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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點，我醒過來，回想起和她的爭執，意識到這恰恰證明她根本沒看到北約向俄羅斯擴張有什麼錯。這倒讓我進一步意識到，我完全沒能有力地擺出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如果波蘭的行為在西方民意中獲得勝利，如果我無法讓瑪麗恩（和我的妻子）看到這種行為的錯誤之處及其暗含的可怕風險，那麼我作為一名官員或者一名公眾人物的活動，其整體主旨一定會被當作錯誤和無用的。那就等於承認我的觀點、我的工作、我的人生全部土崩瓦解。
從凌晨一點到五點，我一直躺在床上沉思。我問自己：該對瑪麗恩說些什麼？我能想到的只有如下蒼白的幾句話：“瑪麗恩，我對現在發生的事感到很傷心。除了新冷戰之外我找不到更確切的詞來形容現在的局勢，結果或許會非常糟糕，而且將終結俄羅斯實現切實可行的民主的努力。我也完全看到了，俄羅斯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間尚能為雙方所接受的關係，最終一定會落個極為不幸而又毫無意義的結局。”
● 9月7日，普林斯頓
剛剛過去的這個星期，到處是英國王妃黛安娜不幸身亡的消息。此事引起如此大的反響，真是讓人費解。在我看來，對於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想要找到這個離奇的現象背後的原因，都算得上是一項挑戰……
我只能說，這個消息在公眾中引起這麼大的反響完全是拜電視和計算機所賜。這兩種物件兒對公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年輕人應該知道什麼叫成熟，什麼叫責任了。毫無疑問，民眾眼下對此事的強烈反應折射出一種集體式的歇斯底里，這種心態非常值得關注。這種不正常的興奮始終是一種危險現象。當它受到電視媒體的宣傳和鼓勵時，就會變得尤其危險……畢竟，絕大多數對王妃之死反應強烈的人，只在熒幕上見過她的形象，從未見過黛安娜本人。換句話說，他們與王妃之間的所有關係都是間接的。但這恰恰就是電視的使命，不負責任地向民眾傳遞間接的情感刺激，然後讓觀眾以不同方式去迎接這些刺激。其結果就是心智不成熟者的數量大幅增加，助長了“偷窺者”毫無意義的好奇心，對人們在生活中遇到的真正的困難和挑戰，卻無法給出答案。
● 11月4日
在《紐約書評》上讀到西奧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的一篇文章，是關於四五十年前的希斯—錢伯斯事件的。[20]當時我對這個事件非常感興趣，不僅是因為希斯是當時美國東部權勢集團的寵兒，也是艾奇遜面前的第一紅人，更是因為他陪伴陰鬱的羅斯福完成了最後一次雅爾達之旅，他對俄羅斯一無所知，卻被允許站在總統身旁，就如何面對史達林提供建議，而奇普·波倫卻基本被當成翻譯。我也因為莫斯科寒冷的冬天生病在床，留在當地，由大使館臨時照顧，無法進一步獲知總統及其隨行人員的想法，更別提商量什麼事了。
後來，在50年代，惠特克·錢伯斯控告希斯的案件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並被（尤其被理察·尼克森）當成攻擊民主黨“自由主義者”的工具。我被這場紛爭深深吸引，甚至搜集了一些揭露該案件的書籍。畢竟，所謂唆使和控制希斯的共產主義涉及蘇聯。
總之，我從來沒信任過這兩個人。他們將各自的角色演繹得太過完美了。作為新政的擁護者，希斯聰明睿智，前途無量，是眾人艷羨的對象，他在喬治城擁有房產，還能輕而易舉地走進羅斯福的世界。而錢伯斯由於要痛改前非，一度以純潔和勇敢的形象示人，以表達與共產主義徹底決裂的決心。通過這種高調的憤怒的表態，他讓自己獲得了解脫。為了獻身於真理，除了揭露和告發自己昔日在“共產黨陰謀集團”的同志之外，他別無選擇。任何一個對俄羅斯共產黨情報機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這些招數太過低級，根本沒有人會相信。
● 12月2日，普林斯頓
我做了一個夢，把自己嚇醒了，我從來沒有被這種夢驚醒過……夢境很清晰，我回到了五十多年以前。夢裡還營造了我當年真實經歷過的一個情感困境。不過，在夢境中它顯得並不真實。困境出現的背景極其優美，也極其恐怖：詭異的夜半時分，在一處寬廣、寒冷、荒蕪、沒有盡頭的高原上，出現一個微小的身影，漸漸遠去，直至消失，無約無束，不顧一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自縛手腳。如果說有人能救得了他，那麼我也可以施以援手，但周圍的環境阻止我這麼做。這就是我的困境……我沒能（也許還沒強大到）去救他。
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是我整個情感世界裡的一個致命缺陷，它長期伴隨著我，只要我活著就伴隨著我……我被難解的困境折磨得心力憔悴。我很懼怕這種情緒。它全然無情的刺痛仍然伴隨著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可怕。
1998年
凱南對自己以及比爾·柯林頓總統的不當性行為都做了評判，後者正努力擺脫與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醜聞。在1993年的著作《崎嶇山路》里，凱南仔細思考了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問題。
● 3月8日，普林斯頓
柯林頓先生與白宮猶太女實習生[21]之間的性醜聞真讓人難以忍受，齷齪和無聊的報導每天都在增加，我相信此事最終會不了了之。我找不到理由來改變自己的觀點，三個星期以前，在這個小插曲剛出現的時候，我對安娜莉絲說：我認為柯林頓先生應該辭職，我認為一個男人無法做到兩全其美，要避免這種合法的騷擾，同時又要完美地履行正常的總統職責。但是，他在應對這次挑戰時犯了嚴重的錯誤，現在沒人幫得了他了。
從凌晨一點到五點，我一直躺在床上沉思。我問自己：該對瑪麗恩說些什麼？我能想到的只有如下蒼白的幾句話：“瑪麗恩，我對現在發生的事感到很傷心。除了新冷戰之外我找不到更確切的詞來形容現在的局勢，結果或許會非常糟糕，而且將終結俄羅斯實現切實可行的民主的努力。我也完全看到了，俄羅斯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間尚能為雙方所接受的關係，最終一定會落個極為不幸而又毫無意義的結局。”
● 9月7日，普林斯頓
剛剛過去的這個星期，到處是英國王妃黛安娜不幸身亡的消息。此事引起如此大的反響，真是讓人費解。在我看來，對於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想要找到這個離奇的現象背後的原因，都算得上是一項挑戰……
我只能說，這個消息在公眾中引起這麼大的反響完全是拜電視和計算機所賜。這兩種物件兒對公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年輕人應該知道什麼叫成熟，什麼叫責任了。毫無疑問，民眾眼下對此事的強烈反應折射出一種集體式的歇斯底里，這種心態非常值得關注。這種不正常的興奮始終是一種危險現象。當它受到電視媒體的宣傳和鼓勵時，就會變得尤其危險……畢竟，絕大多數對王妃之死反應強烈的人，只在熒幕上見過她的形象，從未見過黛安娜本人。換句話說，他們與王妃之間的所有關係都是間接的。但這恰恰就是電視的使命，不負責任地向民眾傳遞間接的情感刺激，然後讓觀眾以不同方式去迎接這些刺激。其結果就是心智不成熟者的數量大幅增加，助長了“偷窺者”毫無意義的好奇心，對人們在生活中遇到的真正的困難和挑戰，卻無法給出答案。
● 11月4日
在《紐約書評》上讀到西奧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的一篇文章，是關於四五十年前的希斯—錢伯斯事件的。[20]當時我對這個事件非常感興趣，不僅是因為希斯是當時美國東部權勢集團的寵兒，也是艾奇遜面前的第一紅人，更是因為他陪伴陰鬱的羅斯福完成了最後一次雅爾達之旅，他對俄羅斯一無所知，卻被允許站在總統身旁，就如何面對史達林提供建議，而奇普·波倫卻基本被當成翻譯。我也因為莫斯科寒冷的冬天生病在床，留在當地，由大使館臨時照顧，無法進一步獲知總統及其隨行人員的想法，更別提商量什麼事了。
後來，在50年代，惠特克·錢伯斯控告希斯的案件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並被（尤其被理察·尼克森）當成攻擊民主黨“自由主義者”的工具。我被這場紛爭深深吸引，甚至搜集了一些揭露該案件的書籍。畢竟，所謂唆使和控制希斯的共產主義涉及蘇聯。
總之，我從來沒信任過這兩個人。他們將各自的角色演繹得太過完美了。作為新政的擁護者，希斯聰明睿智，前途無量，是眾人艷羨的對象，他在喬治城擁有房產，還能輕而易舉地走進羅斯福的世界。而錢伯斯由於要痛改前非，一度以純潔和勇敢的形象示人，以表達與共產主義徹底決裂的決心。通過這種高調的憤怒的表態，他讓自己獲得了解脫。為了獻身於真理，除了揭露和告發自己昔日在“共產黨陰謀集團”的同志之外，他別無選擇。任何一個對俄羅斯共產黨情報機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這些招數太過低級，根本沒有人會相信。
● 12月2日，普林斯頓
我做了一個夢，把自己嚇醒了，我從來沒有被這種夢驚醒過……夢境很清晰，我回到了五十多年以前。夢裡還營造了我當年真實經歷過的一個情感困境。不過，在夢境中它顯得並不真實。困境出現的背景極其優美，也極其恐怖：詭異的夜半時分，在一處寬廣、寒冷、荒蕪、沒有盡頭的高原上，出現一個微小的身影，漸漸遠去，直至消失，無約無束，不顧一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自縛手腳。如果說有人能救得了他，那麼我也可以施以援手，但周圍的環境阻止我這麼做。這就是我的困境……我沒能（也許還沒強大到）去救他。
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是我整個情感世界裡的一個致命缺陷，它長期伴隨著我，只要我活著就伴隨著我……我被難解的困境折磨得心力憔悴。我很懼怕這種情緒。它全然無情的刺痛仍然伴隨著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可怕。
1998年
凱南對自己以及比爾·柯林頓總統的不當性行為都做了評判，後者正努力擺脫與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醜聞。在1993年的著作《崎嶇山路》里，凱南仔細思考了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問題。
● 3月8日，普林斯頓
柯林頓先生與白宮猶太女實習生[21]之間的性醜聞真讓人難以忍受，齷齪和無聊的報導每天都在增加，我相信此事最終會不了了之。我找不到理由來改變自己的觀點，三個星期以前，在這個小插曲剛出現的時候，我對安娜莉絲說：我認為柯林頓先生應該辭職，我認為一個男人無法做到兩全其美，要避免這種合法的騷擾，同時又要完美地履行正常的總統職責。但是，他在應對這次挑戰時犯了嚴重的錯誤，現在沒人幫得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