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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大家的溢美之詞令我受寵若驚，想不出合適的措辭來回應。
● 2月25日，普林斯頓
我沮喪地發現自己連起床都起不來了。兩條腿不聽使喚，頭暈得厲害，無法站立或行走。安娜莉絲看我的病情不見好轉，就叫韋醫生過來。他大約在晚上七點來到家裡，經過一番檢查，他最後確診我患了中風。
● 3月24日
我已經連續兩個上午一直在辦公室工作了，回復了一大堆來信（另一大堆還躺在那裡，而且數量每天都在增加）。應邀為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新書作序。收到亨利·基辛格一本長達五百九十頁的書稿，他還從辦公室打電話過來，約我在世紀酒店共進午餐（他請我吃飯的目的是什麼呢？）……現在，我正在跟辦公室新安裝的電話系統做鬥爭，那是最先進的設備，複雜點兒的功能我都不會用，也不打算去學了……4月下旬，我還要去參加美國哲學學會的上半年度會議。
換句話說，我的生活完全恢復到九十歲生日和中風之前的忙碌狀態，更確切地說，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狀態，絲毫沒有因為我的年齡和身體而打折扣。剛過去的五天裡，我感到極其難受，有時甚至到了崩潰的邊緣。可是今天下午去看了心臟病專家，診斷結果是一切安好，每天服幾粒藥丸即可；另外，不用太束縛自己，一如既往地生活就好。顯然，如果我瀕臨死亡的話，那麼只有我自己能注意到這一點。
● 6月29日，索倫霍斯
大約一個星期之前，我聽說總統的撰稿人羅伯特·布爾斯丁先生（Robert Boorstin）（據我所知他是國會圖書館館長的侄子）想要拜訪我。為了什麼事呢？總統馬上要去里加與波羅的海三國總統會晤，之前提到要我陪同前往，如果我確實去不了的話，他們也想通過隨行人員帶去我對里加大使館全體工作人員的問候。這個想法一下子提醒了我，雖然現在健康狀況不是很好，我還是按照要求起草了一封問候信。奧斯陸大使館第一秘書到我這裡進行了一次短暫的訪問，討論了這些事並接收了我的親筆問候信，隨後就離開了。
之後我起草了一份兩三頁的文件，內容包括我對波羅的海國家現狀，以及它們與俄羅斯關係的看法，這些都是總統到達里加之後極有可能被問及的問題，這份文件也以同樣方式送了出去。也許這些文件永遠都到不了總統面前，但是我年紀太大了，也不太在乎這些事情了。我仍然太像一個外交官，太像一個政府的公僕，就算不受待見也不忘自己的使命。
● 7月2日
今年夏天我來這裡的時候，帶了好幾本《莎士比亞文集》，並下定決心，只要時間允許，我會將它們通讀一遍。現在，我第一次比較認真和完整地開始閱讀文集中的第一部戲劇：《暴風雨》……問題是，莎士比亞本質上到底是不是一個基督徒，在與人同形同性的諸神影響下形成的、富於悲劇色彩的希臘的人性觀念有沒有深刻地影響到他。我將帶著這些問題繼續讀下去。
● 7月7日
我接到布爾斯丁先生打來的電話，他非常興奮，說我擬寫的那份見解獨到的文件已經通過奧斯陸大使館轉交到總統手中，他已經組織政府的專家進行論證，現在僅論證完成四分之一，總統希望通過布爾斯丁對我的一番苦心表示感謝。
[在接下來的日記中，凱南回顧了國務院近期為他舉辦的一次慶祝晚宴。］● 10月14日，普林斯頓當然，我無法做到整個晚上都那麼淡定從容。多年前的一個夏日，就是在這棟樓里，杜勒斯先生隨隨便便地把我解僱了，就此結束了我在駐外事務處二十六年的職業生涯，當時除了五樓那個可愛迷人的接待員外，整棟樓里沒有一個熟人來道別。
[凱南到巴貝多度假。］
● 12月28日，巴貝多
內心被我最後一本書的命運攪得憂鬱不安。它在全國暢銷了好幾個星期，看起來越是遠離華盛頓和紐約的地方（有一個例外：阿瑟·施萊辛格在《紐約書評》上對本書給予了極高評價），書越是賣得好。好像各地讀者都在傳閱，唯獨兩個圈子除外：媒體和政府。我這是在對心不在焉、充耳不聞的傢伙白費心機。
1995年
對俄羅斯強烈的感情依然影響著凱南的思想。車臣叛亂以及俄羅斯眾多專家的種族偏見令他深感擔憂。比爾·柯林頓總統即將前往莫斯科，參加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勝利五十周年慶典活動。總統邀請凱南陪同前往，這讓他興奮不已。然而，最後他還是委婉地拒絕了邀請，很顯然，他怕虛弱的身體趁機給他一個下馬威。
他的思想依然深邃和敏銳。在紀念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五十周年的公開辯論中，凱南沉靜地回應說，1945年8月發生的事情，根本問題在於“我們對自己應盡的義務——我們覺得對這樣一個國家採取這樣的行動是合適和得當的”。我們應該“忍耐自己的戰鬥豪情，同意去考察一下日本接受妥協……的可能性”。[12]他深刻剖析了聖奧古斯汀、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13]、沃爾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遜。當他意識到自己疏於記錄日記的時候，也試著做出解釋。
● 1月13日，普林斯頓
目前針對車臣展開的行動有欠考慮，這越來越令我感到沮喪和擔憂。我對車臣沒有好感，對於他們的民族主義抱負也毫不同情，但是遠有更好的方式來掌控現在的局勢。危言聳聽的預言隨處可聞，說民主政治要在俄羅斯終結了，說葉爾欽會利用這個機會徹底實現獨裁。我也懷疑這種事情會發生，或者說有可能會發生。經歷了過去六年間發生的一切，事情已經鬧得不可收拾，這種強加給俄羅斯民眾的懲罰將會遭遇多種形式的阻擾和反抗。
● 2月25日，普林斯頓
我沮喪地發現自己連起床都起不來了。兩條腿不聽使喚，頭暈得厲害，無法站立或行走。安娜莉絲看我的病情不見好轉，就叫韋醫生過來。他大約在晚上七點來到家裡，經過一番檢查，他最後確診我患了中風。
● 3月24日
我已經連續兩個上午一直在辦公室工作了，回復了一大堆來信（另一大堆還躺在那裡，而且數量每天都在增加）。應邀為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新書作序。收到亨利·基辛格一本長達五百九十頁的書稿，他還從辦公室打電話過來，約我在世紀酒店共進午餐（他請我吃飯的目的是什麼呢？）……現在，我正在跟辦公室新安裝的電話系統做鬥爭，那是最先進的設備，複雜點兒的功能我都不會用，也不打算去學了……4月下旬，我還要去參加美國哲學學會的上半年度會議。
換句話說，我的生活完全恢復到九十歲生日和中風之前的忙碌狀態，更確切地說，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狀態，絲毫沒有因為我的年齡和身體而打折扣。剛過去的五天裡，我感到極其難受，有時甚至到了崩潰的邊緣。可是今天下午去看了心臟病專家，診斷結果是一切安好，每天服幾粒藥丸即可；另外，不用太束縛自己，一如既往地生活就好。顯然，如果我瀕臨死亡的話，那麼只有我自己能注意到這一點。
● 6月29日，索倫霍斯
大約一個星期之前，我聽說總統的撰稿人羅伯特·布爾斯丁先生（Robert Boorstin）（據我所知他是國會圖書館館長的侄子）想要拜訪我。為了什麼事呢？總統馬上要去里加與波羅的海三國總統會晤，之前提到要我陪同前往，如果我確實去不了的話，他們也想通過隨行人員帶去我對里加大使館全體工作人員的問候。這個想法一下子提醒了我，雖然現在健康狀況不是很好，我還是按照要求起草了一封問候信。奧斯陸大使館第一秘書到我這裡進行了一次短暫的訪問，討論了這些事並接收了我的親筆問候信，隨後就離開了。
之後我起草了一份兩三頁的文件，內容包括我對波羅的海國家現狀，以及它們與俄羅斯關係的看法，這些都是總統到達里加之後極有可能被問及的問題，這份文件也以同樣方式送了出去。也許這些文件永遠都到不了總統面前，但是我年紀太大了，也不太在乎這些事情了。我仍然太像一個外交官，太像一個政府的公僕，就算不受待見也不忘自己的使命。
● 7月2日
今年夏天我來這裡的時候，帶了好幾本《莎士比亞文集》，並下定決心，只要時間允許，我會將它們通讀一遍。現在，我第一次比較認真和完整地開始閱讀文集中的第一部戲劇：《暴風雨》……問題是，莎士比亞本質上到底是不是一個基督徒，在與人同形同性的諸神影響下形成的、富於悲劇色彩的希臘的人性觀念有沒有深刻地影響到他。我將帶著這些問題繼續讀下去。
● 7月7日
我接到布爾斯丁先生打來的電話，他非常興奮，說我擬寫的那份見解獨到的文件已經通過奧斯陸大使館轉交到總統手中，他已經組織政府的專家進行論證，現在僅論證完成四分之一，總統希望通過布爾斯丁對我的一番苦心表示感謝。
[在接下來的日記中，凱南回顧了國務院近期為他舉辦的一次慶祝晚宴。］● 10月14日，普林斯頓當然，我無法做到整個晚上都那麼淡定從容。多年前的一個夏日，就是在這棟樓里，杜勒斯先生隨隨便便地把我解僱了，就此結束了我在駐外事務處二十六年的職業生涯，當時除了五樓那個可愛迷人的接待員外，整棟樓里沒有一個熟人來道別。
[凱南到巴貝多度假。］
● 12月28日，巴貝多
內心被我最後一本書的命運攪得憂鬱不安。它在全國暢銷了好幾個星期，看起來越是遠離華盛頓和紐約的地方（有一個例外：阿瑟·施萊辛格在《紐約書評》上對本書給予了極高評價），書越是賣得好。好像各地讀者都在傳閱，唯獨兩個圈子除外：媒體和政府。我這是在對心不在焉、充耳不聞的傢伙白費心機。
1995年
對俄羅斯強烈的感情依然影響著凱南的思想。車臣叛亂以及俄羅斯眾多專家的種族偏見令他深感擔憂。比爾·柯林頓總統即將前往莫斯科，參加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勝利五十周年慶典活動。總統邀請凱南陪同前往，這讓他興奮不已。然而，最後他還是委婉地拒絕了邀請，很顯然，他怕虛弱的身體趁機給他一個下馬威。
他的思想依然深邃和敏銳。在紀念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五十周年的公開辯論中，凱南沉靜地回應說，1945年8月發生的事情，根本問題在於“我們對自己應盡的義務——我們覺得對這樣一個國家採取這樣的行動是合適和得當的”。我們應該“忍耐自己的戰鬥豪情，同意去考察一下日本接受妥協……的可能性”。[12]他深刻剖析了聖奧古斯汀、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13]、沃爾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遜。當他意識到自己疏於記錄日記的時候，也試著做出解釋。
● 1月13日，普林斯頓
目前針對車臣展開的行動有欠考慮，這越來越令我感到沮喪和擔憂。我對車臣沒有好感，對於他們的民族主義抱負也毫不同情，但是遠有更好的方式來掌控現在的局勢。危言聳聽的預言隨處可聞，說民主政治要在俄羅斯終結了，說葉爾欽會利用這個機會徹底實現獨裁。我也懷疑這種事情會發生，或者說有可能會發生。經歷了過去六年間發生的一切，事情已經鬧得不可收拾，這種強加給俄羅斯民眾的懲罰將會遭遇多種形式的阻擾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