策：下策是：“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而肆戰，決勝負於一時”，訓練士卒，揀選將帥，長驅直入，帶上各種武器快意一戰，與契丹決勝負於一場戰事。
中策是：“偃革櫜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馬放南山刀槍入庫，謙卑言辭，準備厚禮，以和親政策與其通好，輸送國貨與其結好，雖然陛下身份有所屈辱，但卻可以停息邊境戰爭之勞。
上策是：“繕修城堡，依憑險阻，訓戎聚谷，分屯塞下，來則備御，去則勿追”，整制修繕沿邊城堡，依靠憑藉天然險阻，訓練武備，廣積糧草，分兵屯聚邊塞，契丹來就防禦，契丹退也不追。
朝廷大臣，十世紀的中國精英，無一例外地選擇了“上策”。太宗趙炅也選擇了“上策”。
於是，“繕修城堡，依憑險阻，訓戎聚谷，分屯塞下，來則備御，去則勿追”，成為大宋帝國淳化年間之後的基本戰略防禦政策。
但契丹在大宋主動求和之後，另外就部署了三場局部戰爭，侵擾大宋。
第一場戰事，可稱“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戰”，大宋勝。
第二場戰事，可稱“契丹攻宋雄州之戰”，大宋勝。
第三場戰事，可稱“契丹攻宋永安軍之戰”，大宋勝。
三場戰事，都發生在至道元年（995），而且都在邊境發生，而且有兩場都在府州也即折御卿鎮守的陝北北部發生，而且大宋都取得了勝利。這樣，太宗在群臣推演下制定的積極防禦戰略，已經奏效：只要不主動攻取契丹守地，契丹奈何不了大宋。雖然想起“燕雲十六州”來，就心痛心酸，但力量達不到，這個事實是必須在屈辱中承認的。
太宗晚年已經知道：必須“屈己”，“黷武”不是時機。
撫我則後，虐我則仇
太宗最後一個年號是“至道”，自正月改元，到“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駕崩，只有兩年三個月時間。這也意味著，在太宗晚年，贏得了三場抗擊契丹的保衛戰勝利，但攻取契丹，已經不做夢想。
就在淳化五年九月，當月與契丹主動請和不成，太宗立趙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這是冊立太子的節奏。太宗對壽王說了一番話，特別能見出他蒼涼的心境，但也是成熟的心思：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後，虐我則仇。”信哉斯言也，爾宜戒之！
政治教化之設計，核心是得人心而不是擾人心。得人心最好的做法是誠信；不擾人心最好的做法是以“清靜”而鎮守內心。將這個法則推演開去，即使是兇惡的猛獸也會馴良，何況人呢！《尚書》有言：撫育我就是我的領袖，虐待我就是我的寇讎。這話說得很是精允。你要時刻警戒自己啊！
也在這個月，太宗為巴蜀之亂下了《罪己詔》。
到了十月，又將青州的“平盧軍”改為“鎮海軍”，而杭州的“鎮海軍”則改為“寧海軍”。由“平定”之義改為“鎮守”之義，由“鎮守”之義改為“寧靜”之義，都在一步步收斂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