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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6日，普林斯頓
我意識到在剛過去的這個秋天裡，出於某種原因我沒能定期記日記，我決定利用研究所的幾天聖誕假期，書面總結一下過去三四個月來都做了什麼……
應斯特羅布·塔爾伯特的邀請去了一趟華盛頓，與政府各部門裡在業務層面上非常關心俄羅斯事務的人交流，還參加了斯特羅布在家中為國務卿沃倫·克里斯多夫先生（Warren Christopher）舉辦的晚宴。有人可能會問，我還能向形形色色的人就有關俄羅斯問題提供什麼建議，我已經有四十年的時間沒有正式參與過俄羅斯事務了，每天也主要是通過新聞來了解那個國家的動態，而與我見面的這些人對俄羅斯事務了如指掌。他們大多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每個人的能力都局限在特定的領域。在交流結束後，斯特羅布說他們非常感謝我提的建議，並向我保證，我的話能幫助他們從自己無法企及的高度來看待整個問題。我猜想，這恰恰是因為我在很大程度上遠離了這些事務。至於國務卿，先前我與他頂多算是點頭之交，但在這種更加親切的氛圍當中，我發現相較於他在媒體和公眾面前表現出的政府代理人形象，他本人更溫和，也更有魅力。總而言之，我很慶幸能利用這次機會結識華盛頓目前負責俄羅斯事務的人員。畢竟，我也在美國駐外事務處工作了二十六年，對自己經歷的那些形勢還有感覺。我更願意與他們建立起私交和互信，而不是感覺自己被當成了一個受到敵視和猜疑的局外人……
在高級研究所，我談到俄羅斯遭受的重創，包括社會層面的、精神層面的甚至基因層面的。蘇聯共產黨統治了俄羅斯人民七十多年，這讓他們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讓他們倒退了多麼遠，現在留下的只有一個在遺傳和經濟上都極度匱乏混亂的群體，動盪不安，顏面盡失，心靈受創，自信喪失，沒有一個領袖能夠給人民以信心。如果一個人無法理解這樣的背景並將它銘記在心，他就不可能理解，在那個飽受重創、精神萎靡的國家裡正在發生什麼……
幾個月前，柯林頓先生在西雅圖多國首腦會議上公開談到，二戰結束後我們取得的一些成就要歸功於“杜魯門、馬歇爾和凱南這樣高瞻遠矚的人”，雖然我們三個未必算得上“高瞻遠矚”，但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激動的評價……
有兩種現象最讓我擔憂，它們緊密相連，折射出我們絕大多數人的精神和情感狀態。首先，放縱和墮落已經占據了我們的絕大部分社會和文化生活：大部分新聞、電子通信和文化的輸出都掌控在娛樂業手中，娛樂業再以近乎壟斷的方式將它們用於可怕的用途，製造知識水平低下的節目，還創造出傷風敗俗的色情產業，讓人們病態地沉溺於性和暴力，甚至要求賦予同性戀以榮耀，認可那種生活方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總的來說，對於這些怪胎的滋長，政府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缺少道德上的引領。
除此之外，另一種現象更令我惶恐不已，它印證了我們絕大多數人，尤其是大學裡的年輕教師和部分學生的真實情緒是何等脆弱。在我的眼中，“政治正確”這種帶有傳染性的歇斯底里簡直令人匪夷所思，這種歇斯底里也成了某種現象的必然要素，那就是幽默感的整體喪失。實際上，這種現象已經遠遠超出了我上面提到的範圍，也瀰漫於全部或部分雜誌、政治漫畫、學生運動賽事以及大量電影和電視節目中。我一直將有能力欣賞和享受諷刺與荒誕視為精神和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對我們這些傳承美國本土文化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因此，我只能將它的普遍喪失視作這樣一種信號，即人們在精神和智識生活上出現了令人不安的重大問題。
這一切給我的印象是，我們的社會患上了一種嚴重的疾病。我無法想像，在一個將大部分文化領導權下放給電子媒體的國度里，哪裡能找到根治這種疾病的良藥。
● 2月7日
這段時間真是非常勞累。我拼命地想將兩張桌子上堆積如山的文件清理出來，其中一張在辦公室，另一張在家裡，考慮到現在距離我的九十歲生日宴會只有不到十天了，應該放下手中永遠都做不完的工作，體面而親切地處理紛至沓來的各種請求，去做一些別人希望我做的事情。我想做好充分的準備，在生日那天輕裝上陣：沒有遺留未予兌現的承諾和不曾答覆的來信，也沒有留下對他人應盡而未盡的義務。上個周末，我一直在準備這項工作，甚至犧牲了去教堂的時間。我一度以為已經接近成功的邊緣，至少辦公室的桌子已經像模像樣。但我還是失敗了：今天中午，桌子又被新的文件鋪滿，其中有一些還比較急。
● 2月15日，紐約市
外交關係協會舉辦的生日晚會足足來了一百多位客人，其中80％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考慮到本次晚宴對我來說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所以我覺得在此應該介紹幾位參加晚宴的嘉賓。晚宴本應由萊斯利·格爾伯[10]主持，但實際主持的是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彼得·塔爾諾夫（Peter Tarnoff）和外交關係協會主席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
我與現任駐聯合國大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相鄰而坐，我猜她是代表白宮來的。她高聲朗讀了總統給我的親筆信，並把信交給了我。隨後又有人朗讀一封信並交給我（遺憾的是，我忘記遞信的是誰了），那是國務卿克里斯多夫先生的親筆信，內容同樣親切，他同時還授予我“國務院傑出貢獻獎”（我相信這是國務院能夠給予個人的最高認可）。接下來由皮特·彼得森宣布，以我的名字在協會創辦俄羅斯研究獎，已籌到約一百萬美元資金……其間最讓人感動的是馬歇爾·舒爾曼[11]的祝酒詞，他讓大家注意到我作為一個學者所做出的貢獻。
我意識到在剛過去的這個秋天裡，出於某種原因我沒能定期記日記，我決定利用研究所的幾天聖誕假期，書面總結一下過去三四個月來都做了什麼……
應斯特羅布·塔爾伯特的邀請去了一趟華盛頓，與政府各部門裡在業務層面上非常關心俄羅斯事務的人交流，還參加了斯特羅布在家中為國務卿沃倫·克里斯多夫先生（Warren Christopher）舉辦的晚宴。有人可能會問，我還能向形形色色的人就有關俄羅斯問題提供什麼建議，我已經有四十年的時間沒有正式參與過俄羅斯事務了，每天也主要是通過新聞來了解那個國家的動態，而與我見面的這些人對俄羅斯事務了如指掌。他們大多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每個人的能力都局限在特定的領域。在交流結束後，斯特羅布說他們非常感謝我提的建議，並向我保證，我的話能幫助他們從自己無法企及的高度來看待整個問題。我猜想，這恰恰是因為我在很大程度上遠離了這些事務。至於國務卿，先前我與他頂多算是點頭之交，但在這種更加親切的氛圍當中，我發現相較於他在媒體和公眾面前表現出的政府代理人形象，他本人更溫和，也更有魅力。總而言之，我很慶幸能利用這次機會結識華盛頓目前負責俄羅斯事務的人員。畢竟，我也在美國駐外事務處工作了二十六年，對自己經歷的那些形勢還有感覺。我更願意與他們建立起私交和互信，而不是感覺自己被當成了一個受到敵視和猜疑的局外人……
在高級研究所，我談到俄羅斯遭受的重創，包括社會層面的、精神層面的甚至基因層面的。蘇聯共產黨統治了俄羅斯人民七十多年，這讓他們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讓他們倒退了多麼遠，現在留下的只有一個在遺傳和經濟上都極度匱乏混亂的群體，動盪不安，顏面盡失，心靈受創，自信喪失，沒有一個領袖能夠給人民以信心。如果一個人無法理解這樣的背景並將它銘記在心，他就不可能理解，在那個飽受重創、精神萎靡的國家裡正在發生什麼……
幾個月前，柯林頓先生在西雅圖多國首腦會議上公開談到，二戰結束後我們取得的一些成就要歸功於“杜魯門、馬歇爾和凱南這樣高瞻遠矚的人”，雖然我們三個未必算得上“高瞻遠矚”，但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激動的評價……
有兩種現象最讓我擔憂，它們緊密相連，折射出我們絕大多數人的精神和情感狀態。首先，放縱和墮落已經占據了我們的絕大部分社會和文化生活：大部分新聞、電子通信和文化的輸出都掌控在娛樂業手中，娛樂業再以近乎壟斷的方式將它們用於可怕的用途，製造知識水平低下的節目，還創造出傷風敗俗的色情產業，讓人們病態地沉溺於性和暴力，甚至要求賦予同性戀以榮耀，認可那種生活方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總的來說，對於這些怪胎的滋長，政府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缺少道德上的引領。
除此之外，另一種現象更令我惶恐不已，它印證了我們絕大多數人，尤其是大學裡的年輕教師和部分學生的真實情緒是何等脆弱。在我的眼中，“政治正確”這種帶有傳染性的歇斯底里簡直令人匪夷所思，這種歇斯底里也成了某種現象的必然要素，那就是幽默感的整體喪失。實際上，這種現象已經遠遠超出了我上面提到的範圍，也瀰漫於全部或部分雜誌、政治漫畫、學生運動賽事以及大量電影和電視節目中。我一直將有能力欣賞和享受諷刺與荒誕視為精神和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對我們這些傳承美國本土文化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因此，我只能將它的普遍喪失視作這樣一種信號，即人們在精神和智識生活上出現了令人不安的重大問題。
這一切給我的印象是，我們的社會患上了一種嚴重的疾病。我無法想像，在一個將大部分文化領導權下放給電子媒體的國度里，哪裡能找到根治這種疾病的良藥。
● 2月7日
這段時間真是非常勞累。我拼命地想將兩張桌子上堆積如山的文件清理出來，其中一張在辦公室，另一張在家裡，考慮到現在距離我的九十歲生日宴會只有不到十天了，應該放下手中永遠都做不完的工作，體面而親切地處理紛至沓來的各種請求，去做一些別人希望我做的事情。我想做好充分的準備，在生日那天輕裝上陣：沒有遺留未予兌現的承諾和不曾答覆的來信，也沒有留下對他人應盡而未盡的義務。上個周末，我一直在準備這項工作，甚至犧牲了去教堂的時間。我一度以為已經接近成功的邊緣，至少辦公室的桌子已經像模像樣。但我還是失敗了：今天中午，桌子又被新的文件鋪滿，其中有一些還比較急。
● 2月15日，紐約市
外交關係協會舉辦的生日晚會足足來了一百多位客人，其中80％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考慮到本次晚宴對我來說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所以我覺得在此應該介紹幾位參加晚宴的嘉賓。晚宴本應由萊斯利·格爾伯[10]主持，但實際主持的是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彼得·塔爾諾夫（Peter Tarnoff）和外交關係協會主席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
我與現任駐聯合國大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相鄰而坐，我猜她是代表白宮來的。她高聲朗讀了總統給我的親筆信，並把信交給了我。隨後又有人朗讀一封信並交給我（遺憾的是，我忘記遞信的是誰了），那是國務卿克里斯多夫先生的親筆信，內容同樣親切，他同時還授予我“國務院傑出貢獻獎”（我相信這是國務院能夠給予個人的最高認可）。接下來由皮特·彼得森宣布，以我的名字在協會創辦俄羅斯研究獎，已籌到約一百萬美元資金……其間最讓人感動的是馬歇爾·舒爾曼[11]的祝酒詞，他讓大家注意到我作為一個學者所做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