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頁
同時，我也對聖奧古斯汀與上帝之間過於私密的關係感到不安，因為這種關係暗示著，神把關心和注意力過多地傾注在一個人身上……上帝的仁慈和理解是普及天下的，而不是給予某一個人的，一定還有更多人需要這種仁愛和寬容，因為他們也一定會經歷最關鍵、最無助的時刻。不可否認，你聖奧古斯汀在自己所屬的時代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你為了引起上帝的注意而向他聲稱你很重要，但是以上帝的標準來看，你並沒有那麼重要，那是你自封的。
我可能已經接近了褻瀆聖靈的邊緣，但關於這個問題，我不禁又想起了一個小故事。我聽說在英格蘭某地，有一張宗教海報，上面只簡單地寫了五個字“耶穌救救我”，有個褻瀆神明的人（或許他是個真正虔誠的教徒？）加上了幾個字：“耶穌很忙，自己想辦法吧。”
[凱南一家接受朋友萊利夫婦的邀請，去緬因州度假。］● 8月28日，緬因州，諾斯黑文這棟小別墅里珍藏著很多書籍，我們體貼的女主人蘿拉·萊利為我挑選了一本根據錄音整理出版的訪談錄……我隨意翻看，一下子看到了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沃爾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遜的訪談，這些人都是我在政策規劃室期間的知名人士。當然，我最熟悉的是艾奇遜，其他兩位偶爾也會遇到，交談過幾句：我幾次碰到李普曼，和法蘭克福特見過一次（這對我們雙方都無足輕重）。由於我比他們都年輕，又長期在艾奇遜手下做事，因此我很敬佩他們在各自領域的聲望和權威。現在我自己也小有名氣了，我自認為擁有了跟他們當年一樣的地位，這也讓我回想起自己對他們的尊重和順從，對於當時那麼年輕的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我自然也應當收斂我的銳氣。現在，我在腦海中回想著，在那些早已遠去的日子裡，我如何看待他們，他們如何看待我。
法蘭克福特，我很少注意他：他有敏捷而咄咄逼人的法律頭腦，當然，他也是由律師們控制的政治中心裡一個老謀深算而令人敬畏的外來人。不過，他既不是一個哲學家，也不是一個有性格的人。
至於李普曼，他是一個將新聞事業做到了極致的人，也是一位頭腦聰明、學識令人欽佩的優秀作家。我將他稱為自由主義博學家，他外表看起來溫和友善，但內心冷漠，還抱有古怪的防禦心理。他在分析公共問題時具有非常成熟的判斷力和寫作風格，但是，迫於身為專欄作家的壓力，他寫得太頻繁，作品也太多，他那令人恐懼的犀利風格有時會將他自己帶入怪圈，直到他發現原來他在追著自己的尾巴轉。李普曼對我非常憤恨，因為我高調地寫了那篇署名“X”的文章，並發表在他基於某種個人原因發誓不再投稿的《外交》季刊上。他認為自己才是這個領域的權威評論者，像我這樣乳臭未乾的無名小輩，竟然寫出一篇如此轟動的文章，無異於對他的挑戰和挑釁。我一直都對他尊重有加，當然，這麼多年來，他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睿智的對手，他尖銳但合理的批評帶給我的好處比傷害多得多。
艾奇遜則完全不同。我將他視為最值得尊敬的人，並且我們在國務院共事時，我對他更為尊敬，甚至遠遠地對他抱著喜愛之情（之所以說遠，是因為我們在年齡和地位上有很大的差距）。很多時候他被看成一個冷漠而傲慢的人，當他認為一個人不稱職時，只需輕輕地動一下嘴唇，這個人就被辭掉了，而他的看法並不總是公正。其實，在相對較小的圈子中，他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圈子裡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親和力和感染力。事實上，他是一個極不討人喜歡但又極為忠誠的人，所有這些都讓我對他肅然起敬。
艾奇遜接受的教育、訓練和職業經歷，使得他處處以法律為準繩。他的世界是美國律師和法官的世界，也是美國政治體系的世界，而律師和法官又恰恰都深深涉入這個體系當中。畢竟，我們的政治體系是依靠法律決策來維持運轉的，而不是通過大量的行政裁量來實現的，行政裁量是大部分歐洲國家所採用的管理方式。因此，艾奇遜幾乎認識不到他作為國務院帶頭人的管理責任。在與人溝通的時候，他不帶一絲的繁文縟節，而官僚作風正是國務院特有的風氣。他對駐外事務處毫無了解，當時處里很多人認為，這裡是個等級森嚴、紀律嚴明的體系，就像陸軍或海軍一樣。至少在理論上，他一定知道自己在這個機構當中擁有最高的、直接的行政管理權，可他很難像機構中的其他人一樣重視這種權力，他不用比公民更高的標準來要求下屬，認為我們只要服從於法律、法院以及政治體系的運作就行了，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樣……因此，當國務院官員偶爾與執政黨中的當權人物在工作方式上發生衝突時，比如“中國通”事件[15]，就別指望艾奇遜能夠代表國務院或者以國務卿的身份來保護他的官員了。不是還有法律和法院在嗎？
● 12月12日，普林斯頓
也許這是最後一篇，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我總是抽不出時間來關注日記？我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答案是：因為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把時間優先用於給他人回信以及完成其他寫作任務上，以上種種使清理辦公桌成了一件完全不切實際的事情。我該回歸日記本了。當然了，接下來我又想到，我的書桌從來就沒有徹底清理過，我也從來沒打算徹底清理它。這就意味著，作為我與自己溝通交流的特殊工具，這部日記永遠實現不了它的最終目的，除非我把與自己的交流看得比與他人交流更加重要，其實這未嘗不可，尤其在目前這種環境下，對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這種目的或許是可以理解的。
我可能已經接近了褻瀆聖靈的邊緣，但關於這個問題，我不禁又想起了一個小故事。我聽說在英格蘭某地，有一張宗教海報，上面只簡單地寫了五個字“耶穌救救我”，有個褻瀆神明的人（或許他是個真正虔誠的教徒？）加上了幾個字：“耶穌很忙，自己想辦法吧。”
[凱南一家接受朋友萊利夫婦的邀請，去緬因州度假。］● 8月28日，緬因州，諾斯黑文這棟小別墅里珍藏著很多書籍，我們體貼的女主人蘿拉·萊利為我挑選了一本根據錄音整理出版的訪談錄……我隨意翻看，一下子看到了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沃爾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遜的訪談，這些人都是我在政策規劃室期間的知名人士。當然，我最熟悉的是艾奇遜，其他兩位偶爾也會遇到，交談過幾句：我幾次碰到李普曼，和法蘭克福特見過一次（這對我們雙方都無足輕重）。由於我比他們都年輕，又長期在艾奇遜手下做事，因此我很敬佩他們在各自領域的聲望和權威。現在我自己也小有名氣了，我自認為擁有了跟他們當年一樣的地位，這也讓我回想起自己對他們的尊重和順從，對於當時那麼年輕的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我自然也應當收斂我的銳氣。現在，我在腦海中回想著，在那些早已遠去的日子裡，我如何看待他們，他們如何看待我。
法蘭克福特，我很少注意他：他有敏捷而咄咄逼人的法律頭腦，當然，他也是由律師們控制的政治中心裡一個老謀深算而令人敬畏的外來人。不過，他既不是一個哲學家，也不是一個有性格的人。
至於李普曼，他是一個將新聞事業做到了極致的人，也是一位頭腦聰明、學識令人欽佩的優秀作家。我將他稱為自由主義博學家，他外表看起來溫和友善，但內心冷漠，還抱有古怪的防禦心理。他在分析公共問題時具有非常成熟的判斷力和寫作風格，但是，迫於身為專欄作家的壓力，他寫得太頻繁，作品也太多，他那令人恐懼的犀利風格有時會將他自己帶入怪圈，直到他發現原來他在追著自己的尾巴轉。李普曼對我非常憤恨，因為我高調地寫了那篇署名“X”的文章，並發表在他基於某種個人原因發誓不再投稿的《外交》季刊上。他認為自己才是這個領域的權威評論者，像我這樣乳臭未乾的無名小輩，竟然寫出一篇如此轟動的文章，無異於對他的挑戰和挑釁。我一直都對他尊重有加，當然，這麼多年來，他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睿智的對手，他尖銳但合理的批評帶給我的好處比傷害多得多。
艾奇遜則完全不同。我將他視為最值得尊敬的人，並且我們在國務院共事時，我對他更為尊敬，甚至遠遠地對他抱著喜愛之情（之所以說遠，是因為我們在年齡和地位上有很大的差距）。很多時候他被看成一個冷漠而傲慢的人，當他認為一個人不稱職時，只需輕輕地動一下嘴唇，這個人就被辭掉了，而他的看法並不總是公正。其實，在相對較小的圈子中，他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圈子裡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親和力和感染力。事實上，他是一個極不討人喜歡但又極為忠誠的人，所有這些都讓我對他肅然起敬。
艾奇遜接受的教育、訓練和職業經歷，使得他處處以法律為準繩。他的世界是美國律師和法官的世界，也是美國政治體系的世界，而律師和法官又恰恰都深深涉入這個體系當中。畢竟，我們的政治體系是依靠法律決策來維持運轉的，而不是通過大量的行政裁量來實現的，行政裁量是大部分歐洲國家所採用的管理方式。因此，艾奇遜幾乎認識不到他作為國務院帶頭人的管理責任。在與人溝通的時候，他不帶一絲的繁文縟節，而官僚作風正是國務院特有的風氣。他對駐外事務處毫無了解，當時處里很多人認為，這裡是個等級森嚴、紀律嚴明的體系，就像陸軍或海軍一樣。至少在理論上，他一定知道自己在這個機構當中擁有最高的、直接的行政管理權，可他很難像機構中的其他人一樣重視這種權力，他不用比公民更高的標準來要求下屬，認為我們只要服從於法律、法院以及政治體系的運作就行了，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樣……因此，當國務院官員偶爾與執政黨中的當權人物在工作方式上發生衝突時，比如“中國通”事件[15]，就別指望艾奇遜能夠代表國務院或者以國務卿的身份來保護他的官員了。不是還有法律和法院在嗎？
● 12月12日，普林斯頓
也許這是最後一篇，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我總是抽不出時間來關注日記？我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答案是：因為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把時間優先用於給他人回信以及完成其他寫作任務上，以上種種使清理辦公桌成了一件完全不切實際的事情。我該回歸日記本了。當然了，接下來我又想到，我的書桌從來就沒有徹底清理過，我也從來沒打算徹底清理它。這就意味著，作為我與自己溝通交流的特殊工具，這部日記永遠實現不了它的最終目的，除非我把與自己的交流看得比與他人交流更加重要，其實這未嘗不可，尤其在目前這種環境下，對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這種目的或許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