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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6日，農場
動身去農場過感恩節的時候，我從普林斯頓家中的書架上選了一本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書，準備帶到農場去讀，這本書之前還沒翻過。[5]事實上，我是帶著濃厚的興趣讀完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它自身的價值（跟尼布爾的其他作品一樣，它的深度令人欽佩），還因為它給我的新書帶來了巨大的啟迪。[6]
我非常激動地發現，在對人類境況的洞察方面，我與尼布爾有很多觀點不謀而合。在我陳述的觀點當中，究竟有多少是受了尼布爾其他作品的啟發和引導，我還說不好。當然，我肯定是受到了他的深刻影響，這一點毋庸置疑。從手中的這本書來看，我感覺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勝他一籌，但這也只是因為他已經去世幾十年了，其間的發展變化讓我們接觸到了更紛繁複雜的現實，而這些現實在他那個時代還不那麼明顯……
我們都認為，群體的衝動更具危險性，而個人則容易對這種危險性產生應激反應。我原本以為自己對這一因素的認識是獨創的，但我驚喜地發現尼布爾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儘管他的觀點不如我的深刻，或者說他沒有賦予這一觀點更加重要的意義。
● 12月9日，普林斯頓
電視正直播海軍陸戰隊在索馬利亞登陸的實況。此時，非洲已經迎來了又一個灰暗的黎明……我認為本次行動是美國政策的嚴重失誤；出於對自己的公平起見，就算只是為了這本日記，此時此刻我也應該記錄下我持這一觀點的原因。
我們被告知，這次行動的目的是接管運輸通道，同時確保食物安全送到饑民手中……這種補給線路勢必受到武裝團伙和個人的騷擾，導致大量食品還沒運到目的地就被掠奪一空或者丟失……那麼，我們的援助行動為什麼不受歡迎呢？首先，因為我們的政府採取了一種有限而簡單的方式，試圖藉此解決一個廣泛而複雜的問題……我們力圖改變的現狀實際上有深刻的根源，那就是索馬利亞人民目前根本沒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整個領土範圍內沒有一個政府。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饑荒部分是由乾旱造成的（電視裡是這樣講的），此外還因為人口過剩，以及缺少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治理混亂的局面……
只有建立一個統治全部領土的政權，才有可能扭轉這種糟糕的局面，這個政權必須強硬，並且意志堅決。它不可能是一個民主政權，因為在饑寒交迫的人群當中，不可能具備實行民主政體必備的先決條件。我們此次行動根本沒有改變這種局面的把握……
第二，這是一次代價異常昂貴的嘗試。我們投入的美元，即便不夠數以億計，也絕對以千萬計。這無疑讓我們原本就負債纍纍的祖國雪上加霜……國內還有很多地方需要資金，尤其是我們的城市環境以及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建設之所以停滯不前，就是因為缺少資金……
把美國武裝部隊派遣到遠離國土的地方執行任務，這實際上是在另一個國家進行的大型治安行動，而那裡的情況與美國的安全利益毫無瓜葛。顯然，我們的開國元勛永遠都不會設想，或者說永遠都不會認可這種事情。如果說這是美國的傳統，那也只能說是最近才有的傳統。
● 12月14日
最近幾天，我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抑鬱情緒中：這一次不是時常困擾我的疾病在作祟，而是我對身邊的美國文化產生了一種極端的厭惡。然而，外部環境不可能有多大的改變，因此我猜測，這種狀況反覆出現可能與我身體上的某種變化有關。
我多麼渴望去鄉下生活，在那種真正的鄉下，如果還能找到這種地方的話。但是，我想那樣的生活會讓安娜莉絲感到非常沮喪，她的痛苦絕不會比我現在少。
1993年
凱南畢生都在尋求對美國的內政外交施加影響。隨著他思考政治和個人哲學的著作《崎嶇山路》大獲成功，他的人生抱負驟然之間得以再次實現。
1月，普林斯頓新書的首篇書評出現在今天的《紐約時報》書評版上。這不是一篇認真嚴肅的評論。如果作者[喬治·威爾（George Will）］讀完了整本書的話，就不會做出這樣的評論了。書評不乏善意，卻缺少嚴肅和認真，在我看來他仿佛在表達這樣一種觀點：“凱南不是一個壞老頭兒。我們對他寬容一些吧。畢竟每個老人性格上都有些怪異的地方，他的怪異之處很有趣。”
當然了，我還是挺高興，這篇評論不算討厭。可我的想法是，人們在讀過這本書後，我寧願被重視它的人嚴厲地批評，也不願意被輕視它的人屈尊紆貴地寬容。
● 1月22日
總統的就職儀式搞得像一場歡快的全國嘉年華，不過也相當精彩。尤其是柯林頓夫婦陪同布希先生走向直升機，祝福他回歸私人生活的場景深深感染了我。閱兵儀式後，柯林頓先生和夫人在白宮接見了約六百人的代表團，這些人是從全國各地的應徵者中挑選出來的。總統和夫人對大家，特別是對孩子們充滿了慈愛與尊重。事實上，跟隨（而且是緊緊跟隨）這一切而來的是第二天殘忍的“日常政治活動”。不過，這歡慶的典禮，平平常常地發生在一個如此廣闊的國家裡，還是彰顯了某種壯麗輝煌。有那麼一瞬間，我幾乎無法抑制住自己的淚水……我沉浸在自豪和對祖國的熱愛之中，我很少允許自己去享受這種情感。
動身去農場過感恩節的時候，我從普林斯頓家中的書架上選了一本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書，準備帶到農場去讀，這本書之前還沒翻過。[5]事實上，我是帶著濃厚的興趣讀完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它自身的價值（跟尼布爾的其他作品一樣，它的深度令人欽佩），還因為它給我的新書帶來了巨大的啟迪。[6]
我非常激動地發現，在對人類境況的洞察方面，我與尼布爾有很多觀點不謀而合。在我陳述的觀點當中，究竟有多少是受了尼布爾其他作品的啟發和引導，我還說不好。當然，我肯定是受到了他的深刻影響，這一點毋庸置疑。從手中的這本書來看，我感覺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勝他一籌，但這也只是因為他已經去世幾十年了，其間的發展變化讓我們接觸到了更紛繁複雜的現實，而這些現實在他那個時代還不那麼明顯……
我們都認為，群體的衝動更具危險性，而個人則容易對這種危險性產生應激反應。我原本以為自己對這一因素的認識是獨創的，但我驚喜地發現尼布爾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儘管他的觀點不如我的深刻，或者說他沒有賦予這一觀點更加重要的意義。
● 12月9日，普林斯頓
電視正直播海軍陸戰隊在索馬利亞登陸的實況。此時，非洲已經迎來了又一個灰暗的黎明……我認為本次行動是美國政策的嚴重失誤；出於對自己的公平起見，就算只是為了這本日記，此時此刻我也應該記錄下我持這一觀點的原因。
我們被告知，這次行動的目的是接管運輸通道，同時確保食物安全送到饑民手中……這種補給線路勢必受到武裝團伙和個人的騷擾，導致大量食品還沒運到目的地就被掠奪一空或者丟失……那麼，我們的援助行動為什麼不受歡迎呢？首先，因為我們的政府採取了一種有限而簡單的方式，試圖藉此解決一個廣泛而複雜的問題……我們力圖改變的現狀實際上有深刻的根源，那就是索馬利亞人民目前根本沒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整個領土範圍內沒有一個政府。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饑荒部分是由乾旱造成的（電視裡是這樣講的），此外還因為人口過剩，以及缺少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治理混亂的局面……
只有建立一個統治全部領土的政權，才有可能扭轉這種糟糕的局面，這個政權必須強硬，並且意志堅決。它不可能是一個民主政權，因為在饑寒交迫的人群當中，不可能具備實行民主政體必備的先決條件。我們此次行動根本沒有改變這種局面的把握……
第二，這是一次代價異常昂貴的嘗試。我們投入的美元，即便不夠數以億計，也絕對以千萬計。這無疑讓我們原本就負債纍纍的祖國雪上加霜……國內還有很多地方需要資金，尤其是我們的城市環境以及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建設之所以停滯不前，就是因為缺少資金……
把美國武裝部隊派遣到遠離國土的地方執行任務，這實際上是在另一個國家進行的大型治安行動，而那裡的情況與美國的安全利益毫無瓜葛。顯然，我們的開國元勛永遠都不會設想，或者說永遠都不會認可這種事情。如果說這是美國的傳統，那也只能說是最近才有的傳統。
● 12月14日
最近幾天，我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抑鬱情緒中：這一次不是時常困擾我的疾病在作祟，而是我對身邊的美國文化產生了一種極端的厭惡。然而，外部環境不可能有多大的改變，因此我猜測，這種狀況反覆出現可能與我身體上的某種變化有關。
我多麼渴望去鄉下生活，在那種真正的鄉下，如果還能找到這種地方的話。但是，我想那樣的生活會讓安娜莉絲感到非常沮喪，她的痛苦絕不會比我現在少。
1993年
凱南畢生都在尋求對美國的內政外交施加影響。隨著他思考政治和個人哲學的著作《崎嶇山路》大獲成功，他的人生抱負驟然之間得以再次實現。
1月，普林斯頓新書的首篇書評出現在今天的《紐約時報》書評版上。這不是一篇認真嚴肅的評論。如果作者[喬治·威爾（George Will）］讀完了整本書的話，就不會做出這樣的評論了。書評不乏善意，卻缺少嚴肅和認真，在我看來他仿佛在表達這樣一種觀點：“凱南不是一個壞老頭兒。我們對他寬容一些吧。畢竟每個老人性格上都有些怪異的地方，他的怪異之處很有趣。”
當然了，我還是挺高興，這篇評論不算討厭。可我的想法是，人們在讀過這本書後，我寧願被重視它的人嚴厲地批評，也不願意被輕視它的人屈尊紆貴地寬容。
● 1月22日
總統的就職儀式搞得像一場歡快的全國嘉年華，不過也相當精彩。尤其是柯林頓夫婦陪同布希先生走向直升機，祝福他回歸私人生活的場景深深感染了我。閱兵儀式後，柯林頓先生和夫人在白宮接見了約六百人的代表團，這些人是從全國各地的應徵者中挑選出來的。總統和夫人對大家，特別是對孩子們充滿了慈愛與尊重。事實上，跟隨（而且是緊緊跟隨）這一切而來的是第二天殘忍的“日常政治活動”。不過，這歡慶的典禮，平平常常地發生在一個如此廣闊的國家裡，還是彰顯了某種壯麗輝煌。有那麼一瞬間，我幾乎無法抑制住自己的淚水……我沉浸在自豪和對祖國的熱愛之中，我很少允許自己去享受這種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