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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記錄是可能的，那麼被王繼恩在鳳翔正法的那八個人里，就不應該有李順。
第三個細節：李順喬裝僧人出城。
說李順在城破之前，忽然召集城中數千僧人施捨齋飯，說是祈福。而後又剃度童子數千人為僧，都在府中削髮，穿僧衣。午後讓這些僧人從東西兩個城門全部走出。李順也不知哪裡去了，很有可能也剃了頭髮逃遁。
第四個細節：抓獲者，不是李順。
說王師入城後，聽說李順是一大鬍子，就抓了一個大鬍子，狀貌很像，於是被殺，但很可能不是李順。張舜卿所奏事，有根據。
第五個細節：真李順在南方被抓。
說真宗天禧年間，一說景祐年間，在嶺南或廣州被抓。這時人們才意識到，當初張舜卿所奏事，是真的，不是造謠。於是有人主張典明正身，在鬧市正法，名臣呂夷簡認為不可，就在獄中殺死。
當時抓獲李順真身的是原漳泉節度使陳洪進的兒子陳璉。陳璉時任廣州巡檢使。據說那時李順已經七十餘歲，推驗明白，此人就是李順。又用檻車送到京師，覆按明白，確是李順。但朝廷認為平蜀將士功賞已經頒行，這時如果說過去正法的是假李順，會有很多人不自在。於是就直接秘密斬殺李順，再賞陳璉。
據說陳璉家有《李順案款》文件，敘說本末很詳細。
按《李順案款》說法：李順本來是蜀江王小波之妻弟，當王小波反於蜀中時，不能有效統御徒眾，於是眾人推舉李順為主。李順召集鄉里富人大姓人家，命令他們申報財產，然後根據家中人口，留下足用之外，一切都調發給大軍和貧民。起事後，又能錄用才能，存恤良善，號令嚴明，有秋毫無犯的軍紀。當時川中大飢，十天之間，歸附李順的貧民有數萬人。所到州縣，都開門迎納。傳檄所到之處，沒有一個完整的城壘，全被攻破。到他失敗時，人們常常懷念他，所以李順得以順利逃走。直到三十多年後，才被俘就刑。
民變領袖，往往有“不死”的傳聞。
黃巢，這位唐末民變領袖，據說直到後梁後唐時，還有人在洛陽看到過他。還有人說黃巢留下一首傳頌甚廣的詩：“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天津橋，乃是洛陽著名的一座橋樑。
五代時，有一“巨寇”明馬兒，後周時不知所去。汴梁有封禪寺，陳橋兵變時，趙匡胤的母親杜太后曾在此處藏身，得到一個主僧的照顧。說太祖踐祚後，對這個主僧給予優厚待遇。主僧八十多歲時，臨終對弟子們說：“吾即澤州明馬兒也。”
明末李自成，也有脫身為僧的傳說。
這類故實，或真或假，但就人間的黑色智慧而言，我寧肯相信它們都是真實的。大盜之狡黠，容或有常人不及處。
無論這些大盜在起事後，有多少劣跡——根據對人性的考察，他們是一定會有劣跡的，但他們最重要的功績在於：用一種暴烈手段，向執政者的欺凌與不公說不。傳統聖賢有言：“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安撫我們，就是我們的領袖；虐待我們，就是我們的寇讎。這是天地不易之理。
當著兩川“博買務”在“榷茶”時剝奪了茶農生存的權利，茶農們是有理由要一個說法的。
宋太宗下《罪己詔》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順之變”後，大宋王朝給出了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宋太宗下《罪己詔》。
意味深長的是，這個《罪己詔》頒發在張詠知益州之前。
《罪己詔》由翰林學士錢若水起草，太宗看後，親自改動，內容多為引咎自責，語氣深切。很多材料保留了這份《罪己詔》。文字大略為：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警予！
朕任命巴蜀的地方官不合格，是因為自己看人不明，結果導致本來應該是“親民”的官吏，反而不能行惠政、施和氣；而那些稅務官員們，只知道刻薄侵削百姓，以此作為政績，結果是損害了百姓利益，讓庶民成為叛逆。想想這種“失德”，原因都在朕一個人身上。我要改過，重新做起，並永遠記著這個沉痛的前車之鑑！而今而後，希望能以此自我警戒！
文中最大的亮色有兩個：一個說巴蜀民變，原因是地方官的作惡；而地方官的作惡，是由於我趙炅用人不明；另一個說我趙炅“失德”，但我會改，並以此為深刻教訓。
這類《罪己詔》，是帝國秩序與聖賢教誨的雙重產物。它對認識大宋政治秩序以及帝國治理的文明運作，不失為一個經典案例。無論帝國還是酋長國，共和國還是民主國，都會犯錯誤，但犯錯誤肯認罪、認錯，這個罪錯就可以得到天道人心的原諒；如果不能認罪認錯，那就恆定的是一種罪惡或錯誤。聖賢有言：“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言：“知恥近乎勇。”又言：“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張詠記住了太宗的《罪己詔》，在治蜀時，成就卓著。
也可以把這份《罪己詔》看作是王小波、李順用自己的方式，逼迫大宋帝國做出的“說法”。
第三個細節：李順喬裝僧人出城。
說李順在城破之前，忽然召集城中數千僧人施捨齋飯，說是祈福。而後又剃度童子數千人為僧，都在府中削髮，穿僧衣。午後讓這些僧人從東西兩個城門全部走出。李順也不知哪裡去了，很有可能也剃了頭髮逃遁。
第四個細節：抓獲者，不是李順。
說王師入城後，聽說李順是一大鬍子，就抓了一個大鬍子，狀貌很像，於是被殺，但很可能不是李順。張舜卿所奏事，有根據。
第五個細節：真李順在南方被抓。
說真宗天禧年間，一說景祐年間，在嶺南或廣州被抓。這時人們才意識到，當初張舜卿所奏事，是真的，不是造謠。於是有人主張典明正身，在鬧市正法，名臣呂夷簡認為不可，就在獄中殺死。
當時抓獲李順真身的是原漳泉節度使陳洪進的兒子陳璉。陳璉時任廣州巡檢使。據說那時李順已經七十餘歲，推驗明白，此人就是李順。又用檻車送到京師，覆按明白，確是李順。但朝廷認為平蜀將士功賞已經頒行，這時如果說過去正法的是假李順，會有很多人不自在。於是就直接秘密斬殺李順，再賞陳璉。
據說陳璉家有《李順案款》文件，敘說本末很詳細。
按《李順案款》說法：李順本來是蜀江王小波之妻弟，當王小波反於蜀中時，不能有效統御徒眾，於是眾人推舉李順為主。李順召集鄉里富人大姓人家，命令他們申報財產，然後根據家中人口，留下足用之外，一切都調發給大軍和貧民。起事後，又能錄用才能，存恤良善，號令嚴明，有秋毫無犯的軍紀。當時川中大飢，十天之間，歸附李順的貧民有數萬人。所到州縣，都開門迎納。傳檄所到之處，沒有一個完整的城壘，全被攻破。到他失敗時，人們常常懷念他，所以李順得以順利逃走。直到三十多年後，才被俘就刑。
民變領袖，往往有“不死”的傳聞。
黃巢，這位唐末民變領袖，據說直到後梁後唐時，還有人在洛陽看到過他。還有人說黃巢留下一首傳頌甚廣的詩：“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天津橋，乃是洛陽著名的一座橋樑。
五代時，有一“巨寇”明馬兒，後周時不知所去。汴梁有封禪寺，陳橋兵變時，趙匡胤的母親杜太后曾在此處藏身，得到一個主僧的照顧。說太祖踐祚後，對這個主僧給予優厚待遇。主僧八十多歲時，臨終對弟子們說：“吾即澤州明馬兒也。”
明末李自成，也有脫身為僧的傳說。
這類故實，或真或假，但就人間的黑色智慧而言，我寧肯相信它們都是真實的。大盜之狡黠，容或有常人不及處。
無論這些大盜在起事後，有多少劣跡——根據對人性的考察，他們是一定會有劣跡的，但他們最重要的功績在於：用一種暴烈手段，向執政者的欺凌與不公說不。傳統聖賢有言：“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安撫我們，就是我們的領袖；虐待我們，就是我們的寇讎。這是天地不易之理。
當著兩川“博買務”在“榷茶”時剝奪了茶農生存的權利，茶農們是有理由要一個說法的。
宋太宗下《罪己詔》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順之變”後，大宋王朝給出了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宋太宗下《罪己詔》。
意味深長的是，這個《罪己詔》頒發在張詠知益州之前。
《罪己詔》由翰林學士錢若水起草，太宗看後，親自改動，內容多為引咎自責，語氣深切。很多材料保留了這份《罪己詔》。文字大略為：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警予！
朕任命巴蜀的地方官不合格，是因為自己看人不明，結果導致本來應該是“親民”的官吏，反而不能行惠政、施和氣；而那些稅務官員們，只知道刻薄侵削百姓，以此作為政績，結果是損害了百姓利益，讓庶民成為叛逆。想想這種“失德”，原因都在朕一個人身上。我要改過，重新做起，並永遠記著這個沉痛的前車之鑑！而今而後，希望能以此自我警戒！
文中最大的亮色有兩個：一個說巴蜀民變，原因是地方官的作惡；而地方官的作惡，是由於我趙炅用人不明；另一個說我趙炅“失德”，但我會改，並以此為深刻教訓。
這類《罪己詔》，是帝國秩序與聖賢教誨的雙重產物。它對認識大宋政治秩序以及帝國治理的文明運作，不失為一個經典案例。無論帝國還是酋長國，共和國還是民主國，都會犯錯誤，但犯錯誤肯認罪、認錯，這個罪錯就可以得到天道人心的原諒；如果不能認罪認錯，那就恆定的是一種罪惡或錯誤。聖賢有言：“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言：“知恥近乎勇。”又言：“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張詠記住了太宗的《罪己詔》，在治蜀時，成就卓著。
也可以把這份《罪己詔》看作是王小波、李順用自己的方式，逼迫大宋帝國做出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