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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榷茶”制度
第二個說法，大宋帝國開始改良“榷茶”制度。
當時，名臣陳恕負責三司工作，這是帝國最重要的經濟管理部門。國家鹽鐵稅收，主要由三司負責。這個工作也有內在的緊張，合理又合情，箇中自有平衡之道，做好這個平衡，就是稱職，否則就是不稱職。陳恕稱職。太宗曾表彰他，親自在殿中柱子上題寫“真鹽鐵陳恕”五個大字。
兩川因“榷茶”而有民變之後，陳恕開始著手處理茶法。
他不是坐在“計省”也即三司辦公室閉門設計，而是採用了非常現代的做法，搞“聽證會”。他召來茶商數十人，讓他們各自陳說茶法的利弊所在，一條條說，他一條條記。然後商討一個合理的“茶法”。根據茶商的意見，整理為“上中下三等辦法”。他詳細推演了“三等”的規則，最後，他對三司僚屬說：“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
我看這上中下三等辦法，“下等”實在無利可言，朝廷一旦實行，等於瞎忙；“上等”辦法則取利太多，這樣的賺錢，商人可以干，但朝廷不能幹；只有“中等”之法，可以做到公私兼顧，我再做一做裁損，讓它更趨於合理，這樣也許可以長久推行。
於是，開始推行新的茶法，史稱“貨財流通”。
新的茶法對於巴蜀茶民當是一個利好消息。但也可以把“新茶法”看作是王小波、李順用暴烈的方法逼迫大宋帝國做出的“自我更化”也即“改良”。
大宋的優秀在於：認錯；講理。
玖 太宗之死
太宗趙炅，在大唐帝制繼承制度紊亂之後，在經歷了五代亂世之後，與寇準協議定立太子，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順利交接做出了基礎性安排，最後在大臣呂端的決斷之下，保證了這個安排的順利施行。於是，大宋沒有亂，沒有回到亂唐，更沒有回到五代。
向契丹“請和”
契丹問題，讓太宗與臣輔頭痛。大宋滿朝精英已經知道：契丹，也即大遼，是一個有力量的存在。它的力量不比大宋弱。“岐溝關之戰”後，大宋停止了對契丹的戰略進攻。公元989年，端拱二年以後，大宋更沒有主動向契丹發起過攻擊。契丹也漸漸有了收斂。淳化年間五個年頭沒有大的戰事。想起太祖時代與契丹的和約，太宗認為，如果可能，就與契丹再次簽訂和約，而後，修德，未來的事，交給神。
於是，淳化五年九月，大宋開始主動請和。史上明白記錄：帝再遣使如遼約和，弗許。
太宗再一次派遣使者到契丹去請求恢復太祖時的和約，契丹不答應。
太宗當初“惟有戰耳”“徑指西樓之地，盡焚老上之庭”，這樣的狠話放出，已經成為契丹的“民族創傷”，契丹不能忘。“乘勝取幽薊”也是一句狠話，在占領敵方土地的戰事中，“克”是指費力拿下；“取”是指不費力拿下。傳統“春秋筆法”有此一說。歐陽修做《新五代史》就特別注意此類“筆法”。當大宋放出話來，要“取”幽薊，幾乎等於是對契丹的一場羞辱。所以，終太宗一世，契丹沒有原諒他。
南宋史論家呂中有一段話，說大宋與契丹的和戰，頗有見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當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復與太原相援，以漢高帝處此，必有平城之憂；唐太宗處此，必有藉助之舉。惟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御之。且未嘗遣一騎以出境，亦未嘗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其得中國之體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敗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與契丹和好，是中原不得已的辦法。但即使如此，如果和好的要求出於契丹方面，則和約可以鞏固；出於我這一方，則和約難成而敗。太祖時，正當南征北戰之際，而契丹與河東的北漢互相有軍事同盟，即使以漢高帝面對這樣的政治環境，也會有被匈奴在平城包圍的憂慮；唐太宗處此，也會有不得不藉助突厥的舉動。只有太祖專任邊將，契丹來，就抗拒之；契丹走，就防禦之。而且不派遣一個騎兵出境騷擾契丹，也不派遣一個使臣與契丹通和。一直到契丹的邊臣有了向大宋求和的書信，而後命令邊臣回答他們；必要等待契丹來使行聘禮，而後派遣使者到契丹去回報。這種做法，很得中原大國之體。真宗景德年間的和約之所以長久，而徽宗宣和年間的和約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景德之和，是契丹提出來的；而宣和之和，是大宋提出來的。
太祖時，契丹涿州的刺史耶律琮曾經致書大宋雄州知州孫全興，認為二國可以不必打仗，長久為鄰國。孫全興請示太祖，太祖命孫全興給耶律琮寫信，認為可以。於是，與契丹有了“修好”的來往。太祖一朝，除了石嶺關一戰，何繼筠打退契丹來援一戰外，和約之後，沒有戰事。
契丹來“求和”事在大宋開寶七年（974）十一月。但《續資治通鑑》又記錄說，早在此前半年，也即開寶七年三月，太祖曾經“遣使如遼，遼使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來聘，議和”。這樣，似乎是大宋首先與契丹議和，而不是契丹首先與大宋議和。
第二個說法，大宋帝國開始改良“榷茶”制度。
當時，名臣陳恕負責三司工作，這是帝國最重要的經濟管理部門。國家鹽鐵稅收，主要由三司負責。這個工作也有內在的緊張，合理又合情，箇中自有平衡之道，做好這個平衡，就是稱職，否則就是不稱職。陳恕稱職。太宗曾表彰他，親自在殿中柱子上題寫“真鹽鐵陳恕”五個大字。
兩川因“榷茶”而有民變之後，陳恕開始著手處理茶法。
他不是坐在“計省”也即三司辦公室閉門設計，而是採用了非常現代的做法，搞“聽證會”。他召來茶商數十人，讓他們各自陳說茶法的利弊所在，一條條說，他一條條記。然後商討一個合理的“茶法”。根據茶商的意見，整理為“上中下三等辦法”。他詳細推演了“三等”的規則，最後，他對三司僚屬說：“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
我看這上中下三等辦法，“下等”實在無利可言，朝廷一旦實行，等於瞎忙；“上等”辦法則取利太多，這樣的賺錢，商人可以干，但朝廷不能幹；只有“中等”之法，可以做到公私兼顧，我再做一做裁損，讓它更趨於合理，這樣也許可以長久推行。
於是，開始推行新的茶法，史稱“貨財流通”。
新的茶法對於巴蜀茶民當是一個利好消息。但也可以把“新茶法”看作是王小波、李順用暴烈的方法逼迫大宋帝國做出的“自我更化”也即“改良”。
大宋的優秀在於：認錯；講理。
玖 太宗之死
太宗趙炅，在大唐帝制繼承制度紊亂之後，在經歷了五代亂世之後，與寇準協議定立太子，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順利交接做出了基礎性安排，最後在大臣呂端的決斷之下，保證了這個安排的順利施行。於是，大宋沒有亂，沒有回到亂唐，更沒有回到五代。
向契丹“請和”
契丹問題，讓太宗與臣輔頭痛。大宋滿朝精英已經知道：契丹，也即大遼，是一個有力量的存在。它的力量不比大宋弱。“岐溝關之戰”後，大宋停止了對契丹的戰略進攻。公元989年，端拱二年以後，大宋更沒有主動向契丹發起過攻擊。契丹也漸漸有了收斂。淳化年間五個年頭沒有大的戰事。想起太祖時代與契丹的和約，太宗認為，如果可能，就與契丹再次簽訂和約，而後，修德，未來的事，交給神。
於是，淳化五年九月，大宋開始主動請和。史上明白記錄：帝再遣使如遼約和，弗許。
太宗再一次派遣使者到契丹去請求恢復太祖時的和約，契丹不答應。
太宗當初“惟有戰耳”“徑指西樓之地，盡焚老上之庭”，這樣的狠話放出，已經成為契丹的“民族創傷”，契丹不能忘。“乘勝取幽薊”也是一句狠話，在占領敵方土地的戰事中，“克”是指費力拿下；“取”是指不費力拿下。傳統“春秋筆法”有此一說。歐陽修做《新五代史》就特別注意此類“筆法”。當大宋放出話來，要“取”幽薊，幾乎等於是對契丹的一場羞辱。所以，終太宗一世，契丹沒有原諒他。
南宋史論家呂中有一段話，說大宋與契丹的和戰，頗有見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當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復與太原相援，以漢高帝處此，必有平城之憂；唐太宗處此，必有藉助之舉。惟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御之。且未嘗遣一騎以出境，亦未嘗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其得中國之體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敗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與契丹和好，是中原不得已的辦法。但即使如此，如果和好的要求出於契丹方面，則和約可以鞏固；出於我這一方，則和約難成而敗。太祖時，正當南征北戰之際，而契丹與河東的北漢互相有軍事同盟，即使以漢高帝面對這樣的政治環境，也會有被匈奴在平城包圍的憂慮；唐太宗處此，也會有不得不藉助突厥的舉動。只有太祖專任邊將，契丹來，就抗拒之；契丹走，就防禦之。而且不派遣一個騎兵出境騷擾契丹，也不派遣一個使臣與契丹通和。一直到契丹的邊臣有了向大宋求和的書信，而後命令邊臣回答他們；必要等待契丹來使行聘禮，而後派遣使者到契丹去回報。這種做法，很得中原大國之體。真宗景德年間的和約之所以長久，而徽宗宣和年間的和約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景德之和，是契丹提出來的；而宣和之和，是大宋提出來的。
太祖時，契丹涿州的刺史耶律琮曾經致書大宋雄州知州孫全興，認為二國可以不必打仗，長久為鄰國。孫全興請示太祖，太祖命孫全興給耶律琮寫信，認為可以。於是，與契丹有了“修好”的來往。太祖一朝，除了石嶺關一戰，何繼筠打退契丹來援一戰外，和約之後，沒有戰事。
契丹來“求和”事在大宋開寶七年（974）十一月。但《續資治通鑑》又記錄說，早在此前半年，也即開寶七年三月，太祖曾經“遣使如遼，遼使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來聘，議和”。這樣，似乎是大宋首先與契丹議和，而不是契丹首先與大宋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