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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整個事件的危急關頭，我都沒有就海灣危機發表任何公開的言論……但我必須反問自己，我是不是已經沒有能力預見這種風險，無法再做些什麼暫緩危機的到來了。
我再一次翻閱日記，發現在早些年，每當遇到類似的情況，我都會儘自己所能充分表達看法。早在1954年我就強調，把波斯灣的石油資源移交到當地酋長手中，然後幫他們建立獨立的酋長國，卻不向任何人承擔任何義務的做法是何等的愚蠢……
我的建議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1948年，美國在阿拉伯領導人一片持續的反對聲中，支持以色列獨立建國，我們這是在給自己製造麻煩，而且是一個根本無法找到和平途徑解決的麻煩。當時我作為政策規劃室負責人，就試圖提醒美國政府謹慎行事，結果卻收到副國務卿的暗示：美國是一個以國內政治為重的國家，當少數人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要優先考慮國家利益……最後，在冷戰的這些年間，我一直努力說服人們相信，大規模的現代化戰爭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
然而布希先生當前的決定表明，我的所有努力再一次被官方徹底忽略了，甚至在公眾中也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那麼，怎樣與如此令人震驚的現實達成妥協呢？我已經快八十七歲了，即使算不上國內最有威望的人，也稱得上最有威望的兩三人之一吧？人們尊重一個人，卻不尊重他的觀點和看法，這難道不是很奇怪、很可笑的嗎？這不就是說明這個人自身也有問題嗎？換句話說，難道沒有某種方式，讓公眾像尊重我個人一樣，來關注和尊重我的想法和觀點嗎？
● 2月6日
俄羅斯的局勢也一塌糊塗。那裡的未來充滿變數。在最樂觀的情況下，解決這些問題也要花上幾年時間，在此期間會發生什麼恐怕難以預料。
……當我被問及“您對俄羅斯的局勢有什麼看法”時，我的回答是：“如果能住在偏僻的鄉下該多好啊。”
● 2月3日
從個人角度來看，過去的兩周太難熬了：身體非常疲憊，健康狀況惡化，心悸更加頻繁地出現……我真的在迅速衰老……
我上個星期寫了一篇文章，刊發在今天的《華盛頓郵報》上，內容關於近期在波羅的海諸國發生的事件，以及傳統意義上的俄羅斯帝國，也就是後來的蘇聯面臨的其他問題。真心希望（非常非常希望）戈巴契夫先生能讀到我寫的這篇文章。我想敦促他，為了他自己和俄羅斯的利益，給予波羅的海國家獨立性，也滿足其他動盪不安的共和國一直以來對更大自治權的渴望，讓它們擺脫莫斯科的束縛。事實上，我寫這篇文章是出於一種責任，並沒期望它產生任何影響。即便這樣，這也算是一種努力吧。
● 2月12日，赴科帕奇島途中
對海灣危機宿命式的可怕而決絕的介入正在步入高潮，不可能有好結果。布希先生繼續將他的賭注和政治前途押在一場驚心動魄的軍事勝利上，全然不顧這場戰爭將給整個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觀念帶來何等恐怖的影響，進一步損害達成令各方滿意的和平之機會。
● 2月27日，普林斯頓
總統今晚宣布，如果伊拉克做出示好回應，那麼，從現在起約兩個小時內將暫停對其進行軍事打擊。不管怎麼說，我相信這標誌著一場輝煌而成功的軍事行動的結束，同時，這也是一場將我們的戰爭藝術推向新時代的戰爭。
現在，我們必須面對大量問題，設計出一套新的和平方案，來取代中東地區戰爭之前的既有方案，這會非常困難。就算有人來求我做這件事，我也沒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那些始作俑者必須給出應對方案。我只希望他們不要太在意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觀點，也不要在緩和事態的道路上走得太遠。這漫長的幾個星期以來，從電視上觀看海灣戰爭的進程，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對於阿拉伯人，我寧願得到他們的尊重而不是喜愛，尤其他們對我們的軍事實力和先進技術的尊重，因為他們對此似乎知之甚少。他們的友誼充其量建立在變幻無常和歇斯底里的基礎上。如果他們願意，就讓他們憎恨我們吧，只要他們能在國際事務中尊重我們就足夠了，正如這場戰爭教會他們的，如果政治力量力不能及，作為最威嚴的一種手段，就用軍事力量來達到這個目的。
● 9月4日
一種奇怪的心理狀態：說不清來由的憂慮，神經緊繃，對自己極其不滿，後悔年輕時對其他人麻木不仁，覺得自己不如意，對生活缺乏熱情。我猜這些想法都是衰老甚至死亡將近的標誌。我不在乎生死。一般來說，在這個年齡死去正合適。不過，我還是想先把書稿寫完，我感覺我每天都在努力把書寫完，是在跟死亡賽跑……我必須相信自己能夠完成這最後的任務，這就像約翰·多恩說的：“那樣的夜晚，又有誰能工作。”
[在華盛頓，凱南在國會圖書館舉辦的慶祝埃夫里爾·哈里曼誕辰一百周年晚宴上致辭。他還在聖奧爾本學校（St. Alban's School）發表演講，並接受了華盛頓總教區授予的第一屆和平獎。］● 11月15日，華盛頓最近兩個半月以來，因為忙著完成尚未命名的書稿[1]而忽略了記日記。書稿已於十天前送至紐約，交到了哈麗特·瓦瑟曼手裡。現在，她已經交給出版社[我相信，就在同一天，她把書稿交給了諾頓出版社的負責人唐納德·拉姆（Donald Lamm）］。他和同事一起審閱了書稿，據哈麗特說，他們斷言“這是他寫過的最重要的一本書”——我相信他們是出於善意才給出這樣的評斷，如果說我覺得自己過去的十九部作品都很重要，那麼這本書，無疑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更重——我猜“最重要”對於他們的含義，就是別人所說（我也很樂意相信）的最暢銷。
我再一次翻閱日記，發現在早些年，每當遇到類似的情況，我都會儘自己所能充分表達看法。早在1954年我就強調，把波斯灣的石油資源移交到當地酋長手中，然後幫他們建立獨立的酋長國，卻不向任何人承擔任何義務的做法是何等的愚蠢……
我的建議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1948年，美國在阿拉伯領導人一片持續的反對聲中，支持以色列獨立建國，我們這是在給自己製造麻煩，而且是一個根本無法找到和平途徑解決的麻煩。當時我作為政策規劃室負責人，就試圖提醒美國政府謹慎行事，結果卻收到副國務卿的暗示：美國是一個以國內政治為重的國家，當少數人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要優先考慮國家利益……最後，在冷戰的這些年間，我一直努力說服人們相信，大規模的現代化戰爭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
然而布希先生當前的決定表明，我的所有努力再一次被官方徹底忽略了，甚至在公眾中也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那麼，怎樣與如此令人震驚的現實達成妥協呢？我已經快八十七歲了，即使算不上國內最有威望的人，也稱得上最有威望的兩三人之一吧？人們尊重一個人，卻不尊重他的觀點和看法，這難道不是很奇怪、很可笑的嗎？這不就是說明這個人自身也有問題嗎？換句話說，難道沒有某種方式，讓公眾像尊重我個人一樣，來關注和尊重我的想法和觀點嗎？
● 2月6日
俄羅斯的局勢也一塌糊塗。那裡的未來充滿變數。在最樂觀的情況下，解決這些問題也要花上幾年時間，在此期間會發生什麼恐怕難以預料。
……當我被問及“您對俄羅斯的局勢有什麼看法”時，我的回答是：“如果能住在偏僻的鄉下該多好啊。”
● 2月3日
從個人角度來看，過去的兩周太難熬了：身體非常疲憊，健康狀況惡化，心悸更加頻繁地出現……我真的在迅速衰老……
我上個星期寫了一篇文章，刊發在今天的《華盛頓郵報》上，內容關於近期在波羅的海諸國發生的事件，以及傳統意義上的俄羅斯帝國，也就是後來的蘇聯面臨的其他問題。真心希望（非常非常希望）戈巴契夫先生能讀到我寫的這篇文章。我想敦促他，為了他自己和俄羅斯的利益，給予波羅的海國家獨立性，也滿足其他動盪不安的共和國一直以來對更大自治權的渴望，讓它們擺脫莫斯科的束縛。事實上，我寫這篇文章是出於一種責任，並沒期望它產生任何影響。即便這樣，這也算是一種努力吧。
● 2月12日，赴科帕奇島途中
對海灣危機宿命式的可怕而決絕的介入正在步入高潮，不可能有好結果。布希先生繼續將他的賭注和政治前途押在一場驚心動魄的軍事勝利上，全然不顧這場戰爭將給整個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觀念帶來何等恐怖的影響，進一步損害達成令各方滿意的和平之機會。
● 2月27日，普林斯頓
總統今晚宣布，如果伊拉克做出示好回應，那麼，從現在起約兩個小時內將暫停對其進行軍事打擊。不管怎麼說，我相信這標誌著一場輝煌而成功的軍事行動的結束，同時，這也是一場將我們的戰爭藝術推向新時代的戰爭。
現在，我們必須面對大量問題，設計出一套新的和平方案，來取代中東地區戰爭之前的既有方案，這會非常困難。就算有人來求我做這件事，我也沒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那些始作俑者必須給出應對方案。我只希望他們不要太在意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觀點，也不要在緩和事態的道路上走得太遠。這漫長的幾個星期以來，從電視上觀看海灣戰爭的進程，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對於阿拉伯人，我寧願得到他們的尊重而不是喜愛，尤其他們對我們的軍事實力和先進技術的尊重，因為他們對此似乎知之甚少。他們的友誼充其量建立在變幻無常和歇斯底里的基礎上。如果他們願意，就讓他們憎恨我們吧，只要他們能在國際事務中尊重我們就足夠了，正如這場戰爭教會他們的，如果政治力量力不能及，作為最威嚴的一種手段，就用軍事力量來達到這個目的。
● 9月4日
一種奇怪的心理狀態：說不清來由的憂慮，神經緊繃，對自己極其不滿，後悔年輕時對其他人麻木不仁，覺得自己不如意，對生活缺乏熱情。我猜這些想法都是衰老甚至死亡將近的標誌。我不在乎生死。一般來說，在這個年齡死去正合適。不過，我還是想先把書稿寫完，我感覺我每天都在努力把書寫完，是在跟死亡賽跑……我必須相信自己能夠完成這最後的任務，這就像約翰·多恩說的：“那樣的夜晚，又有誰能工作。”
[在華盛頓，凱南在國會圖書館舉辦的慶祝埃夫里爾·哈里曼誕辰一百周年晚宴上致辭。他還在聖奧爾本學校（St. Alban's School）發表演講，並接受了華盛頓總教區授予的第一屆和平獎。］● 11月15日，華盛頓最近兩個半月以來，因為忙著完成尚未命名的書稿[1]而忽略了記日記。書稿已於十天前送至紐約，交到了哈麗特·瓦瑟曼手裡。現在，她已經交給出版社[我相信，就在同一天，她把書稿交給了諾頓出版社的負責人唐納德·拉姆（Donald Lamm）］。他和同事一起審閱了書稿，據哈麗特說，他們斷言“這是他寫過的最重要的一本書”——我相信他們是出於善意才給出這樣的評斷，如果說我覺得自己過去的十九部作品都很重要，那麼這本書，無疑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更重——我猜“最重要”對於他們的含義，就是別人所說（我也很樂意相信）的最暢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