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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發展成為東西方之間全面的，甚至完全沒有必要的災難性決裂，實際上等於重新進入冷戰狀態。
此外，儘管我一直在談期望，但我認為現在所謂的中東“和平進程”不會有讓人滿意的結果。以色列仍然堅持它目前的立場，這將使其日益受到穆斯林鄰居們的孤立，但在特定條件下，並不是所有國家都願意將自己變成以色列的敵人。如果以上種種問題都惡化為地區性軍事衝突，我國將不得不承擔起沉重的軍事責任。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某些政客希望這種狀況出現，但這有可能使民意以最糟糕和最痛苦的方式發生分裂。
我悲觀的預期已經夠多了，就讓我們期待最好的結果吧，但是要做最壞的打算，隨機應變。
● 1月28日
在後冷戰期時代，我們政府做過最錯誤的決定就是積極推進北約東擴至俄羅斯邊界。我覺得我應該公開表達這一觀點，但如果不事先通知我在政府中的幾個朋友，以及幾個可能成為朋友的人，那就是我的不對了。就算他們不聽我的勸告，至少也得到了一個修正路線的機會。
為了盡力做到公平，整個上午我前思後想，想為這個巨大的錯誤找一個理由。可是我沒有找到。政府對這種蠢行的堅持讓我看到，我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所做出的努力——尋找一個讓偉大的俄羅斯人民與我們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合理區間——已經失敗。
我是多麼衰老！多麼虛弱！多麼無助！
● 2月3日
去信斯特羅布·塔爾伯特，警告他我決意公開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正如現在計劃的那樣）。我還致信《紐約時報》（出乎我意料的是，報社竟然滿懷感激地接受了它），周末之前就可能見報。我無法預料它會引起什麼樣的反響。也許有人會希望我到華盛頓去，和我探討這個問題，但我對此表示懷疑。他們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就大張旗鼓地拋出了他們的觀點，所以我也必須旗幟鮮明地亮出我的觀點。讓他們看看，怎樣才能從自己製造的一片混亂中解脫出來。
● 2月8日
在這個即時通信的時代里，《紐約時報》專欄引起的反應讓人驚詫不已。文章刊發的前一天，一家名為《每周關注》（Die Woche）的德國雜誌就發來傳真，希望選登文章部分內容。接著，我又收到格蕾絲辦公室的消息，她（大概是從聖彼得堡）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她聽說了此事。同一天晚些時候，正在莫斯科與葉爾欽短暫會晤的法國總理發表聲明，建議近期舉行一次北約成員國領導人會議。我確信這一聲明與我的文章純屬巧合，但不管怎麼說，現在應該是發表文章的最佳時機。我有一種感覺，我的此次干預即使無法改變美國的政策，至少也會使政策制定者放慢他們的腳步……
● 4月15日
約翰·加迪斯要去耶魯大學任教了，我猜他到了那裡會很忙，也會更受到重視，更加開心。但對於我來說，我有點兒擔心。我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和他簽訂過一份簡短的協議，我授權他做我的傳記作者。我知道，這些年他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採訪了我的大部分家人（除了克里斯多福）以及與我關係密切的朋友，並且把這些材料收集到一起，我猜材料已經堆積如山了。但在此期間，我還沒有發現他已經開始撰寫傳記的跡象。
我知道這沒什麼好意外的。很顯然，他準備在我去世以後再開始撰寫，根據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我本該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但我也意識到，在這漫長的時間裡，他的地位和聲望已經大不相同，由從前俄亥俄州小地方的謙遜學者成為今天享有盛譽的大學者。這一切都意味著，在這個國家裡他要承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不僅有學術界本身的壓力，也包括來自媒體的壓力，尤其是電視媒體，他們對素材的渴望永遠沒有盡頭。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還願意肩負起撰寫傳記的任務。我擔心他不願意了，除非我幫他一個忙，現在立馬死掉，好讓他在即將到來的春季和夏季，在耶魯大學開學之前開始寫作——不，上帝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以後一直像今天狀態這麼好，就更不可能了），而且一定時間內，也未必有這種可能。
● 7月11日，索倫霍斯
新聞上報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馬德里舉行了會議，會議正式決定批准波蘭、捷克共和國和匈牙利成為該組織成員國，這個消息讓我極度沮喪。會議召開的時候，我們正經歷著折磨人的飛行。我當然要公開表達我對北約批准這一舉措的不同觀點……
有人問，俄羅斯會怎樣看待這件事？新的成員國加入北約以後，有哪些相應的工作要做？怎樣才能確保與俄羅斯達成和解，向俄羅斯保證無須擔心，北約東擴沒有軍事意圖？
● 7月31日
在我的記憶里，過去的二十四小時是我最不開心的一段時間。
首先，過去一個多星期以來，我逐漸認識到自己正在發生變化。身體、精神和情緒都在快速衰退。情況已經惡化到這個地步：除了體質退化以外，我的記憶和思維恐怕也無法再保持連貫了……
再加上這些（在某種程度上說可能就是個插曲）悲傷和痛苦，昨晚成了一個非常難熬的夜晚。白天，我因為別的事打電話給瑪麗恩·多恩霍夫，無意間提到波蘭對俄羅斯的憎恨，這立即引起了她的強烈反應，我知道在某些問題上，她根本不同意我的觀點。
此外，儘管我一直在談期望，但我認為現在所謂的中東“和平進程”不會有讓人滿意的結果。以色列仍然堅持它目前的立場，這將使其日益受到穆斯林鄰居們的孤立，但在特定條件下，並不是所有國家都願意將自己變成以色列的敵人。如果以上種種問題都惡化為地區性軍事衝突，我國將不得不承擔起沉重的軍事責任。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某些政客希望這種狀況出現，但這有可能使民意以最糟糕和最痛苦的方式發生分裂。
我悲觀的預期已經夠多了，就讓我們期待最好的結果吧，但是要做最壞的打算，隨機應變。
● 1月28日
在後冷戰期時代，我們政府做過最錯誤的決定就是積極推進北約東擴至俄羅斯邊界。我覺得我應該公開表達這一觀點，但如果不事先通知我在政府中的幾個朋友，以及幾個可能成為朋友的人，那就是我的不對了。就算他們不聽我的勸告，至少也得到了一個修正路線的機會。
為了盡力做到公平，整個上午我前思後想，想為這個巨大的錯誤找一個理由。可是我沒有找到。政府對這種蠢行的堅持讓我看到，我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所做出的努力——尋找一個讓偉大的俄羅斯人民與我們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合理區間——已經失敗。
我是多麼衰老！多麼虛弱！多麼無助！
● 2月3日
去信斯特羅布·塔爾伯特，警告他我決意公開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正如現在計劃的那樣）。我還致信《紐約時報》（出乎我意料的是，報社竟然滿懷感激地接受了它），周末之前就可能見報。我無法預料它會引起什麼樣的反響。也許有人會希望我到華盛頓去，和我探討這個問題，但我對此表示懷疑。他們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就大張旗鼓地拋出了他們的觀點，所以我也必須旗幟鮮明地亮出我的觀點。讓他們看看，怎樣才能從自己製造的一片混亂中解脫出來。
● 2月8日
在這個即時通信的時代里，《紐約時報》專欄引起的反應讓人驚詫不已。文章刊發的前一天，一家名為《每周關注》（Die Woche）的德國雜誌就發來傳真，希望選登文章部分內容。接著，我又收到格蕾絲辦公室的消息，她（大概是從聖彼得堡）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她聽說了此事。同一天晚些時候，正在莫斯科與葉爾欽短暫會晤的法國總理發表聲明，建議近期舉行一次北約成員國領導人會議。我確信這一聲明與我的文章純屬巧合，但不管怎麼說，現在應該是發表文章的最佳時機。我有一種感覺，我的此次干預即使無法改變美國的政策，至少也會使政策制定者放慢他們的腳步……
● 4月15日
約翰·加迪斯要去耶魯大學任教了，我猜他到了那裡會很忙，也會更受到重視，更加開心。但對於我來說，我有點兒擔心。我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和他簽訂過一份簡短的協議，我授權他做我的傳記作者。我知道，這些年他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採訪了我的大部分家人（除了克里斯多福）以及與我關係密切的朋友，並且把這些材料收集到一起，我猜材料已經堆積如山了。但在此期間，我還沒有發現他已經開始撰寫傳記的跡象。
我知道這沒什麼好意外的。很顯然，他準備在我去世以後再開始撰寫，根據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我本該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但我也意識到，在這漫長的時間裡，他的地位和聲望已經大不相同，由從前俄亥俄州小地方的謙遜學者成為今天享有盛譽的大學者。這一切都意味著，在這個國家裡他要承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不僅有學術界本身的壓力，也包括來自媒體的壓力，尤其是電視媒體，他們對素材的渴望永遠沒有盡頭。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還願意肩負起撰寫傳記的任務。我擔心他不願意了，除非我幫他一個忙，現在立馬死掉，好讓他在即將到來的春季和夏季，在耶魯大學開學之前開始寫作——不，上帝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以後一直像今天狀態這麼好，就更不可能了），而且一定時間內，也未必有這種可能。
● 7月11日，索倫霍斯
新聞上報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馬德里舉行了會議，會議正式決定批准波蘭、捷克共和國和匈牙利成為該組織成員國，這個消息讓我極度沮喪。會議召開的時候，我們正經歷著折磨人的飛行。我當然要公開表達我對北約批准這一舉措的不同觀點……
有人問，俄羅斯會怎樣看待這件事？新的成員國加入北約以後，有哪些相應的工作要做？怎樣才能確保與俄羅斯達成和解，向俄羅斯保證無須擔心，北約東擴沒有軍事意圖？
● 7月31日
在我的記憶里，過去的二十四小時是我最不開心的一段時間。
首先，過去一個多星期以來，我逐漸認識到自己正在發生變化。身體、精神和情緒都在快速衰退。情況已經惡化到這個地步：除了體質退化以外，我的記憶和思維恐怕也無法再保持連貫了……
再加上這些（在某種程度上說可能就是個插曲）悲傷和痛苦，昨晚成了一個非常難熬的夜晚。白天，我因為別的事打電話給瑪麗恩·多恩霍夫，無意間提到波蘭對俄羅斯的憎恨，這立即引起了她的強烈反應，我知道在某些問題上，她根本不同意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