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頁
● 2月4日
我接受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電話訪問，主要回答了三個問題。事先我已經請他們將題目發給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提的問題關於歷史和冷戰的起源，而非關於我本人。這些問題本身就體現出了廣播電台工作人員歷史知識的匱乏，就連聰明的編輯們也不例外。很明顯，提問者對當時的蘇美關係知之甚少，甚至受到了後來右翼思想的影響，認為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上故意將波蘭和東歐送到了史達林手中，任由他處置。對於這一點，現在已經有大量證據（單是奇普·波倫的一本書[14]就足夠了）證明這種說法站不住腳。我們之所以目睹（而不是導致了）蘇聯進入東歐並在當地鞏固他們可怕的高壓政策，實際上主要是因為：（a）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及其同僚致命的天真；（b）我們的政府成功地說服大多數美國人相信，史達林當局是心地善良的，他們的戰時目標跟我們其實沒什麼不同；（c）最重要的一點，我們的軍方領導人不可救藥地執意在戰爭中不關注任何政治因素。順便說一句，最後這一項得到白宮大力支持，很大原因在於羅斯福堅信，他只要抽時間去跟史達林談一談，就能讓後者收斂自己的個性，讓一隻豹子改變本性。
● 3月9日
在紐約的晚宴上，只有兩位來自其他領域的客人：大名鼎鼎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和他的夫人蘇珊。當然了，他即便不是世界首富，也肯定是第三或者第四富有的人。我自然也聽說過他，但是對他所知甚少，也很好奇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讓我驚喜的是，我發現他是一個可愛謙遜的中歐人，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對中歐和東歐問題了如指掌，特別是對當前的局勢、問題和相關重要人物的判斷非常精準。晚宴後，我們進行了長時間愉快的交談。我開始懷疑，他能與我如此放鬆而得體地交談，是因為他將我與他見過的其他人做了對比，然後發現我對他的錢沒有任何企圖，我之所以欣賞他（無論如何，我希望他能夠感受到這一點）不是因為他擁有什麼，而是因為他的為人。
● 4月4日
今天早晨起來，感覺非常難受……上午，現任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伯特打來電話，說總統希望我陪同他參加在阿靈頓國家公墓舉行的二戰勝利紀念儀式，並於當晚乘總統專機飛往莫斯科，陪同他出席在俄羅斯舉行的紀念二戰結束的慶典……
我當然願意隨同前往。畢竟，在那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我是作為一名資深美國官員出現在莫斯科的。應邀參加慶典將帶給我極大的滿足感，這不僅僅是因為在那個歷史性的時刻，我將站在克里姆林宮的門柱下面對遊行慶祝的俄羅斯群眾，還因為這一次我是克里姆林宮政府的貴客，而不是以往一直被定性的危險敵人。
● 4月8日
我在做思想鬥爭，要不要參加柯林頓總統即將開始的莫斯科之旅。大家都力勸我隨同前往（安娜莉絲除外，她明智地不發表任何建議，只是告訴我，如果我要去，她期望陪我一起去）。這個周末，克里斯多福帶著他的小兒子奧利弗來了。克里斯多福的反應尤其強烈，他說這事令人興奮，會振奮我的精神，此行會非常愉快。格雷絲也持相同意見。如果我試著告訴他們我心有餘而力不足，他們會說：“唉，您已經說過多少遍了。”如果我去看醫生（星期三去過一次），他們會說，除了心跳有點兒虛弱，膝蓋關節有點兒炎症之外，沒再發現其他毛病。可是每天早晨，我起床的時候，身體狀況總是令我忍不住對自己說：“不行，絕對不行。我絕不應該冒這個險。”
● 6月8日
這個星期，我被學術工作和法國網球公開賽折磨得一塌糊塗。不幸的是，法網公開賽每天只在上午播放部分比賽的實況，而這恰恰又是我唯一能夠用來好好寫作的時段。觀看高質量的網球賽是我唯一有些輕佻的業餘愛好。難道一個人不應該有一種愛好嗎？只有這種愛好，才能讓我們在這狂熱而絕望的時代中保持清醒的頭腦。
● 6月12日
可憐的老俄羅斯啊。其實俄羅斯真正的移民很少，因此也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俄羅斯人大流散。國外公開敘寫這種大流散的人中肯定有90％來自俄羅斯（或者他們的父母來自俄羅斯）並在西方定居，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俄羅斯人，而是一些猶太人、波蘭人、德裔波羅的海人或者其他接近但絕非俄羅斯血統的人。一般來說，這些人就算不憎恨俄羅斯，也非常厭惡它，他們希望與西方觀念影響下的人們分享他們的感受。美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中，極少有人對俄羅斯這個國家有著濃厚興趣並希望它受到公平對待，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像我這樣的人幫不了俄羅斯人，對於俄羅斯是什麼，人們並不是真的感興趣。
● 7月5日，索倫霍斯
來的時候帶了一本聖奧古斯汀的《懺悔錄》（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此刻我正沉醉其中……我發現在他的大量懺悔中，其實有相當多的內容關注的是人類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而涉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內容少之又少。這一點我無法贊同，我想弄清楚的是，是不是一個人在他短暫的一生中，不論對上帝做出多麼有益的貢獻，也無法讓他的同胞為之所動。
我接受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電話訪問，主要回答了三個問題。事先我已經請他們將題目發給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提的問題關於歷史和冷戰的起源，而非關於我本人。這些問題本身就體現出了廣播電台工作人員歷史知識的匱乏，就連聰明的編輯們也不例外。很明顯，提問者對當時的蘇美關係知之甚少，甚至受到了後來右翼思想的影響，認為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上故意將波蘭和東歐送到了史達林手中，任由他處置。對於這一點，現在已經有大量證據（單是奇普·波倫的一本書[14]就足夠了）證明這種說法站不住腳。我們之所以目睹（而不是導致了）蘇聯進入東歐並在當地鞏固他們可怕的高壓政策，實際上主要是因為：（a）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及其同僚致命的天真；（b）我們的政府成功地說服大多數美國人相信，史達林當局是心地善良的，他們的戰時目標跟我們其實沒什麼不同；（c）最重要的一點，我們的軍方領導人不可救藥地執意在戰爭中不關注任何政治因素。順便說一句，最後這一項得到白宮大力支持，很大原因在於羅斯福堅信，他只要抽時間去跟史達林談一談，就能讓後者收斂自己的個性，讓一隻豹子改變本性。
● 3月9日
在紐約的晚宴上，只有兩位來自其他領域的客人：大名鼎鼎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和他的夫人蘇珊。當然了，他即便不是世界首富，也肯定是第三或者第四富有的人。我自然也聽說過他，但是對他所知甚少，也很好奇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讓我驚喜的是，我發現他是一個可愛謙遜的中歐人，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對中歐和東歐問題了如指掌，特別是對當前的局勢、問題和相關重要人物的判斷非常精準。晚宴後，我們進行了長時間愉快的交談。我開始懷疑，他能與我如此放鬆而得體地交談，是因為他將我與他見過的其他人做了對比，然後發現我對他的錢沒有任何企圖，我之所以欣賞他（無論如何，我希望他能夠感受到這一點）不是因為他擁有什麼，而是因為他的為人。
● 4月4日
今天早晨起來，感覺非常難受……上午，現任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伯特打來電話，說總統希望我陪同他參加在阿靈頓國家公墓舉行的二戰勝利紀念儀式，並於當晚乘總統專機飛往莫斯科，陪同他出席在俄羅斯舉行的紀念二戰結束的慶典……
我當然願意隨同前往。畢竟，在那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我是作為一名資深美國官員出現在莫斯科的。應邀參加慶典將帶給我極大的滿足感，這不僅僅是因為在那個歷史性的時刻，我將站在克里姆林宮的門柱下面對遊行慶祝的俄羅斯群眾，還因為這一次我是克里姆林宮政府的貴客，而不是以往一直被定性的危險敵人。
● 4月8日
我在做思想鬥爭，要不要參加柯林頓總統即將開始的莫斯科之旅。大家都力勸我隨同前往（安娜莉絲除外，她明智地不發表任何建議，只是告訴我，如果我要去，她期望陪我一起去）。這個周末，克里斯多福帶著他的小兒子奧利弗來了。克里斯多福的反應尤其強烈，他說這事令人興奮，會振奮我的精神，此行會非常愉快。格雷絲也持相同意見。如果我試著告訴他們我心有餘而力不足，他們會說：“唉，您已經說過多少遍了。”如果我去看醫生（星期三去過一次），他們會說，除了心跳有點兒虛弱，膝蓋關節有點兒炎症之外，沒再發現其他毛病。可是每天早晨，我起床的時候，身體狀況總是令我忍不住對自己說：“不行，絕對不行。我絕不應該冒這個險。”
● 6月8日
這個星期，我被學術工作和法國網球公開賽折磨得一塌糊塗。不幸的是，法網公開賽每天只在上午播放部分比賽的實況，而這恰恰又是我唯一能夠用來好好寫作的時段。觀看高質量的網球賽是我唯一有些輕佻的業餘愛好。難道一個人不應該有一種愛好嗎？只有這種愛好，才能讓我們在這狂熱而絕望的時代中保持清醒的頭腦。
● 6月12日
可憐的老俄羅斯啊。其實俄羅斯真正的移民很少，因此也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俄羅斯人大流散。國外公開敘寫這種大流散的人中肯定有90％來自俄羅斯（或者他們的父母來自俄羅斯）並在西方定居，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俄羅斯人，而是一些猶太人、波蘭人、德裔波羅的海人或者其他接近但絕非俄羅斯血統的人。一般來說，這些人就算不憎恨俄羅斯，也非常厭惡它，他們希望與西方觀念影響下的人們分享他們的感受。美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中，極少有人對俄羅斯這個國家有著濃厚興趣並希望它受到公平對待，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像我這樣的人幫不了俄羅斯人，對於俄羅斯是什麼，人們並不是真的感興趣。
● 7月5日，索倫霍斯
來的時候帶了一本聖奧古斯汀的《懺悔錄》（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此刻我正沉醉其中……我發現在他的大量懺悔中，其實有相當多的內容關注的是人類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而涉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內容少之又少。這一點我無法贊同，我想弄清楚的是，是不是一個人在他短暫的一生中，不論對上帝做出多麼有益的貢獻，也無法讓他的同胞為之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