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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我都認識，與其中一些關係還不錯，但我從未真正成為他們所謂的喬治城中的一員。大多時候我都囊中羞澀，留在城裡的時間也少。戰後，我通常都不在城裡度周末，而是回農場，因此錯過了參加周末聚會的所有機會。不過，不只是這個原因。拋開個人感情不說，只從工作方面講，雖然有些朋友很了解我，但是他們看我的眼光多少帶著些懷疑。約瑟夫·艾爾索普本身就是一位優秀的作家，他認為他的思想與我等量齊觀，對我的觀點也尊重有加。除此之外，他對我知之甚少，他自以為了解的東西絕大多數都是錯的。奇普·波倫，他不是一個優秀的寫作者，對於作品的寫法與內容是否相得益彰也根本不關心，如果單就我們對俄羅斯的共同興趣來說，雖然彼此間爭論不止，但他還是待我如兄弟，一直非常關心我，生怕我在那個遙遠的國度對時事做出不恰當的解釋。迪安·艾奇遜跟艾爾索普一樣，認為我是一名優秀的作家，但對我的才能有些懷疑，認為我的才能不適合用在政治和法律的世界，這可是他的主場。我猜想，我在他心目中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但從來都不是一個能讓他像尊重法律一樣來尊重的角色。在他的思維里，沒有什麼比法律更加完美和高尚；美國的外交事務甚至從來就沒進入過他的視野。在他們，以及其他所有人看來，我仿佛一直在地平線上猶豫彷徨，只是一個偶然出現在社交場合的怪人，過度緊張，無法放鬆，難以歸類，雖然在某些方面贏得他們的尊敬，但這種尊敬里摻雜著戒心。他們認為自己永遠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放棄固有的基調，或者以其他方式打破常規。他們沒有錯。我也永遠不了解我自己……
根據我的《生活隨筆》部分章節改編的戲劇，成為今晚聚會上唯一令人不愉快的事。聚會的主人——一個猶太人轉向我，不悅地小聲批評劇里與德國人有關的章節。我迷惑不解，回答說也許她應該通篇讀完再下定論，她沒有回答，轉身走了。我還是一頭的霧水，不知道她指的究竟是哪一部分。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當我在柏林第一次看到猶太人時，對他們身上的黃色標誌感到非常驚奇，她指的不可能是這部分；要不然就是因為我說我看到很多德國人也被同樣的場景震驚和迷惑了（事實的確如此）。至於其他部分：難道是我同情柏林廢墟中那幾個仍然相信仙女的德國小孩，這冒犯了她？如果是這樣，這件事就真的麻煩了，因為對孩子感到絕望，就是對文明喪失信心。再不然就是因為我對西方盟軍在漢堡大轟炸中奪去了七萬五千名來自各行各業的男女老少的生命表達了憤怒之情？她難道以為我不知道德國人也炸毀了大量城市，納粹軍人也屠殺了無數無辜的生靈嗎？但是我沒有解釋，也沒有駁斥“這都是他們對我們幹的”這種毫無根據的指責。
這位主人的反應讓我產生了一種憂慮，久久揮之不去……我沒少揭露納粹恐怖的罪惡行徑，比很多人說得多，並且是出於自願，很少是奉命行事。我也試圖借這種揭露，以我自己的方式牢記極權主義統治下廣大民眾的軟弱、盲目與無助，就像揭露史達林主義在俄羅斯令人憎惡的行徑一樣。我希望自己是懷著一種理性、公平而仁慈的心態做這些事的。但我認為，如果永遠無法與眾多猶太朋友自由地討論這些事——這種討論是交流與理解的起點——我將非常沮喪。現在我明白了，在我漫長的寫作生涯中，我一直在努力尋求他人的共鳴、尋求他人的理解。
● 10月22日，普林斯頓
慶祝亞瑟·施萊辛格七十五周歲的生日晚宴在紐約舉行，到訪的賓客足有一百多位。宴會經過精心布置，滿是各界名流和嘈雜聲。我被安排在主人右側男賓首席，坐在傑基（·甘迺迪）·奧納西斯[Jackie （Kennedy） Onassis］和伊文捷琳·布魯斯[2]之間，這兩位我都樂意交談的（雖然原因不同）。可是十點半了，餐後甜點還沒有端上來，很顯然，接下來還會有大型節目上演。我想到明天晚上還要去華盛頓參加另一場晚宴，只得無奈地與兩位高貴的女士道別，逃離了宴會，事後感到有些失禮。
● 11月14日
過去的幾個星期一直很忙碌。布希政府瘋狂叫囂著“贏得了冷戰”，這令人感到失望，我在《紐約時報》上撰寫專欄文章對此表示抗議。文章引起很大反響，幾乎一片贊同之聲，只有理察·派普斯在《紐約時報》社論版上發文提出質疑，依據是我在署名“X”的文章里說過，我們要憑藉自己的實力對蘇聯的發展進程施加影響。（派普斯沒有注意到，就在他引用的文字之前還有足足五頁長的材料，這些材料論證了蘇聯政權弊端的根源以及未來的不確定性。他所引用的文字只是一個段落的簡評而已，旨在表明我們能夠影響和改變蘇聯的方式是憑藉我們的實力，而非通過軍事威脅或恐嚇。）
一周以後，我在《華盛頓郵報》的“觀點”欄目發表專欄文章……我設法（通過弗蘭克·威斯納[3]）讓國務院和柯林頓集團（通過托尼·雷克[4]）看到此文……
我把選票投給了柯林頓。這麼做並不是出於熱情，因為柯林頓對國內事務的某些主張我並不贊同，其他一些主張在我看來也不太有說服力。但是布希先生從一開始就沒給我留下什麼深刻印象，另外我覺得他和他的同僚與民眾接觸太少，尤其是跟聰明的年輕人接觸太少，布希集團已經筋疲力盡，缺乏積極而合理的方案。至於柯林頓政府將採取什麼樣的對外政策，我暫時還不得而知。
根據我的《生活隨筆》部分章節改編的戲劇，成為今晚聚會上唯一令人不愉快的事。聚會的主人——一個猶太人轉向我，不悅地小聲批評劇里與德國人有關的章節。我迷惑不解，回答說也許她應該通篇讀完再下定論，她沒有回答，轉身走了。我還是一頭的霧水，不知道她指的究竟是哪一部分。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當我在柏林第一次看到猶太人時，對他們身上的黃色標誌感到非常驚奇，她指的不可能是這部分；要不然就是因為我說我看到很多德國人也被同樣的場景震驚和迷惑了（事實的確如此）。至於其他部分：難道是我同情柏林廢墟中那幾個仍然相信仙女的德國小孩，這冒犯了她？如果是這樣，這件事就真的麻煩了，因為對孩子感到絕望，就是對文明喪失信心。再不然就是因為我對西方盟軍在漢堡大轟炸中奪去了七萬五千名來自各行各業的男女老少的生命表達了憤怒之情？她難道以為我不知道德國人也炸毀了大量城市，納粹軍人也屠殺了無數無辜的生靈嗎？但是我沒有解釋，也沒有駁斥“這都是他們對我們幹的”這種毫無根據的指責。
這位主人的反應讓我產生了一種憂慮，久久揮之不去……我沒少揭露納粹恐怖的罪惡行徑，比很多人說得多，並且是出於自願，很少是奉命行事。我也試圖借這種揭露，以我自己的方式牢記極權主義統治下廣大民眾的軟弱、盲目與無助，就像揭露史達林主義在俄羅斯令人憎惡的行徑一樣。我希望自己是懷著一種理性、公平而仁慈的心態做這些事的。但我認為，如果永遠無法與眾多猶太朋友自由地討論這些事——這種討論是交流與理解的起點——我將非常沮喪。現在我明白了，在我漫長的寫作生涯中，我一直在努力尋求他人的共鳴、尋求他人的理解。
● 10月22日，普林斯頓
慶祝亞瑟·施萊辛格七十五周歲的生日晚宴在紐約舉行，到訪的賓客足有一百多位。宴會經過精心布置，滿是各界名流和嘈雜聲。我被安排在主人右側男賓首席，坐在傑基（·甘迺迪）·奧納西斯[Jackie （Kennedy） Onassis］和伊文捷琳·布魯斯[2]之間，這兩位我都樂意交談的（雖然原因不同）。可是十點半了，餐後甜點還沒有端上來，很顯然，接下來還會有大型節目上演。我想到明天晚上還要去華盛頓參加另一場晚宴，只得無奈地與兩位高貴的女士道別，逃離了宴會，事後感到有些失禮。
● 11月14日
過去的幾個星期一直很忙碌。布希政府瘋狂叫囂著“贏得了冷戰”，這令人感到失望，我在《紐約時報》上撰寫專欄文章對此表示抗議。文章引起很大反響，幾乎一片贊同之聲，只有理察·派普斯在《紐約時報》社論版上發文提出質疑，依據是我在署名“X”的文章里說過，我們要憑藉自己的實力對蘇聯的發展進程施加影響。（派普斯沒有注意到，就在他引用的文字之前還有足足五頁長的材料，這些材料論證了蘇聯政權弊端的根源以及未來的不確定性。他所引用的文字只是一個段落的簡評而已，旨在表明我們能夠影響和改變蘇聯的方式是憑藉我們的實力，而非通過軍事威脅或恐嚇。）
一周以後，我在《華盛頓郵報》的“觀點”欄目發表專欄文章……我設法（通過弗蘭克·威斯納[3]）讓國務院和柯林頓集團（通過托尼·雷克[4]）看到此文……
我把選票投給了柯林頓。這麼做並不是出於熱情，因為柯林頓對國內事務的某些主張我並不贊同，其他一些主張在我看來也不太有說服力。但是布希先生從一開始就沒給我留下什麼深刻印象，另外我覺得他和他的同僚與民眾接觸太少，尤其是跟聰明的年輕人接觸太少，布希集團已經筋疲力盡，缺乏積極而合理的方案。至於柯林頓政府將採取什麼樣的對外政策，我暫時還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