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頁
[35] 威廉·肖恩曾任《紐約客》雜誌編輯。
[36] 麥可·杜卡基斯（Mi插el Dukakis）是麻薩諸塞州州長，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德克薩斯州參議員勞埃德·班特森（Lloyd Bentsen）是副總統候選人。
[37] 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38] 凱南後來指出，這篇日記“很可能是在飛機上寫的，時間可能是1988年8月”。
[39] 根據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命名的“湯因比獎”，獎勵在歷史研究領域推動社會科學進步的人物。
[40] 安德烈·葛羅米柯是戰時蘇聯駐美國大使，長期擔任蘇聯外交部長，著有《回憶錄》（Memoirs，1989）。
[41] 1987年12月的華盛頓峰會上，里根和戈巴契夫簽訂了《中程飛彈條約》（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銷毀部署在歐洲的中程核飛彈。1985年在日內瓦、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兩國領導人都曾就該條約舉行會晤。
[42] 蘇聯人在東歐部署中程飛彈時，美國還沒有部署這樣的飛彈，里根提出了“雙零點方案”（zero-zero）。如果華盛頓秉持該方案的主張，那麼莫斯科必須拆除現存的飛彈。令人驚訝的是，戈巴契夫接受了條件。
[43] 《生活隨筆》（Sketches from a Life），1989年。
[44]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喬治·凱南：冷戰之父的一生》，第672頁。
[45] 里夏德·馮·魏茨澤克（Ri插rd von Weizsacker），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統。
[46] 凱南獲得自由勳章。
[47] 凱南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提醒考慮德國重新統一是不成熟的。
[48] 伊莉莎白·斯特納德（Elizabeth Stenard），凱南的秘書兼助手。
[49] 托瑪斯·沃森（Thomas Watson）1979年—1981年任美國駐蘇聯大使，亞瑟·哈特曼是1981年—1987年駐蘇大使，馬爾科姆·圖恩（Malcolm Toon）是1976年—1979年的駐蘇大使。
[50] 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A. Baker），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
[51] 鮑里斯·貝克爾（Boris Becker）、斯特芬·埃德伯格（Stefan Edberg）、約翰·麥克恩羅（John McEnroe）。
[52] 比爾·萊利和蘿拉·萊利是凱南夫婦的朋友，經常在緬因州諾斯黑文（North Haven）的家或者佛羅里達的科帕奇島宴請他們。凱南寫下這首詩歌和類似的詩句，是有感於在客舍牆壁上所見的奧杜邦動物貼畫。
[53] 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因為呼籲南非種族平等和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統治而被白人政府判刑入獄。
[54] 戈巴契夫確實擁抱了凱南。
[55] 在蘇軍占領區也就是後來的東德，社會民主黨被迫與德國共產黨合併成德國統一社會黨。1989年東歐劇變以後，東德的社會民主黨重新回到獨立政黨狀態，兩德統一後與西德社會民主黨合併。——譯者注[56] 布希政府推動聯合國通過了草案，要求薩達姆·海珊的伊拉克武裝力量撤離自8月起占領的科威特領土。
第十章
世紀之末（1991年—2004年）
1991年
凱南依然對自己的成就引以為傲，甚至當他因自身影響力有限而絕望的時候也是如此。他批評說對伊戰爭不僅毫無必要，還侵占了恢復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和財政亟需的資源和精力。儘管如此，美國軍事實力的展現還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與人們所期望的恰恰相反，對蘇聯的解體，凱南幾乎完全保持了沉默。
● 1月15日，普林斯頓
今天是1月15日，也是聯合國對伊拉克最後通牒屆滿的日子，布希先生接受全權委託，有權在他認為適宜的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發動戰爭。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布希先生將會在未來幾小時或者幾天內的某個時刻，將我們帶入一場毫無必要的冒險當中，我們的精力和資源必然會被占用好幾個月——如果不是幾年的話。而我們看不到甚至也無法想像這樣的戰爭到最後能有好結果。
冷戰真正結束不過一年多時間，我們就以戰爭終結了本應大加利用的發展休整期，我們本該借這個機會恢復幾近枯竭的財政和瀕臨崩潰的經濟。
人們可能想知道，究竟有沒有比當下美國社會潛意識裡普遍存在的絕望情緒更嚴重、更不可思議的錯誤。這個答案超級簡單。大多數美國公眾已經喪失了本能的衝動。在這種情況下，國會也喪失了本能的衝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在讓人壓抑的整個事件中，唯一的亮點就是國會表現出的崇高品質，他們對發動戰爭提出質疑，他們權衡利弊，並莊重嚴肅地集中討論了是否應該賦予總統發動並推進戰爭的權力）。不，這種匪夷所思的衝動只反映了總統個人不可一世的心態。在我看來，這是兩種因素的結果：其一，我們不幸地捲入了部分地區（現在被稱為中東，其實這是一個地理概念的誤用）的麻煩當中，這些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逐漸形成的；其二，認為美國的武力足以解決任何國際問題，足以為任何一位運用它的總統的政治聲譽做擔保，這種信念已經通過錯誤的冷戰觀念深深根植於美國人心中，隨後又被裡根政府大大強化。
[36] 麥可·杜卡基斯（Mi插el Dukakis）是麻薩諸塞州州長，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德克薩斯州參議員勞埃德·班特森（Lloyd Bentsen）是副總統候選人。
[37] 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38] 凱南後來指出，這篇日記“很可能是在飛機上寫的，時間可能是1988年8月”。
[39] 根據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命名的“湯因比獎”，獎勵在歷史研究領域推動社會科學進步的人物。
[40] 安德烈·葛羅米柯是戰時蘇聯駐美國大使，長期擔任蘇聯外交部長，著有《回憶錄》（Memoirs，1989）。
[41] 1987年12月的華盛頓峰會上，里根和戈巴契夫簽訂了《中程飛彈條約》（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銷毀部署在歐洲的中程核飛彈。1985年在日內瓦、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兩國領導人都曾就該條約舉行會晤。
[42] 蘇聯人在東歐部署中程飛彈時，美國還沒有部署這樣的飛彈，里根提出了“雙零點方案”（zero-zero）。如果華盛頓秉持該方案的主張，那麼莫斯科必須拆除現存的飛彈。令人驚訝的是，戈巴契夫接受了條件。
[43] 《生活隨筆》（Sketches from a Life），1989年。
[44]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喬治·凱南：冷戰之父的一生》，第672頁。
[45] 里夏德·馮·魏茨澤克（Ri插rd von Weizsacker），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統。
[46] 凱南獲得自由勳章。
[47] 凱南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提醒考慮德國重新統一是不成熟的。
[48] 伊莉莎白·斯特納德（Elizabeth Stenard），凱南的秘書兼助手。
[49] 托瑪斯·沃森（Thomas Watson）1979年—1981年任美國駐蘇聯大使，亞瑟·哈特曼是1981年—1987年駐蘇大使，馬爾科姆·圖恩（Malcolm Toon）是1976年—1979年的駐蘇大使。
[50] 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A. Baker），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
[51] 鮑里斯·貝克爾（Boris Becker）、斯特芬·埃德伯格（Stefan Edberg）、約翰·麥克恩羅（John McEnroe）。
[52] 比爾·萊利和蘿拉·萊利是凱南夫婦的朋友，經常在緬因州諾斯黑文（North Haven）的家或者佛羅里達的科帕奇島宴請他們。凱南寫下這首詩歌和類似的詩句，是有感於在客舍牆壁上所見的奧杜邦動物貼畫。
[53] 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因為呼籲南非種族平等和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統治而被白人政府判刑入獄。
[54] 戈巴契夫確實擁抱了凱南。
[55] 在蘇軍占領區也就是後來的東德，社會民主黨被迫與德國共產黨合併成德國統一社會黨。1989年東歐劇變以後，東德的社會民主黨重新回到獨立政黨狀態，兩德統一後與西德社會民主黨合併。——譯者注[56] 布希政府推動聯合國通過了草案，要求薩達姆·海珊的伊拉克武裝力量撤離自8月起占領的科威特領土。
第十章
世紀之末（1991年—2004年）
1991年
凱南依然對自己的成就引以為傲，甚至當他因自身影響力有限而絕望的時候也是如此。他批評說對伊戰爭不僅毫無必要，還侵占了恢復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和財政亟需的資源和精力。儘管如此，美國軍事實力的展現還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與人們所期望的恰恰相反，對蘇聯的解體，凱南幾乎完全保持了沉默。
● 1月15日，普林斯頓
今天是1月15日，也是聯合國對伊拉克最後通牒屆滿的日子，布希先生接受全權委託，有權在他認為適宜的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發動戰爭。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布希先生將會在未來幾小時或者幾天內的某個時刻，將我們帶入一場毫無必要的冒險當中，我們的精力和資源必然會被占用好幾個月——如果不是幾年的話。而我們看不到甚至也無法想像這樣的戰爭到最後能有好結果。
冷戰真正結束不過一年多時間，我們就以戰爭終結了本應大加利用的發展休整期，我們本該借這個機會恢復幾近枯竭的財政和瀕臨崩潰的經濟。
人們可能想知道，究竟有沒有比當下美國社會潛意識裡普遍存在的絕望情緒更嚴重、更不可思議的錯誤。這個答案超級簡單。大多數美國公眾已經喪失了本能的衝動。在這種情況下，國會也喪失了本能的衝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在讓人壓抑的整個事件中，唯一的亮點就是國會表現出的崇高品質，他們對發動戰爭提出質疑，他們權衡利弊，並莊重嚴肅地集中討論了是否應該賦予總統發動並推進戰爭的權力）。不，這種匪夷所思的衝動只反映了總統個人不可一世的心態。在我看來，這是兩種因素的結果：其一，我們不幸地捲入了部分地區（現在被稱為中東，其實這是一個地理概念的誤用）的麻煩當中，這些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逐漸形成的；其二，認為美國的武力足以解決任何國際問題，足以為任何一位運用它的總統的政治聲譽做擔保，這種信念已經通過錯誤的冷戰觀念深深根植於美國人心中，隨後又被裡根政府大大強化。